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依照上述“直接目的即在本乡”、“沾溉本乡特甚”两条标准，朱子的乡绅活动最值得说的是两方面：一在风教，以礼教为主；一在民生，以社仓法为著。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朱子以道为求，志在天下，即使地方活动，也不意味着视界囿于一乡一地，别无鸿猷。福建乃至外省，许多地方的方志皆称“朱子过化”，正可理解为朱子遗泽此地，但不限此地，此地特为朱子深造圣域之偶寄耳。可以这么说，我们所定义的朱子“乡绅”之举，要么是求大道之落地为实用，要么是以家乡为经世事务之试验场；用逻辑术语表示，前者是朱子道学“演绎”开展的过程，后者是朱子道学“归纳”开展的过程。这是大哲人异于地方性士人之处。
  第一，在乡里示范、提倡礼。朱子居乡间，既不同于豪强之绅，傲慢甚至霸陵乡党，也不同于纯隐逸之士，不与乡党往来。《论语》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朱子对乡党是否也低声下气，不得而知，但孔子对乡党的那份恭敬，朱子绝对遵照而行。黄榦《行状》说朱子：“宾客往来，无不延遇，乘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至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缺。”短短几句话，很好地刻画出了朱子的长者风范。看得出来，朱子乐于交往乡人，而交往的精神核心是自己的“仁民”哲学与“持敬”哲学，不是专爱、敬于有财有势者，而是及于每个微细之人。来看看他的着装细节。朱子《休致后客位咨目》说道，他很赞赏北宋京都致仕官与人相接，以穿闲居野服（又称便服）为礼。他早年乡居觉得自己不是“老大野逸”，尚不敢穿野服，接待访客大抵仍穿正式的官服，而一旦致仕，加上病痛致使行动不便，便马上穿起闲适的野服来。他的深意是，野服质朴无华，更能融入平民环境，——此即“仁民”之意。同时，野服上衣下裳，有大带，束带足以成礼，不至于像“凉衫”之类过于随便，——此即“持敬”之意。知俗而不忘劝俗，即使穿着小事，朱子也如此留心，这就是他自己说的，“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其美如此，亦补助风教之一端也。”
  说起当时的庶民之礼，最容易想到的是朱子制《家礼》和增损《吕氏乡约》，一家礼，一乡礼，覆盖了平民百姓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如上引黄榦述朱子乡居，重点内容便是《吕氏乡约》中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两条。《家礼》《增损吕氏乡约》均成书于第一乡绅期的淳熙三年（47岁）前后[4]，它们与第四乡绅期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家—乡礼部分根本不同，后者是士大夫之礼。淳熙二年，朱子致信吕祖谦，谈他的写作计划：“熹……又欲修《吕氏乡约》《乡仪》，及约冠婚丧祭之仪，削去书过、刑罚之类，为贫富可通行者。”（《朱子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书三十九）贫富可通行，关键是贫者可行。
  《家礼》《吕氏乡约》出，影响极大。可惜的是，这种大影响发生在朱子身后的明清时期。《家礼》书成后随即失窃，朱子既殁，其书始出。对于《吕氏乡约》，朱子明确对张栻说过其难以实行：“乡约之书，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实恐亦难行如所喻也。”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吕氏乡约的应用完全不成气候。南宋试行吕氏乡约，人们只知朱子门下有几例：胡泳（沧洲精舍生徒），行乡约于家乡南康军建昌（约1215）；程永奇（1151—1221，沧洲精舍生徒），行乡约、朱子家礼于家乡徽州休宁；潘柄（武夷精舍生徒[4]），行吕氏乡约于家乡福州怀安；阳枋（1187—1267，朱子再传），行吕氏乡约于合州巴川（1243）、渝州（1257）。[6]纵是如此，反而提示我们，尽管吕氏乡约难行，朱子平时一定向一干门人认真推介过它，导致上述朱门弟子独有的现象。朱子与弟子既如此，与乡人交往时，只要有机会，也难免主动向他们灌输《家礼》《增损吕氏乡约》中的一些节目，而非仅仅让它们停留在纸面，更何况它们乃特为平民设计。由于朱子处在从贵族之礼向庶民之礼的准备阶段，该礼的每一步施行，例如立家庙、建乡约组织，都有可能严重冲撞原有制度和秩序。朱子生前未能在一乡一里落实《家礼》《乡约》，自是因缘不到。他晚年理论成熟，声望巨大，算是有了较好的推行条件，无奈陷入党锢，更不敢在制度改作层面轻举妄动。他制订文件并予以一定限度的宣传，并（以士的身份）躬亲示范，余下的只能留给他人去做。
  第二，行社仓法。朱子最有名的乡绅活动，非五夫社仓莫属。此“先儒经济盛迹”，其设计精巧实用，类似今之农民小额低息贷款，[7]朱子生前便得到全国推广，泽被亿万。黄榦《行状》介绍：“先生所居之乡，每岁春夏之交，豪户闭粜牟利，细民发廪强夺，动相贼杀，几至挻变。先生尝帅乡人置社仓以赈贷之，米价不登，人得安乐。”朱子在五夫创社仓，同样是在第一乡绅期，后续经营则终其一生，仓米的赈贷对象主要就是五夫所在的开耀乡的平民。14年后，他回顾：“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辛丑延和奏劄四》）30年后，他总结：“始予居建之崇安，偿以民饥饿，……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常州宜兴县社仓记》）
  五夫社仓缘起于乾道三年（38岁）夏天的崇安大水，以迪功郎、监南岳庙身份居乡的朱子，当时即奉建宁府檄，行视水灾。次年春夏之交，果然发生饥荒。据朱子《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他与“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如愚临危受命，两位乡绅在崇安知县委托下主持赈济。他们原计划劝当地豪民发粟，后转而从建宁府常平仓请粟。当年冬天，百姓主动还粟于官，而官府准许留粟于里中，以备将来。乾道五年夏，二人改救急性质的赈济法为常年可行的赈贷法，贷米年收息2分（20%），此法、此率借鉴自王安石的青苗法，[8]其利率相比当时的高利贷，已经很低。至此，“朱子社仓”的内核——贷米收息，持续运转——已具备。乾道七年，考虑到粟米分贮民家不方面，二人又借鉴隋唐社仓法（设于州县城），在里中建成仓库，统一粟米的存贷。当时工程的会计、董工人员是“贡士刘复、刘得舆、里人刘瑞”，注意这里有个没有功名的平民“刘瑞”。至此，官帮而民办的“五夫社仓”完成全部制度设计。此后，刘如愚出仕，与迪功郎朱子一同运营社仓的是刘家一批较年轻的士绅：贡士刘复、刘得舆、将仕郎刘琦、右修职郎刘玶。社仓运营十分成功，至14年后的淳熙八年（52岁），息米越积越多，仓库扩大了，来自官府的最初贷本也归还了，时在南康军知军任上的朱子照会建宁府，决定社仓从此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3升（3%）（《辛丑延和奏劄四》）。朱子之意，无非是以利归民，更大程度地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语）。
  五夫社仓能够成功，与主持者的高素质是分不开的。淳熙二年吕祖谦来五夫参观社仓之政，就表示：“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诸公之贤不易遭也。吾将归而嘱诸乡人士友，相与纠合而经营之，使闾里有赈蓄之储，而公家无龠合之费。”（朱子《婺州金华县社仓记》）社仓是民间慈善性质，管理者不从中牟利，朱子、刘氏等乡大夫全靠自觉的清廉与一片仁爱之心从事之，此正可见其不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