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短暂宦游外地，长期赋闲在乡，为朱子带来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有大量精力用于著述和讲学，而非处理公务和应酬。今日之有“朱学”或曰“闽学”，那些系统的理论、精深的思辨，便主要得益于此。王子之学简易，而朱子之学博大，此学问形态之殊，与二人生活模式之迥异（阳明生前军政繁忙），绝有关系。或许可以说，朱子之为朱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了他的乡居模式。
  当然，朱子的僻处武夷，称乡居也好，山居也好，多半是他自己“求仁得仁”而来。他总是在辞官，迫不得已才出山上任；一旦为官，则不计上司、同僚喜好，但求尽己之心，大不了“归去来兮”。进则为官，退则为绅，于朱子，时人常称其“难进而易退”。朱子的奏表、书信中有大量这方面内容，学者所熟知，不必赘述。
  朱子初仕同安归来（28岁）后的乡居岁月，构成四个区间，各区间之间以几次短暂的外任为界。现在我们依次称之为第一乡绅期、第二乡绅期、第三乡绅期、第四乡绅期。四大乡绅期各所成就，描画出朱子道学的成长轨迹。现就朱子著述、讲学活动中的标志成果。
  显而易见，朱子的思想体系基本是在乡绅期完成的，尤其是长达二十多年的第一乡绅期，已经奠定了朱子思想的规模（即北宋六子之学与四书之学）。后三期是朱子对前期思考不断予以润色提升的过程。不过也没忘记拓展新领域，如第二期对蒙学的热情、第四期对礼学的关心，隐约存在一个从个体维度向社会维度的转向。朱子固然精力旺盛、毅力过人，可如果没有集中的专注期，他的这些学术成果一定要打折扣。总的规律是，进入乡绅期，朱子的著述讲学便爆发；进入仕宦期，便收敛，精力转向政治，经世类活动及文字相应增多（内容从略）。因为出仕，朱子的学术活动数次被打断，呈现有趣的阶段性特征，酷似今日大学教授被调去做管理，后又当回教授。朱子把出处进退看得重于生命，是他主动选择了大段大段的山居时光，专意于“教学科研”工作。相伴而生的，是拥有了武夷山水之乐，其《九曲棹歌》《精舍杂咏十二首》《云谷二十六咏》等诗，都创作于居闽的乡绅期。其《云谷记》曰：“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风，亦足以乐而忘死矣。”（《朱子文集》卷七十七）是夫子自道其山水田园之志。朱子在世的生命轨迹，或者通俗地讲，他本人的时间安排，直接决定了千年朱子学的基本样态。
  朱子之著述与讲学，意在天下万世，尚非典型的乡绅活动。典型的乡绅活动有其特点：要么直接目的即在本乡，要么沾溉本乡特甚。以书院为例，朱子在崇安、建阳创立四所书院，而本地就学人员的比例并未格外高。民国《崇安县新志·儒林传》载崇安籍朱子门人，只有翁易（黄柏里人）、吴楫之子（吴屯里人）、祝穆（曾祖确歙人）、祝洙（五夫里人）、詹体仁（崇安人，徙居浦城）、江默（丰阳里人）、熊以宁（丰阳里人）、欧阳光祖（节和里人）、丁尧[3]（上梅里人）9人。哪怕把“乡绅”之“乡”的范围放宽到福建一整路，据陈荣捷《朱子门人》一书的统计，福建门人的比例也只有164/467≈35％。便拿今日各省诸多大学的生源分布情况来比较，朱子的书院，特别是规模较大、延续较久的武夷精舍、竹林精舍，仍然称得上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学府。两宋福建文教繁荣，士子如林，考取进士数量居全国第一，参考这个大背景，35％这个比例更不见其高。换言之，在接纳生徒问题上，朱子并未给同乡特殊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