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至朱熹三十五岁，李侗去世后，朱熹一直都勤于章句训诂，“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29]李侗规范了朱熹为学，使其入于儒道，尽管李侗也一直教诲他要增进涵养，然李侗对涵养方式解释为静坐，“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30]而这一方式并未得到朱熹认同，朱熹晚年就认为李侗以终日静坐的方式来体验天地万物之道，有失偏颇。学生问：“先生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31]朱熹回答：“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32]正是因为朱熹对静坐方式的不认同，故而此时尽管有李侗的反复敦促，朱熹依然对涵养不够重视，朱熹晚年也回忆说：“李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33]同时朱熹认为自己当时缺失涵养，此后当尽力持守，“旧失了此物多时，今收来尚未便入腔窠，但当尽此生之力而后已。”[34]
  李侗一直教导朱熹要在静坐中存养，但因朱熹对这一方式不太认同，他一直都在章句中求索。其实在朱熹二十八岁时，就曾致信李侗询问过对程颐“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的理解，但因李侗回答不甚分明，以致二人对这一问题都未引起足够重视，李侗回答道：“又见喻云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大学》之序则不然。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伊川以为制之于外，以养其中数处，盖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牵合贯穿为一说。”[35]李侗认为程颐的“致知而不在敬者”与《大学》顺序不同，认为这都是谈入道之序。对于朱熹论述的“所谓但敬而不明于理，则敬特出于勉强，而无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诚矣。”[36]李侗回答：“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数说，方是言学者下工处，不如此则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尔。”[37]李侗一强调说要存养洒然气象，但如何存养？除了静坐之外，他并不能提供更好的方式，说来说去也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最后李侗又以自身持守为例，告诉涵养持守之重要，“某自闻师友之训，赖天之灵，时常只在心目间，虽资质不美，世累妨夺处多，此心未尝敢忘也。”[38]李侗是极有涵养，但如何涵养，朱熹却难以领悟。
  随着李侗去世，朱熹进学也步入茫然期，其在三十五岁时，致信朋友说：“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及人。以先君子之余晦，颇知有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39]朱熹追忆自己求学历程，曾出入佛老十余年，后才亲道，然一直以来都游离于章句之间，虽然时有所悟，但并不自信。又在致另一位友人时，称自己格物毫无长进，“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汩汩度日，无朋友之助，未知终何所归宿。迩来虽病躯粗健，然心力凋若，目前之事十亡八九。至于观书，全不复记，以此兀兀，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40]由这些信可知朱熹认为自己前之就学，未离于章句训诂，学问进益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