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吾道南矣”是宋元丰四年（1081），杨时到河南洛阳求学南归时，程颢所说的一句话。《宋史》卷四二八“道学二”载：“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时调官不赴”的“时”即杨时。但学者对“吾道”的解读不尽相同：有的说是程颢说“我的学术会向南发扬光大”，有的说是程颢说“我的理学向南面传播”。
  事实上，上述的解读都是误解，或者没有理解原意，或者没有了解历史背景。“吾道”一词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教育弟子曾参就已经提出。“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唯’。”[1]但这里的“吾道”不是孔子自己的学术思想，而是指整个儒家之道，因为孔子之前已有尧、舜、禹开其端。《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载：“‘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又说：“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上述所说的“遂其性”的“性”，就是本性，也就是理学家解释的与生俱来的天生资质，对物而言是自然规律，对人而言就是心性（一定社会人与人和谐的准则）。两则记载的意思是说，古代没有“道学”的名称，但三代（即尧、舜、禹）已把心性作为治政的方法，大臣百官以讲心性为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也讲习心性之道，四方百姓日用以心性为依归，只是不知其中道理缘由，所以心性充盈覆载于天地之间，没有一民一物不受心性的惠泽，使人、物随其本然（自然）之性。不过，此时没有道学的名称，也就不可能独立成为一门学术而自立。周文王、周公死后，到了孔子有德行而没有政治地位，不能使心性被泽于世，但他隐居山野，定礼乐文明体制，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删《诗》《书》，赞《周易》，修《春秋》，期望使三皇五帝圣人之道永续昭明于世，所以人们说：孔夫子之贤远远超过尧、舜。孔子死后，曾子独得其所传，曾子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心性不传。到了两汉时期，学者虽论述心性，但识察而不精确，阐发而不周详，佛、老之学乘机而起，心性之道崩坏（“礼崩乐坏”就是心性之道崩坏的重要表现）。
  由此观之，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之道，不是指孔子自己的学术，而是指尧、舜、禹的心法。孔子的孙子孔伋说：“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2]朱熹对孔子子孙所做的贡献说得更清楚，“孔门传授心法”。[3]这个心法指的就是上古先圣大德明心之法，即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性之法，由尧、舜、禹开其端，周朝数代天子发扬光大的礼乐制度，所以朱熹注释《诗经》时，多称“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4]
  其实，《宋史》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是作者不察，事实上“道学”一词早已有之。《尔雅》是中国最早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也是中国古代儒家“十三经”之一。据说产生于秦汉时代。此书称：“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这里没有说明“道学”为哪家所有，只是表明治学的方式是切磋学问，也就是相互交流、探讨学问；而自己思考琢磨的学习方式则叫自修。可见，脱脱编《宋史》并没有详尽考察历史，就断然说古代没有“道学”的名称。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还可以发现，“道”字最早是道家专属，因为“道”是由道教始祖有发现的。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5]显然，这里的“道”属道家，“道学”最初也应指道家之学。
  但是，汉代以后，儒、释、道都强调自己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地位。因为撇开各教的教义不说，“如切如磋”只是“道学”的治学方式，这种方式儒、释、道三家皆采用。于是，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教并立”“三教兼宗”的说法。也就是除了道家之道外，儒家也有儒家之道、释家也有释家之道，只是各家脉系不同。
  唐代韩愈提出了儒家“道统”一词。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就是韩愈所说的道统，也就是儒家传播心法的脉络或系统。韩愈对儒家脉系进行了仔细梳理，明确指出他说的道统是儒家道统，不是道、释之道。
  从“道”和“道学”一词的由来和演变，我们清楚了“道”和“道学”的最初含义。但是，宋代以后，“道学”演变成了儒家哲学思想的专有名词，这就是元人脱脱把儒家哲学思想的学者归为“道学”一类，在《宋史》中单列“道学传”。由“道”“道学”回到“吾道南矣”我们便可知道这个“道”的真正含意。
  宋代，理学家们把“道统”作为儒家的学脉，并围绕这个学脉进行研究注释阐发。程颐就曾多次提到儒家之道和“吾道”一词。他在为其兄程颢所撰《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可见，程颢向周敦颐学儒道，而儒道来自于原始儒学。程颐坚持儒家道统，也是为了与道、释划清界线。“‘问：且将《语》《孟》紧要处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终不浃洽。盖吾道非如释氏，一见便从空寂去’。”[6]显然，程颐说的“吾道”也不是他自己的理学思想，而是与佛教有着根本区别的儒家道统。
  朱熹一生也坚守儒家道统，多次将儒道称为“吾道”。有弟子问“理之一贯”问题。朱熹回答说：“只是其用不同，其体则一。一个本贯许多末。先生问：‘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处有礼，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许多名字，其实不晓。如孝弟忠信，只知得这壳子，其实不晓，也只是一个空底物事。须是逐件零碎理会。如一个桶，须是先将木来做成片子，却将一个箍来箍敛。若无片子，便把一个箍去箍敛，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处尽晓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7]有门人问：“若非佛氏收拾去，能从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无文王犹兴’底，只是也须做个特立独行底人，所为必可观。若使有圣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当时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词章之学。他如龙如虎，这些艺解都束缚他不住，必决去无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8]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势力坐大，他们强调儒、释、道“三教兼宗”“三教并重”，甚至不少儒家学者都参禅问道，其原因是当时的儒家只注重“章句词章之学”，而淡化了心性之道，导致佛教势力“如龙如虎”。朱熹所言反映了佛教对儒学的冲击，但他坚持儒家的立场不变，称儒家之道为“吾道”。朱熹甚至引芮国器所言：“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9]直到庆元党禁，朱熹仍然坚守儒家阵地。有人劝朱熹避难时，朱熹回答说：“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其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10]朱熹不担心朝廷的党禁，相反他倒认为，在此危如累卵的时刻自己能坚持儒家道统，岂不是有益于儒家道统发扬光大。
  陈淳是朱熹的重要弟子，他不仅秉承师说，也一如既往捍卫儒家道统，称：“有天地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是也。有圣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贯之是也。”[11]“忠恕”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曾子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2]陈淳不仅承认这是孔子所说的可以终身行之、又可以一以贯之之道，而且是可以类推到万物的心性之道。
  元代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虽然没有对“吾道”一词作出解释，但他对程颢的“吾道南矣”之叹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程子送其门人龟山杨氏之归，已有“吾道南矣”之叹。程子之叹，非私叹也。”[13]私与公相对，程颢之叹不是个人之叹，就是因“公”而叹，是为道统南传而叹。
  明代，朝廷重视经济，也重视儒学文化，诸多儒者在为理学家著作撰写序和奏疏或所创诗歌中，也多用“吾道”“心传”一词。如周木说：“然其学者，妙体用而合为一，合显微而无二，实斯文之正脉，吾道之的传，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异趣者。”[14]意思是说，体用一原是理学的正脉，是儒家道统的然相传的结果，但因为理学把儒家的思想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与原始儒家道脉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有不同的意趣。又如《八闽通志》的作者黄仲昭诗曰：“仙梵争华侈，伤哉吾道穷”“道脉承伊洛，心传在考亭”。[15]黄仲昭是明代著名的方志学家、诗文家，官至翰林院编修，而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不敢自诩“吾道”是自家之道。第二首诗中，黄仲昭点明了朱熹传播理学，实际是传播儒家心法，而这个心法是杨时、游酢师事河南程颢、程颐兄弟得以向南传播。黄氏所言符合历史事实，儒家道脉南传的关节点是“吾道南矣”“程门立雪”，根源于伊洛，而不是直接来自孔子的家乡洙泗，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是孔孟的嫡传。但二程所传并不等于是程氏之道，而是包括孔孟以前的儒家之道。从王安石的神位被逐出孔庙也可以看出“吾道”是儒家心性之道。王安石官居相位，而且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宋崇宁三年（1104）配享孔庙，靖康元年（1126）就被罢黜配享，保留从祀，淳祐元年（1241）从祀资格也被取消，原因就是他认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理学家把祖宗之法上升到天命之理，明天命就是要倡明心性、光大文明礼乐，使我们的社会成为礼仪之邦。王安石违背了儒家的心法，必然遭到一向以儒学为治国之本的朝廷的强烈反对，最终难以进入儒家最高的文化殿堂——孔庙。游居敬在为李侗所撰《请从祀疏》中，对李侗的学术道德表彰有加，称他“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其有功吾道大矣”。游居敬官居明刑部侍郎，是一位崇儒重道的官员，而不是学术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他说的“吾道”不是自己的学术之道，而是儒家的道脉。
  与黄仲昭、游居敬同时代的徐即同样认为南传的儒道是一种心法。其诗曰：“南来吾道传心印，虚过一生愧汗流。”[16]这里的“南来吾道”指的是程颢的“吾道南矣”，即儒家道统，而不是徐即自己的一家之言，否则连语法都不通，甚至可能理解为徐即的学术思想向南传播。熊汲上疏为罗从彦、李侗请求从祀孔庙事迹中更直接指出“心法之传，上符尧禹”[17]，并且强调孔子是上续尧、舜的道统：“若孔子道高德厚，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六经垂宪，功德在人，宜万世食报无穷焉。”[18]孔子的贡献在于注六经，使得尧禹之道大明于天下。
  除了儒者之外，碑刻也证明“吾道”的本义。山东曲阜孔庙立有一方明成化年间石碑，碑文说：“盖孔子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又说：“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则纲常无不正，伦理无不明，而万物亦无有不得其所者，行将措斯于雍熙、泰和之域，而无异于三代之盛也。”[19]孔子创立儒学是通常的说法，事实上儒家的心法须上溯到孔子之前。尧、舜、禹三代心法之道就已经盛大光明，而孔子继承发扬了三代的遗风，才有“不异于三代之盛”的说法，所以碑文中称“使天不生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后世何从而知之。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如长夜”。[20]春秋时期，在道统榛芜绝续之际，是孔子传承接绪，使儒家道统得以延续。
  清代朝廷崇文重道，尤推重朱子理学，儒者或地方官员笔下称赞理学家同样多引“吾道”一词。清人钟紫帏说：“因忆《延平答问》一书，乃朱子授受衣钵，迄今被阅研究，俨接两贤笑语，不禁喟然曰：‘吾道南来，真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21]钟紫帏只是读了李侗的《延平答问》一书，了解了李侗与朱熹的师生关系，以及他们对儒家所做的贡献，也把儒家道统称为“吾道”。如果把这里的“吾道”理解为是钟紫帏的学术思想，必然谬之千里。何棅《李延平先生文集》序中说：“外此，则史言历代之行事，各擅一家之长；子则各鸣其所能，而未必皆合于吾道之中。”何棅只是长洲提学佥事，如何敢说历代各家之说、之行都未合“我”的学术思想？于辰说：“昔孔子承精一之统，以传其徒曾参，曾参传孔伋，孔伋传孟轲氏。”[22]这个“承”就是继承，即孔子继承了前代的统绪，而不是孔子创造了统绪。孔子在道统绝续之际，承前启后，传至孟子。陆鸿对李侗传播理学多加赞赏，赋诗曰：“于戏李公，吾道宗工。承河南派，启剑溪翁。南来道统，于斯无穷。千里百世，共仰风流。秋月皎洁，冰壶玲珑。”[23]据说陆鸿是一位画家，但更像是一位儒者，他对李侗事迹了如指掌，而且十分清楚“吾道”是南来的道统，可见此人是一位深谙儒家的画家。
  清代，对道统的由来评说以康熙皇帝最为有力。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到曲阜时写下五言诗：“銮辂来鲁东，先登夫子堂。两楹陈俎豆，数仞见宫墙。道统唐虞接，儒宗洙泗长。入门扶松柏，瞻拜肃冠裳。”[24]在这里，康熙帝明确肯定了孔子的道统来源于唐虞，唐即唐尧，虞即虞舜。也就是说，儒家道统由尧、舜二帝开创，孔子接绪了道统的脉络。
  此外，从儒学朱子学传播台湾也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台湾的“道东书院”以“道”命名，意思是说道统向东面的台湾传播。所以，邓传安在文开书院祭祀朱子时说“紫阳儒宗，海隅仰止”。朱熹是理学大家，其学说为著名的“考亭学派”，但仍然是儒家的一名弟子，是以儒为宗，而不是儒家之外的学术派别。
  与“吾道”意义相同的还有“吾儒”“吾党”之词。宋代，官历朝奉大夫、南康军知军的赵师夏为“南剑三先生”之一的李侗撰写《李先生文集序》时，引用李侗的话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这个“吾儒”不是指李侗的儒学，而是与释氏相区别的儒家门派。朱熹十年师事李侗，是李侗最得意的门生，他对朱熹的评价是：“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25]“党”在古代有乡党、乡人之意，还用于量词，如《周礼·地官》：“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可见，李侗说的“吾儒”是指儒家学者这一群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吾道南矣”的意思是程颢认为我们儒家的道统向南传播。程颢、程颐、朱熹、陈淳等理学家以及诸多官员所说的“吾道”，表明儒家学者坚守儒学的立场，将自己视为儒家的坚定捍卫者。在整个儒家道统脉系中，那些圣贤对儒家的贡献各有不同，“孔子倡道于洙泗”[26]，羽冀六经，功在明道；“程氏倡道于伊洛”[27]，创建理学；“龟山先生（杨时）倡道东南”[28]，道统南传；而朱子则是“倡道闽中”，使斯道大明（明人薛瑄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29]孔子、程氏、杨时、朱熹传播儒道的地点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倡道，而不是创道。一字之差，离题万里。孔子都不敢说他所倡之道是自家之道，程颢何以敢说“吾道”就是自己的理学思想。
  在道统南传的过程中，“南剑三先生”传道的先后不同、地位也不同，延平区玉地村杨龟山祠堂的门联是“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杨时求学南归，倡道东南，是道学南传的第一人，自然是第一家，也表明儒学不只上溯到二程，而是上溯到数千年前的尧、舜。罗从彦祠堂的门联是“遵尧录上传千年，吾道南来第二家”（这里的“遵尧录上传千年”是泛指，实为上溯数千年）。罗从彦是杨时的门人，自然是道学南传的第二家。李延平（李侗）祠的原联是“斯文上续数千载，吾道南来第三家”。李侗是罗从彦的门人，自然是道学南传第三家。今天南平的诗家吕桂叨、程经华甚至为李侗纪念馆撰柱联“斯文上续，文章崇一品。吾道南来，道统第三家”。如果把这里的“吾道”理解为吕桂叨、程经华个人的学术思想，就会贻笑大方。
  需要说明的是，心法由尧、舜、禹所创，但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儒家不断丰富了心法的内容，文、武、周公制定《周礼》，规范了心法的礼乐制度；孔子毕生注六经，儒家心法进一步得到弘扬。到了宋代，出现理学、道学之名，但二者并没有离开儒家道统，“之所以称为理学，是因为两宋诸子所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之所以称为‘道学’，是因为宋代理学诸子自认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并宣称他们的学问以明道为目标”。[30]“明道”就是要明天地之性、明天命之性。因为理学家以理释性、以理释心，所以理学也被称为性理之学，儒家的性命之学、心性学由此而来，而尧、舜、禹的心法是性命之学、心性学的最初来源。由此可知，“孟子没而不传”并不是儒学不传，因为汉代讲经大量存在，私人讲学的地方叫做精舍，官方还设有专门的讲经官，称为经师。即便是两晋，儒学也与玄学、史学、文学并立，所以道统不传实为心法不传。
  总之，儒家道统只有一个，不能理解为某人说“吾道”就认为是个人的学术思想。历史上儒家学者阐发儒家思想、传播心法，是围绕儒家的道统而展开，他们或对儒家经典作出注释，或提出个人的见解，都没有离开儒家道统。如果把“吾道”理解为个人的学术思想，就会造成天下“多道”，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给学术界带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