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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精神是客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灵魂，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客家人的胸怀境界、意志品格和价值追求产生过重要影响。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笔者把客家先贤杨时精神概括为“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并从中来解读杨时精神对客家精神的影响。
  一、杨时精神
  杨时（1053—1135），福建将乐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把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濂学和洛学，从北方引进到福建和我国南方，不仅为闽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开湖湘学、婺学等学派的先河，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向被尊“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是一位学术地位崇高的客家先贤，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杨时是一位正面历史人物，他兼具理学、经济（“经邦济世”）、气节、文章四长。杨时精神概括为“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
  （一）“诚学穷理”
  所谓“诚学穷理”，是指杨时“笃钟理学”，学道悟道，孜孜以求，心无旁鹜，潜心钻研，矢志不移的恒心和毅力。它是推动杨时一生不断进取、道德自觉、完善人格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它是杨时倡道东南并成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的根本途径。
  “诚学穷理”首先表现为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从弱冠时起，杨时就以道学自任，先后往颍昌、洛阳求学于程颢、程颐。努力向学，终生不逾，终成正果，取得了“倡道东南”的功绩。杨时成了继承、传播和发展二程理学的主将，为其三传弟子朱熹创立的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正因为有杨时的诚意求道，倡道东南，经罗从彦、李侗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后来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闽学。北方的二程洛学终于在南方长成参天大树，结出闽学这一硕果。其次，“诚学穷理”是杨时求道的要诀。他在学习二程洛学和传道东南的过程中，在“穷理”上下功夫，坚持学中悟，悟中传，如此循环往复，以至越学越悟越传，对洛学的研究越深，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洛学。
  再次，“诚学”所讲的“诚”，既是杨时一生追求的道德目标，又是杨时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杨时非常推崇《中庸》，对其中的“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夫诚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杨时把天之道和性之德结合起来。他在《礼记解义》中说：“自诚而明，天之道也，故谓之性。自明而成，人之道也，故谓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归则无二致也。故曰诚则明，明则诚也。”人要从“诚之”方面下工夫，安于事，行于果，那样就可以由明而诚，并最终上达天德。
  杨时完善人格、崇尚德行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全社会。杨时所倡导的“反身而诚”，注重从人的内心去寻求的思想对后来的朱熹，特别是明代的阳明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诚”把天人联系在一起，由而推导引申到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这对提高当今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形成完美人格乃有启迪意义。
  （二）“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是指杨时尊重老师、敬畏学术的优秀品格和兴教立学、教书育人的的远大志向。“尊师重教”是“诚学穷理”之果。“程门立雪”这一千古佳话为后人树立了尊师重道的典范。杨时“笃钟理学”→“程氏正宗”→“倡道东南”→“闽学鼻祖”，展示出一条能启示后人奋进追求的励志求学之路。“程门立雪”启迪着一代代的莘莘学子，勤学好问，笃志求道，学以修身，学以致用。“程门立雪”，它是客家先民崇文重教的闪光点，也是客家后人弘扬客家精神的一盏明灯。
  受杨时的影响，其得意门生罗从彦从家乡剑浦县（今延平区）徒步千里赴浙江萧山，向老师请教，还不惜变卖家产，到洛阳向程颐问学。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感恩尽礼，将客死他乡的师尊罗从彦归葬于故乡。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进士及弟后，从崇安徒步到延平向李侗问学，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穷研圣学，终成大器。杨时一生勤奋研习，深究学问，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作为学连洛闽的宗师，杨时正是通过兴教立学来倡道东南的。程颢程颐的“吾道南矣”最终通过杨时的兴教立学得到实现。
  （三）“爱国怀乡”
  爱国怀乡是指杨时对祖国、对家乡具有深厚的感情并乐于为之奉献的崇高情怀。杨时为官居高位，则谋国计民生。北宋未年，内忧外患，朝廷对外屈辱妥协。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政治态度最为鲜明之处，是杨时“仁”和“义”的具体表现。杨时晚年入朝为官，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他多次上疏朝廷，仅靖康元年，他向宋钦宗连上七疏，力排靖康和议，反对投降，提出一系列克敌制胜之策，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所陈均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杨时在上疏中议论褒贬，无所顾避，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
  杨时在他乡则魂牵家园，处平凡则求敦亲睦邻，只要力所能及，都愿意造福桑梓。杨时告老还乡时，宋高宗按惯例赐官绢200匹、白银三百两，以颐养天年。但杨时却推辞说：“乞恩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充分反映了杨时爱国爱乡的拳拳之心和博大的情怀。北宋靖康元年三月，杨时临危受命，用和平的方式平息了京师的大学潮，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崇高的气节操守。他这种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困难当头敢于担当的精神。
  （四）“清廉为民”
  清廉为民，指杨时清正廉明、安贫乐道的优秀品格和恤民、爱民、为民的仁政观。杨时面对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以及“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人生邪僻”的道德危机，不是做旁观者，而是积宣扬儒家传统的理论思想和道德观念。他身体力行，明德修身，践履崇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飘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此日不再得·示同学》）。这正是他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明的真实写照。杨时自24岁登第进士后步入仕途，历任30多个官职，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正因为杨时注重清正廉洁，具有伟岸正直的美德，所以他才敢于抗佞排奸，与邪恶势力作斗争。
  杨时坚持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所到之处皆有惠政。《宋史·杨时传》：“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这是杨时推崇中庸思想，实施“仁政”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他提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宽者得众”，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
  总之，杨时精神是一个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诚学穷理”体现杨时可贵的学术个性和探求精神，居核心地位；“尊师重教”体现杨时的教育理念，是杨时文化精神的标识；“爱国怀乡”体现杨时崇高的情怀；“清廉为民”体现杨时高尚的人格和为政态度。杨时精承接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思想道德的优良传统，整体上共同发挥文化、思想、精神的包容、引领、激励、提升的功能。
  二、杨时精神对客家精神的影响
  （一）理学南传是杨时对客家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贡献
  中原汉民从中原南迁而来，与当地原住民长期融合，并以人数、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既有中原文化传承，又有当地文化渗透的别具特色的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客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杨时倡道东南，洛学入闽，把纯正的二程之学传播到客家地区并逐步扩大，不仅开创了闽学，还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特别对客家精神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理学南传方面，杨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长达47年。杨时首创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十年之久，还先后在福建、浙江、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讲学，弟子千余人，其中客家人居多，并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客家学者，著名的有罗从彦、陈渊、萧凯、胡宏、胡寅、李郁、张九龄、吕本中等弟子，成为南宋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众多的客家学者接受理学，传承理学，可见杨时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王孙蕃《杨龟山集》原序载：“有宋名儒继出，几以百数，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中国名人大辞典》载：“朱熹、张栻之学，其源皆出于时”。
  特别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他是中国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四书集注》被元、明、清三朝定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他的哲学观点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长达600多年，迄今仍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理学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时，自然离不开探讨杨时对客家思想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杨时尊师重教精神对客家文化教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杨时的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为教书育人。杨时把传先圣之道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倾力著述，以书传世。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主张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杨时倡道东南，在福建的成果最为显著。一方面，杨时传扬了洛学，给福建带来了崭新的思想；另一方面，杨时本人也进行了很多思考，其研究学问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了罗从彦、李侗、朱熹，这正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成为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可以说，没有杨时的东南传道和思想解放，便没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可能性。从杨时到朱熹，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客家耕读兴家的祖训不断弘扬。时至今日，将乐农村客家人的大厅内正中设“天地君亲师”神位，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将乐客家人尊师重教，还可以从古迹、节令、民谚等多方面得到真实的反映。将乐有一个独特的节令，农历三月初三，“光斋节”（俗称“三月三”）。学生家中备酒菜请老师。各宗族的族田中单列出一项“学田”，用于奖励宗族子孙读书上进。民间谚语有：“三代不读书，不如一条猪”“田要添泥，人要添才”“修漏乘晴天，学书要少年”“若要求学问，老师必须敬”“穷秀才写出好文章”“子不教父之过”“作田不好荒一年，教子不好害一生”“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等等。
  因为重教，从宋至清末，三明全区有书院99所，而私塾、义塾更是城乡比比皆是。三明市境内历史上中进士总人数达720名，其中客家人苦读成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沙县罗从彥“鬻田求学”的典故亦在沙县成为美谈。李侗24岁时，始学于罗从彦，他一生不求功名利禄，一心追求儒学真谛，从彦称曰：“愿中求道甚锐，趋向在抵近正。”尽得其所传。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其苦学成才的感言。见证了客家人的崇文重教。
  客家人的重教精神，除了体现在客家名人自身从小刻苦读书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自我以外教育的重视，并竭尽全力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促使更多的客家子弟成才。如明人张显宗，宁化人。洪武二十四年进士，同年“特赐状元”。他任国子监祭酒后整顿学风，健全制度，在任内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清代宁化人伊秉绶在惠州为官，特别重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主持重修“东坡故居”，创建“丰湖书院”，奖掖后学，成就人才。
  （三）杨时精神对客家人爱国主义情怀的影响同样突出
  客家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许多客家历史名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种爱国情怀一方面表现在反抗外族侵略、浴血奋斗牺牲方面。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均为杨时作“画像赞”。李纲称赞杨时：“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民族英雄文天祥、理宗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长驱东下，文于家乡起兵抗元。后兵败被俘，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尚品格，留芳千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客家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则突出地表现为客家“强颈“精神。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的红土地，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剑英、刘少奇等不一而足。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县造著《客家与中国革命》：“自强好斗，没有客家人，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史。”客家男人，不论出外谋生、立业，或从政、从军、从商，都是敢作敢为，拼搏进取的。
  客家人的爱国情怀还突出地表现怀乡爱民方面。邹应龙，嘉定十四年奔母丧返归泰宁县，正遇家乡大水，当即散家财赈济灾民。海外客家赤子，他们身居异邦，心怀乡国。梅州市客家侨批见证华侨发展史和爱乡爱国壮举。梅州市现收集保存的侨批档案共22748件（不含散存在民间部分）。这些侨批涵盖了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各个时期。梅州是全球客家人最大的聚集地和衍播海外的出发地，现有300多万华侨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梅州四成左右的人口依赖“侨批”带回的款物为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的客家后裔和港澳台客属同胞，纷纷在故乡投资建厂，为振兴故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经常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乡情怀。
  （四）杨时是清正廉明、恤民爱民的楷模
  杨时还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李延平集·卷三》）。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延平四贤”都向往“平淡”生活，安平乐道。
  杨时注重清操直节，强调“接物应事，唯直而已。”他从政期间，敢于直言朝政弊端，抨击童贯、蔡京等重权大臣祸国殃民的罪行，充分表现了伟岸正直、一身正气的美德。杨时一生清贫乐道，清正廉明。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杨时其优秀的品质，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人。注意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反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刻苦勤俭。在这方面，广大山区的客家妇女表现得特别突出。客家女人是公认的贤良淑德的典范。到田间地头看一下，很多女人身上背着小孩，在烈日下劳作。男人在外求学求功名，女人，永远在家里毫无怨言地支撑着一个家，苦苦等待。她们艰苦卓绝、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精神，历来为中外人士所赞扬。她们有力地促进了客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说：“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最值得赞赏的当推客家妇女了。”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朴实、坚毅顽强、自力自强、聪明进取等优秀品质与精神，更完整充分典型地塑造出客家人的形象和精神风貌。
  爱国爱乡、崇文重教、刚毅聪慧、勤劳朴素、开拓创业。这些都是客家精神的具体表现。宋至清代客家精神的逐步形成，与杨时的大力弘扬，特别是以身示范是分不开的。杨时对客家精神的影响至今仍存。我们研究客家精神，不能不研究杨时。客家精神的形成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渊源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断的推陈纳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为中华族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客家文化研究中，亟待提出一个标准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客家精神，准确地表达与概括，便于大家学习、宣传与弘扬。凝炼杨时精神，既是对优良传统的回顾和总结，更是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寻求具有自己特色的、用之不谒的精神动力。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深刻领会客家精神的内涵和意义，更要把握时代特点，顺应时代潮流，赋予时代内涵，努力弘扬客家精神，使之真正在人们的思想和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