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显然，“定”、“静”、“安”、“虑”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它们不仅是“得”的方法，也是通往“止”的关键。朱熹从生活实践出发对“定”、“静”、“安”、“虑”进行了全面注解，并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且指认它们为“静养”的方法。从“静中”走向“存养”，其方法论的图式建构可简化为“定—静—安—虑”，而“定”因“知”起，“虑”在“能得”。此外，“定—静—安—虑”指涉到身、心、神、思等诸层面，以强调人的全身心静养。当然，尽管“定”、“静”、“安”、“虑”之间相互促进，互相裨益，但在指涉的对象上却各有侧重。其中，“定”侧重于身定，“静”偏倚于心静，“安”意味着心神皆安，“虑”主要指思虑。因此，在朱熹看来，“静中存养”需要以“身定”为前提，“心静”为基础，“心神皆安”为保障，“思虑”为关键。
  “定”。《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而“定”主要是指“意志”上的坚定，即信念专一，不可肆意动摇。当然，这种意志之“定”需要以身心所“止”为前提，可谓“身定”与“心一”相结合，即身体之静止与信念之专一相裨益。显然，此处的“定”又有着动之所止之意。因而朱熹在《大学》释义的基础上，对“定”有着新解。朱熹说：“定，对动而言。初知所止，是动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3]朱熹视“定”为“动”之所“止”，一旦“定”了，也就初步实现了由“动”到“不动”的状态转变。可见，在朱熹看来，“定”是一种与“动”相反的状态，是“静”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定”了才能入静。假若“定”不得，自然无从“静”，也无法“专”，更无法较好地处事，故有“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读书安得精专？”[3]又有，“今人心中摇漾不定叠，还能处得事否？”[3]所以，朱熹认为“定”是静养的首要法门，故“中有定止，则自然光明。”[3]尽管朱熹主张身心之“静”皆始于“定”，并需要“定”，但他更侧重于对“身定”的强调，即身“止”的探讨。当然，朱熹所言的“身定”有别于释、老的“禅定”、“入定”、“数息”等神秘之法，因为他更多地是指“身”的“静”与“心”的专一，而非“心”无一念，否则就误入了释、老的“心寂”之中。然而，在“身定”工夫的追求上，朱熹则返回释、老的“入定”及道南学派的“静坐”，并对它们进行方法上的借鉴。为此，朱熹曰：“始学工夫，须是静坐，”[3]皆因只有通过静坐才能够“本原定”。当然，若一味地在“定”上下功夫，并将其推向极端，难免陷入“静坐”的歧途，从而如罗豫章静坐山林、李延平屏居山田一般“超然远隐”。显然，朱熹对释、老神秘的“入定”、“数息”及为“定”而定的“心寂”有着摒弃，并对道南学派的“超然远隐”有着批判，因而对“定”有着“执中”的限制，即始终坚守不偏不倚，不可“心”无一物，更不可为“定”而去“定”。
  “静”。所谓“静”，“谓遇物来能不动，”[3]在朱熹看来，“静”来源于“定”，正所谓“静则定得来久，物不能扰。”[3]“定”是“静”的前提与基础，而“静”则是“定”的升华。“静”是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坚守的“心性”之物，因而朱熹强调无论身在何处，寂静的山林也好，繁杂的闹市也罢，皆需持静。唯有此，任何事物才无法对“心”进行干扰。朱熹有云：“既静，则外物自然无以动其心。”[3]以上朱熹所言的“静”更侧重“心静”，即内心静如止水，而非波澜起伏，躁动不安。“心静”是“身定”之后的关键环节，如若一味地痴迷于“身定”，而未能进入“心静”阶段，最终“定”也就失去了活力及意义。“心静”的到来不仅使“身定”充满意义，更对“静养”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唯有“心静”，才能“精一”，方可收敛身心，宁静致远。对此，朱熹直言，“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3]更会“方解去区处，方解稳当。”[3]然而，在“心静”的方法上，朱熹又回到道南学派的“静坐”上，其关键条件即是一种源初本性的“自然”。可见，朱熹并未陷入道南学派不分时节、不分场合而一味“静坐”的弊端之中，他则认为“心静”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时机。当然，所谓“自然”有顺其自然、顺其内心之意，是一种“自在”的、且合乎本性的行动状态。“心静”需以“自然”为前提，以“闲暇”为基础。因此，无事静坐，以实现“心静”，是一种顺其“自然”，而有事就去理会应酬也是一种顺其“自然”。朱熹曾以李侗为例，并将李侗之“心静”归因于未曾出仕。故而断言，若李侗身为仕宦，必然出来理事应酬。进而曰：“如何都是静得有事！时须着应。”[3]此外，“若是在家，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不成只管静坐休。”[3]可见，朱熹强调静坐需要选择在闲暇之时，而每逢事务繁忙之际，则不适合去静坐。若不分时节，一味地强调静坐，不仅难以“心静”，也破坏了“自然”、违背了“心意”，亦有陷入释、老“万般皆空”之嫌。可谓，“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死矣。”[3]为此，朱熹说，“无事静坐，有事应酬，随时处无非自己身心运用。”[5]朱熹将静坐视为“心静”的法门，并强调以“身定”为先，从而为身心皆养的实现找到了方法。
  “安”。在朱熹的静养工夫中，“定”是前提，“静”是中间环节，而“安”才是人所要通达的一种心境阶段。朱熹说：“安，只是无臲卼之意。才不纷扰便安。”[3]“安”对内外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它的实现不仅需要毫无纷扰作保障，更需要以心神的安宁为前提，可谓“既安，则所处皆当。”[3]其言外之意，“安”以内外“皆当”为保障，这故然需要外在环境的“静”，亦需要内心的“静”。因而针对“安”源于何处的追问，朱熹提出了，“安，则静者广，无所适而不安。”[3]朱熹认为，“安”是“静”的结果，而“静”是“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为只有“静”之后才可“安”，否则，假若人心不静，即便有意去“安”，也无法真正的“安”。所以“安”甚于“静”，而“静”又先于“安”。当然，朱熹所言之“安”，不仅指心安理得之“安”，还意指精神上的安。因而朱熹所求的是“心安”与“神安”，可谓只有身定、心静之后才能实现的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安”。否则，身不定则无法心静，而心不静则难以“心安”，更难以“神安”。
  “虑”。“虑”是“安”之后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心境，也是朱熹超越释、老之“禅定”与道南学派之“静坐”的重要体现。“虑”作为一种静养工夫，以“安”为前提，如《大学》所云，“安而后能虑”，否则“安”不得则难以进入“虑”的阶段。这里的“虑”主要意指思虑，故然是“为人”上的省察，“处事”上的考虑，“治学”上的省思等，而绝非人闲暇之时的“杂虑”或胡思乱想。实际上，“虑”是阻止释、老“心寂”的有效方法，因为一旦“虑”了，才能使“心”有所系，从而不再如释老般“万念皆寂”。同时，“虑”也是避免重仪式而轻践履的有效手段。可见，在朱熹看来，人不可停留在“安”的阶段，因为“安”仅是一种手段，而绝非目的，只有“虑”才是“安”的追求所在。故然，人们不可为“安”而“安”，而应当为“虑”而“安”，因为唯有通过“虑”，人才能够省察“吾身”，进而一日三省，以心存而性养，才能够为“得”做好准备。尽管“定”、“静”、“安”、“虑”皆为静养的方法，也颇为相近，但朱熹却认为它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朱熹通过“定—静—安—虑”方法论的建构，使得“身”、“心”、“神”、“思”逐步进入“定”、“静”、“安”、“虑”，这不仅为“得”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也促使“静中存养”在实践上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