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坚守静养之道，旨在涵养、穷理、笃行，故希望通过“静中存养”实现身修、心养、德备，以促进君子人格的养成。显然，朱熹将“静养”的价值旨趣指向“人”的塑造，为“人”之心性与德性的培育奠定了基础。
  涵养，自是涵养身心，强调修身养性，重视人之理想品格的养成。在朱熹看来，静养的首要功用即利于涵养，而涵养的关键则在于“养心”。因而“养心在他的学说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7]所谓“养心”则是要始终保存一颗本善的心，并能够为“本善”之心的修复而不懈地努力。故然，“养心”需以“明善”为本，为“保存”而致力，并以持有“善心”为追求。当然，一旦“善心”有所丢失，则需要通过涵养的致力而再次获取。此外，朱熹所言的涵养之“心”不仅意指“人心”，更指涉“道心”，而涵养本身即是一个由“人心”向“道心”转化的过程。“人心”代表着私念欲望，充满着感性，而“道心”喻指道德意识，是“义理”之所在。正如朱熹所言，“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5]为此，朱熹主张需要“以道心为主，则人心亦化为道心矣。”[5]朱熹以道心统率人心，并试图用道心节制人心的主张，依然需要以“静养”为工夫，否则“心”则无法养，进而“人心”膨胀，“道心”式微。在涵养的工夫上，朱熹认为需从“敬”上着力，其法门则在于“静坐”。所以他认为身心的收敛离不开静坐，而身心的静养还需要摒弃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杂虑。故有“静坐无闲杂思虑，则养得来便条畅。”[5]针对静坐，朱熹指出，“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5]通过以上观之，朱熹强调静坐的工夫之法，并试图通过静坐，而收心养性。从工夫层面看，“静”不仅创造了反省自身的环境，更提供了一种感观世界及“自我”的机会，这种“静”的态度，让人超脱世俗功利，持之以客观、冷静的心态观之于心灵内外，进而收敛身心，明德向善，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修身养性，并提升思想觉悟、培养高尚的君子人格。
  穷理，自然是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进而知理、明理，而后用理。由于天地之间诸事诸物无不有理，如草木禽兽有理，天地日月有理，人伦纲纪亦有理。所以朱熹主张，“盖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虚静明彻。”[5]朱熹所言的“穷理”，尽管有着对“理”何以“是”、何以“在”、为何“行”等进行探究之意，但更侧重于对“理”的遵守及把握。当然，朱熹所言之“理”，即是“天理”，主要含“人伦之理”与“理气之理”，前者被称为“义理”，而后者被誉为“自然之理”。尽管穷理是静养的旨趣所在，但若要实现“穷理”，则依然需要以静养为工夫。所谓“要穷得事物之理，就须使心能够安定集中”[8]，因而朱熹曾言，“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3]还指出，“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2]穷尽“天理”，即是穷尽天下一切事物之理，可谓万物一理，这正是朱熹本体论的核心思想。朱熹试图通过静养，而通达一理，并强调身定、心静、神安、思虑对体悟的益助。故言，“须是去静坐体认，方可见得四时运行，万物始终。”[3]所以，朱熹说：“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3]实际上，“只有心如止水、如明镜，静心寡欲，以至无一丝私意，才能通过格物致知而达穷理。”[9]穷尽义理，即是穷尽天下人伦之理，自然是纲、常、伦、纪等。这无疑是朱熹对道南学派“静中体认”思想的继承。有门人问，“静坐观书，则义理浃洽。到干事后看，义理又生，如何？”[3]朱熹以“只是未熟”而答之。当然，朱熹以静养而穷之“理”，可概括为穷其“所以然”与穷其“所当然”。“所以然”表现为对“规律”的把握，是对“何以是”的探究，而“所当然”则表现为一种行为规范，是对“当如何”的分析。朱熹对二者的求索，最终“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5]朱熹为穷理而静养，又以静养而促进穷理，不仅实现了对释、老的超越，更完成了对道南学派“静坐”思想的继承发展，从而为静养的生活实践建构了必要的价值指引。
  笃行，有认真践履和力行之意，是朱熹“静中存养”的重要价值诉求所在。笃行即是躬身实践，意在于“动”，而“静养”往往静心养性，却意在于“静”，似乎二者相抵牾。实际上，静养与笃行之间相互辩证，又相互促进。一方面，静养意在笃行，并有助于“行”。在朱熹看来，静养只是手段，笃行才是目的。然而，笃行离不开静养，而静养恰恰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致知源于静养，并通过它实现真知、熟知及深知。否则，不仅“知”不得，也“知”不准。事实上，“静中存养”促进了致知，并解决了何以行、如何行、往何处行等追问，进而为笃行奠定了“知”的基础。另一方面，笃行激发静养的活力，并促进静养。朱熹认为，若一味沉浸于静养之中，而无意于践行，则如“兀坐”无异。静养功能的发挥及现实意义的彰显皆在于笃行，因为只有笃行才能够将“静养”融入生产生活，并赋予其现实意义。否则，会陷入为“静养”而静养的窠臼之中，进而静养也就失去了意义。此外，只有笃行才能够将静养中的所虑、所思化约为现实，以避免沦为幻想或妄想。因此，静养是为了更好的笃行，而笃行也有助于更好地静养。当然，笃行是涵养、穷理之后的环节，如朱子所言，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诚然，涵养、穷理及笃行之间有着逐步递进的逻辑，涵养为前提，穷理为基础，笃行才是关键。否则，涵养不足则难以穷理，穷理不得则难以致知，致知不深则难以笃行。当然，人们不应止步于涵养或穷理之上，若非如此便误入了歧途，“静中存养”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以上可见，在朱熹的思维世界里，不可为静养而静养，而旨在究人伦、明天理、笃于行，故然这才是“静中存养”的现实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静中存养”不仅是一种修身之法，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强调“清静”而绝非“无为”，宁静而在致远。生活在南宋兵荒马乱、人心漂浮、社会躁动之下的朱熹，所主张的“静中存养”无疑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和良善的生活方式，它试图以人心之静养，实现自强不息，完成修齐治平，故然有重构社会秩序，抚慰人心的积极作用。朱熹以“静中存养”开启了静养的社会化道路，并将“静”从佛道的“神秘”和道南学派的“超然远隐”之中拉回人间，最终使其可学、可持及可用。朱熹的一生不仅在学习静养，更在践行静养。显然，他用一生展现了静养的工夫法则，用一世诠释了静养的涵养、穷理、笃行追求，为后人学于静、持于静、守于静树立了典范。当然，今天我们应然静观于朱熹，在学习和挖掘其静养思想积极一面的同时，勿忘摒弃那些充满争议的气息闭合之法。唯有此，才能够把握住“静中存养”的思想精髓，才能够有助于良善生活及美好人生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