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心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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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0224
颗粒名称: 一、“身心皆养”
分类号: B244.7
页数: 3
页码: 60-62
摘要: 本文讨论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身心修养问题,主要以释家和老子学说以及道南学派为重点。释家和老子学说追求的是身体的静定和心灵的寂静,但在心灵方面容易陷入空虚的境地。道南学派则过分追求静坐的形式,忽视了身体的关注。朱熹提出了身心皆养的主张,强调身体和心灵的平衡,推动身体的静定和心灵的修养,以达到身心的和谐。
关键词: 释道思想 老子学说 道南学派 身心修养

内容

自汉唐以来,释、老之风蔚然盛行,又有魏晋玄学倡导“空谈”,从而使得避身隐心渐成风尚,由此造成的身心皆寂,影响深远。有宋以降,尽管周濂溪、张横渠、“二程”(程颢、程颐)、“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等诸儒皆有“持静”之说,但在身心修养的主体上却大有不同。诚然,无论是佛道之流,还是道南一派,他们或重视“身静”而无视“心养”,或强调“心养”而在“身静”上误入歧途,直到朱熹才真正开启了“身心皆养”的道路。
  释老的“虚静”促成了“身定”,却造成了“心寂”。无论是佛家的“入定”,还是道家的“数息”,皆是一种从外在形式上对身体的约束,它旨在入静,以使身体由“动”变为“定”,这曾对少年朱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朱熹少时师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武夷三先生”,由于他们喜好释、老之学,又与佛道中人交往甚密,这便促成了少年朱熹与佛道的结缘。实际上,“佛僧则至少二三人对于朱子思想发生影响。”[4]朱熹对释、老的“身定”与“数息”有着深刻的认识及体验。他曾曰:“道谦言,《大藏经》中言禅子病脾时,只坐禅六七日,减食,便安。”[3]无独有偶,朱熹在《答黄子耕》一文有言:“病中不宜思虑,凡百可且一切放下,专以存合养气为务;但趺枷静坐,……即渐见功效矣。”[5]此外,朱熹将“禅”之要义,归纳为“把定一心”,并一语指出禅之“一心”与其为学之“静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释、老对“身定”与“数息”的致力,旨在心寂,可谓为寂而定。“心寂”即是无欲,故而使“身定”一无所求,这纵然陷入“空无”之中。然而,释、老并非一无所欲,只不过追求的是“佛心”与“道心”,其发愿往往是成佛或成仙。释、老试图通过祛除人欲来抵达极乐世界,故然在欲的追求上走向了极端,进而失去常心,陷入心寂,这已迥异于理学的心养。因而,尽管释、老追求心寂,但其心早已陷入一无所系的“虚静”之中,可谓万念俱灰,万般皆空,这故然为朱熹所批判。
  道南学派的“静坐”实现了“心养”,却在“身静”上走向极端。尽管朱熹深受释老思想的影响,并曾一度沉浸于坐禅、入定之中,但他二十四岁从学于李侗,开始弃佛道而转儒学,从此告别禅定,走上了学习道南学派“静坐”的道路。李侗曾就静坐教诲于朱熹,“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鹤矣。”[2]在李侗看来,静坐则为悟道之法,唯有静坐才能道理出,心愈明。对此,朱熹颇为认同,“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若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3]只不过,后来道南学派在静坐的践履上却走向极端,以至于无论是罗从彦,还是李侗,都超然远隐,屏居山田数十年。道南学派对静坐形式的过度追求与强调,误入了为静坐而刻意去静坐的歧途。他们喜好归隐,不理世事,难免有亲近佛道之嫌,这故然难为世人所效仿。正如朱熹所指,“但于延平默坐澄心之教,颇不相契。”[6]又言:“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2]在朱熹看来,若不为悟道治学,而一味地静坐,则如同佛道的“兀坐”、“枯坐”,可谓“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工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5]基于道南学派的“静坐”有着学理上的抽象化,形式上的复杂化,躬行上的极端化,因而难以为世人所习,最终沦为小众化的工夫之法。
  身心皆静养。朱熹从释、老的“入定”与“数息”之中借鉴了“身静”之法,又从道南学派的静坐之中承袭了心养之趣,提出了身心一体,皆需静养的主张。实际上,释、老的“坐禅”、“入定”、“数息”等“身定”的主张,以及道南学派的静坐思想,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对收敛身心有着一定的裨益,尤其对“身静”有着一定的帮助。恰如朱熹所言,“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2]为此,朱熹告诫弟子郭德元,要注重凝神静坐,读书和静坐应相互交替,每天各半,并断言若坚持一二年,当有收获。同时,朱熹还利用静坐收敛身心,以克服走神,实现精神专一。他曾言:“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5]只好运用静坐来聚精会神,高效率地读书。在答门人蔡季通时,朱熹曾提及,但凡感觉读书使眼睛和心理疲惫之时,“不如静坐,省察自己为有功。”[5]此外,朱熹对杨时、罗从彦、李侗等道南学人所主张的静中体认天理给予了肯定,因为他们摒弃了释、老的心寂,指明了静坐的旨趣即在于体认天理,从而使“心”有所系,进而为“心养”的开启奠定基础。朱熹以“身静”为用,“心养”为体,而旨在道理出、学问明。同时,他认为,应身心皆静,身心皆养,不可偏颇,自然能体认万物,通达道理。否则,若仅重视“身定”而轻视“心养”,故然如释、老般陷入心寂。然而,若将“身静”推向极端,如道南学派般一味地静坐,必然误入了“超然远隐”的歧途。在朱熹看来,静养不仅关注“静”,更重视“养”。其中,“静”是前提,而“养”才是关键。为此,朱熹试图通过“身静”,来推动“心养”,而又以“心养”来促进“身静”,并最终实现身心皆养。朱熹“身心皆养”的主体论,不仅为“静养”的社会化扫除了学理上的障碍,更为后人习静、用静、持静、守静指明了方向。

知识出处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本书围绕朱子与南剑州建州展开讨论,涉及朱熹的生平、思想、政治实践以及他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影响等方面。同时,还探讨了杨时、李侗等儒家学者与朱熹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在深入理解朱熹及其时代背景,同时探讨南剑州建州在闽学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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