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理学家往往将“主静”视为修身之要，并以“静坐”为工夫，这在道南学派中较为典型。从杨龟山的静中体验未发，到罗豫章的“静坐看未发气象”[1]，再到李延平的“默坐澄心”[2]，大可窥知“道南学人”在继承周敦颐“主静”思想的基础上，并对“静坐”工夫进行了发展。然而，由于道南学派的“静坐”不仅有着亲近佛道之嫌，更有着难以为世人所习之弊，因而朱熹提出了“静中存养”的主张。恰如其所言，“养，非是如何椎凿用工，只是心虚静，久则自明。士毅。持养之说，言之，则一言可尽；行之，则终身不穷。或言静中常用存养。”[3]朱熹所言的“存养”，存之于“心”，养之以“性”，并以“静”为工夫，故有“静养”之说。朱熹的“静中存养”摆脱了佛之“入定”与道之“数息”的神秘幽显，摒弃了道南学派“静坐”的超然远隐，走上了社会化发展的道路，从而为后学所承袭。
  一、“身心皆养”
  自汉唐以来，释、老之风蔚然盛行，又有魏晋玄学倡导“空谈”，从而使得避身隐心渐成风尚，由此造成的身心皆寂，影响深远。有宋以降，尽管周濂溪、张横渠、“二程”（程颢、程颐）、“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等诸儒皆有“持静”之说，但在身心修养的主体上却大有不同。诚然，无论是佛道之流，还是道南一派，他们或重视“身静”而无视“心养”，或强调“心养”而在“身静”上误入歧途，直到朱熹才真正开启了“身心皆养”的道路。
  释老的“虚静”促成了“身定”，却造成了“心寂”。无论是佛家的“入定”，还是道家的“数息”，皆是一种从外在形式上对身体的约束，它旨在入静，以使身体由“动”变为“定”，这曾对少年朱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朱熹少时师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武夷三先生”，由于他们喜好释、老之学，又与佛道中人交往甚密，这便促成了少年朱熹与佛道的结缘。实际上，“佛僧则至少二三人对于朱子思想发生影响。”[4]朱熹对释、老的“身定”与“数息”有着深刻的认识及体验。他曾曰：“道谦言，《大藏经》中言禅子病脾时，只坐禅六七日，减食，便安。”[3]无独有偶，朱熹在《答黄子耕》一文有言：“病中不宜思虑，凡百可且一切放下，专以存合养气为务；但趺枷静坐，……即渐见功效矣。”[5]此外，朱熹将“禅”之要义，归纳为“把定一心”，并一语指出禅之“一心”与其为学之“静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释、老对“身定”与“数息”的致力，旨在心寂，可谓为寂而定。“心寂”即是无欲，故而使“身定”一无所求，这纵然陷入“空无”之中。然而，释、老并非一无所欲，只不过追求的是“佛心”与“道心”，其发愿往往是成佛或成仙。释、老试图通过祛除人欲来抵达极乐世界，故然在欲的追求上走向了极端，进而失去常心，陷入心寂，这已迥异于理学的心养。因而，尽管释、老追求心寂，但其心早已陷入一无所系的“虚静”之中，可谓万念俱灰，万般皆空，这故然为朱熹所批判。
  道南学派的“静坐”实现了“心养”，却在“身静”上走向极端。尽管朱熹深受释老思想的影响，并曾一度沉浸于坐禅、入定之中，但他二十四岁从学于李侗，开始弃佛道而转儒学，从此告别禅定，走上了学习道南学派“静坐”的道路。李侗曾就静坐教诲于朱熹，“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鹤矣。”[2]在李侗看来，静坐则为悟道之法，唯有静坐才能道理出，心愈明。对此，朱熹颇为认同，“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若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3]只不过，后来道南学派在静坐的践履上却走向极端，以至于无论是罗从彦，还是李侗，都超然远隐，屏居山田数十年。道南学派对静坐形式的过度追求与强调，误入了为静坐而刻意去静坐的歧途。他们喜好归隐，不理世事，难免有亲近佛道之嫌，这故然难为世人所效仿。正如朱熹所指，“但于延平默坐澄心之教，颇不相契。”[6]又言：“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2]在朱熹看来，若不为悟道治学，而一味地静坐，则如同佛道的“兀坐”、“枯坐”，可谓“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工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5]基于道南学派的“静坐”有着学理上的抽象化，形式上的复杂化，躬行上的极端化，因而难以为世人所习，最终沦为小众化的工夫之法。
  身心皆静养。朱熹从释、老的“入定”与“数息”之中借鉴了“身静”之法，又从道南学派的静坐之中承袭了心养之趣，提出了身心一体，皆需静养的主张。实际上，释、老的“坐禅”、“入定”、“数息”等“身定”的主张，以及道南学派的静坐思想，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对收敛身心有着一定的裨益，尤其对“身静”有着一定的帮助。恰如朱熹所言，“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2]为此，朱熹告诫弟子郭德元，要注重凝神静坐，读书和静坐应相互交替，每天各半，并断言若坚持一二年，当有收获。同时，朱熹还利用静坐收敛身心，以克服走神，实现精神专一。他曾言：“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5]只好运用静坐来聚精会神，高效率地读书。在答门人蔡季通时，朱熹曾提及，但凡感觉读书使眼睛和心理疲惫之时，“不如静坐，省察自己为有功。”[5]此外，朱熹对杨时、罗从彦、李侗等道南学人所主张的静中体认天理给予了肯定，因为他们摒弃了释、老的心寂，指明了静坐的旨趣即在于体认天理，从而使“心”有所系，进而为“心养”的开启奠定基础。朱熹以“身静”为用，“心养”为体，而旨在道理出、学问明。同时，他认为，应身心皆静，身心皆养，不可偏颇，自然能体认万物，通达道理。否则，若仅重视“身定”而轻视“心养”，故然如释、老般陷入心寂。然而，若将“身静”推向极端，如道南学派般一味地静坐，必然误入了“超然远隐”的歧途。在朱熹看来，静养不仅关注“静”，更重视“养”。其中，“静”是前提，而“养”才是关键。为此，朱熹试图通过“身静”，来推动“心养”，而又以“心养”来促进“身静”，并最终实现身心皆养。朱熹“身心皆养”的主体论，不仅为“静养”的社会化扫除了学理上的障碍，更为后人习静、用静、持静、守静指明了方向。
  二、“定—静—安—虑”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显然，“定”、“静”、“安”、“虑”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它们不仅是“得”的方法，也是通往“止”的关键。朱熹从生活实践出发对“定”、“静”、“安”、“虑”进行了全面注解，并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且指认它们为“静养”的方法。从“静中”走向“存养”，其方法论的图式建构可简化为“定—静—安—虑”，而“定”因“知”起，“虑”在“能得”。此外，“定—静—安—虑”指涉到身、心、神、思等诸层面，以强调人的全身心静养。当然，尽管“定”、“静”、“安”、“虑”之间相互促进，互相裨益，但在指涉的对象上却各有侧重。其中，“定”侧重于身定，“静”偏倚于心静，“安”意味着心神皆安，“虑”主要指思虑。因此，在朱熹看来，“静中存养”需要以“身定”为前提，“心静”为基础，“心神皆安”为保障，“思虑”为关键。
  “定”。《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而“定”主要是指“意志”上的坚定，即信念专一，不可肆意动摇。当然，这种意志之“定”需要以身心所“止”为前提，可谓“身定”与“心一”相结合，即身体之静止与信念之专一相裨益。显然，此处的“定”又有着动之所止之意。因而朱熹在《大学》释义的基础上，对“定”有着新解。朱熹说：“定，对动而言。初知所止，是动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3]朱熹视“定”为“动”之所“止”，一旦“定”了，也就初步实现了由“动”到“不动”的状态转变。可见，在朱熹看来，“定”是一种与“动”相反的状态，是“静”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定”了才能入静。假若“定”不得，自然无从“静”，也无法“专”，更无法较好地处事，故有“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读书安得精专？”[3]又有，“今人心中摇漾不定叠，还能处得事否？”[3]所以，朱熹认为“定”是静养的首要法门，故“中有定止，则自然光明。”[3]尽管朱熹主张身心之“静”皆始于“定”，并需要“定”，但他更侧重于对“身定”的强调，即身“止”的探讨。当然，朱熹所言的“身定”有别于释、老的“禅定”、“入定”、“数息”等神秘之法，因为他更多地是指“身”的“静”与“心”的专一，而非“心”无一念，否则就误入了释、老的“心寂”之中。然而，在“身定”工夫的追求上，朱熹则返回释、老的“入定”及道南学派的“静坐”，并对它们进行方法上的借鉴。为此，朱熹曰：“始学工夫，须是静坐，”[3]皆因只有通过静坐才能够“本原定”。当然，若一味地在“定”上下功夫，并将其推向极端，难免陷入“静坐”的歧途，从而如罗豫章静坐山林、李延平屏居山田一般“超然远隐”。显然，朱熹对释、老神秘的“入定”、“数息”及为“定”而定的“心寂”有着摒弃，并对道南学派的“超然远隐”有着批判，因而对“定”有着“执中”的限制，即始终坚守不偏不倚，不可“心”无一物，更不可为“定”而去“定”。
  “静”。所谓“静”，“谓遇物来能不动，”[3]在朱熹看来，“静”来源于“定”，正所谓“静则定得来久，物不能扰。”[3]“定”是“静”的前提与基础，而“静”则是“定”的升华。“静”是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坚守的“心性”之物，因而朱熹强调无论身在何处，寂静的山林也好，繁杂的闹市也罢，皆需持静。唯有此，任何事物才无法对“心”进行干扰。朱熹有云：“既静，则外物自然无以动其心。”[3]以上朱熹所言的“静”更侧重“心静”，即内心静如止水，而非波澜起伏，躁动不安。“心静”是“身定”之后的关键环节，如若一味地痴迷于“身定”，而未能进入“心静”阶段，最终“定”也就失去了活力及意义。“心静”的到来不仅使“身定”充满意义，更对“静养”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唯有“心静”，才能“精一”，方可收敛身心，宁静致远。对此，朱熹直言，“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3]更会“方解去区处，方解稳当。”[3]然而，在“心静”的方法上，朱熹又回到道南学派的“静坐”上，其关键条件即是一种源初本性的“自然”。可见，朱熹并未陷入道南学派不分时节、不分场合而一味“静坐”的弊端之中，他则认为“心静”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时机。当然，所谓“自然”有顺其自然、顺其内心之意，是一种“自在”的、且合乎本性的行动状态。“心静”需以“自然”为前提，以“闲暇”为基础。因此，无事静坐，以实现“心静”，是一种顺其“自然”，而有事就去理会应酬也是一种顺其“自然”。朱熹曾以李侗为例，并将李侗之“心静”归因于未曾出仕。故而断言，若李侗身为仕宦，必然出来理事应酬。进而曰：“如何都是静得有事！时须着应。”[3]此外，“若是在家，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不成只管静坐休。”[3]可见，朱熹强调静坐需要选择在闲暇之时，而每逢事务繁忙之际，则不适合去静坐。若不分时节，一味地强调静坐，不仅难以“心静”，也破坏了“自然”、违背了“心意”，亦有陷入释、老“万般皆空”之嫌。可谓，“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死矣。”[3]为此，朱熹说，“无事静坐，有事应酬，随时处无非自己身心运用。”[5]朱熹将静坐视为“心静”的法门，并强调以“身定”为先，从而为身心皆养的实现找到了方法。
  “安”。在朱熹的静养工夫中，“定”是前提，“静”是中间环节，而“安”才是人所要通达的一种心境阶段。朱熹说：“安，只是无臲卼之意。才不纷扰便安。”[3]“安”对内外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它的实现不仅需要毫无纷扰作保障，更需要以心神的安宁为前提，可谓“既安，则所处皆当。”[3]其言外之意，“安”以内外“皆当”为保障，这故然需要外在环境的“静”，亦需要内心的“静”。因而针对“安”源于何处的追问，朱熹提出了，“安，则静者广，无所适而不安。”[3]朱熹认为，“安”是“静”的结果，而“静”是“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为只有“静”之后才可“安”，否则，假若人心不静，即便有意去“安”，也无法真正的“安”。所以“安”甚于“静”，而“静”又先于“安”。当然，朱熹所言之“安”，不仅指心安理得之“安”，还意指精神上的安。因而朱熹所求的是“心安”与“神安”，可谓只有身定、心静之后才能实现的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安”。否则，身不定则无法心静，而心不静则难以“心安”，更难以“神安”。
  “虑”。“虑”是“安”之后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心境，也是朱熹超越释、老之“禅定”与道南学派之“静坐”的重要体现。“虑”作为一种静养工夫，以“安”为前提，如《大学》所云，“安而后能虑”，否则“安”不得则难以进入“虑”的阶段。这里的“虑”主要意指思虑，故然是“为人”上的省察，“处事”上的考虑，“治学”上的省思等，而绝非人闲暇之时的“杂虑”或胡思乱想。实际上，“虑”是阻止释、老“心寂”的有效方法，因为一旦“虑”了，才能使“心”有所系，从而不再如释老般“万念皆寂”。同时，“虑”也是避免重仪式而轻践履的有效手段。可见，在朱熹看来，人不可停留在“安”的阶段，因为“安”仅是一种手段，而绝非目的，只有“虑”才是“安”的追求所在。故然，人们不可为“安”而“安”，而应当为“虑”而“安”，因为唯有通过“虑”，人才能够省察“吾身”，进而一日三省，以心存而性养，才能够为“得”做好准备。尽管“定”、“静”、“安”、“虑”皆为静养的方法，也颇为相近，但朱熹却认为它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朱熹通过“定—静—安—虑”方法论的建构，使得“身”、“心”、“神”、“思”逐步进入“定”、“静”、“安”、“虑”，这不仅为“得”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也促使“静中存养”在实践上成为可能。
  三、涵养、穷理、笃行
  朱熹坚守静养之道，旨在涵养、穷理、笃行，故希望通过“静中存养”实现身修、心养、德备，以促进君子人格的养成。显然，朱熹将“静养”的价值旨趣指向“人”的塑造，为“人”之心性与德性的培育奠定了基础。
  涵养，自是涵养身心，强调修身养性，重视人之理想品格的养成。在朱熹看来，静养的首要功用即利于涵养，而涵养的关键则在于“养心”。因而“养心在他的学说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7]所谓“养心”则是要始终保存一颗本善的心，并能够为“本善”之心的修复而不懈地努力。故然，“养心”需以“明善”为本，为“保存”而致力，并以持有“善心”为追求。当然，一旦“善心”有所丢失，则需要通过涵养的致力而再次获取。此外，朱熹所言的涵养之“心”不仅意指“人心”，更指涉“道心”，而涵养本身即是一个由“人心”向“道心”转化的过程。“人心”代表着私念欲望，充满着感性，而“道心”喻指道德意识，是“义理”之所在。正如朱熹所言，“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5]为此，朱熹主张需要“以道心为主，则人心亦化为道心矣。”[5]朱熹以道心统率人心，并试图用道心节制人心的主张，依然需要以“静养”为工夫，否则“心”则无法养，进而“人心”膨胀，“道心”式微。在涵养的工夫上，朱熹认为需从“敬”上着力，其法门则在于“静坐”。所以他认为身心的收敛离不开静坐，而身心的静养还需要摒弃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杂虑。故有“静坐无闲杂思虑，则养得来便条畅。”[5]针对静坐，朱熹指出，“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5]通过以上观之，朱熹强调静坐的工夫之法，并试图通过静坐，而收心养性。从工夫层面看，“静”不仅创造了反省自身的环境，更提供了一种感观世界及“自我”的机会，这种“静”的态度，让人超脱世俗功利，持之以客观、冷静的心态观之于心灵内外，进而收敛身心，明德向善，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修身养性，并提升思想觉悟、培养高尚的君子人格。
  穷理，自然是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进而知理、明理，而后用理。由于天地之间诸事诸物无不有理，如草木禽兽有理，天地日月有理，人伦纲纪亦有理。所以朱熹主张，“盖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虚静明彻。”[5]朱熹所言的“穷理”，尽管有着对“理”何以“是”、何以“在”、为何“行”等进行探究之意，但更侧重于对“理”的遵守及把握。当然，朱熹所言之“理”，即是“天理”，主要含“人伦之理”与“理气之理”，前者被称为“义理”，而后者被誉为“自然之理”。尽管穷理是静养的旨趣所在，但若要实现“穷理”，则依然需要以静养为工夫。所谓“要穷得事物之理，就须使心能够安定集中”[8]，因而朱熹曾言，“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3]还指出，“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2]穷尽“天理”，即是穷尽天下一切事物之理，可谓万物一理，这正是朱熹本体论的核心思想。朱熹试图通过静养，而通达一理，并强调身定、心静、神安、思虑对体悟的益助。故言，“须是去静坐体认，方可见得四时运行，万物始终。”[3]所以，朱熹说：“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3]实际上，“只有心如止水、如明镜，静心寡欲，以至无一丝私意，才能通过格物致知而达穷理。”[9]穷尽义理，即是穷尽天下人伦之理，自然是纲、常、伦、纪等。这无疑是朱熹对道南学派“静中体认”思想的继承。有门人问，“静坐观书，则义理浃洽。到干事后看，义理又生，如何？”[3]朱熹以“只是未熟”而答之。当然，朱熹以静养而穷之“理”，可概括为穷其“所以然”与穷其“所当然”。“所以然”表现为对“规律”的把握，是对“何以是”的探究，而“所当然”则表现为一种行为规范，是对“当如何”的分析。朱熹对二者的求索，最终“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5]朱熹为穷理而静养，又以静养而促进穷理，不仅实现了对释、老的超越，更完成了对道南学派“静坐”思想的继承发展，从而为静养的生活实践建构了必要的价值指引。
  笃行，有认真践履和力行之意，是朱熹“静中存养”的重要价值诉求所在。笃行即是躬身实践，意在于“动”，而“静养”往往静心养性，却意在于“静”，似乎二者相抵牾。实际上，静养与笃行之间相互辩证，又相互促进。一方面，静养意在笃行，并有助于“行”。在朱熹看来，静养只是手段，笃行才是目的。然而，笃行离不开静养，而静养恰恰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致知源于静养，并通过它实现真知、熟知及深知。否则，不仅“知”不得，也“知”不准。事实上，“静中存养”促进了致知，并解决了何以行、如何行、往何处行等追问，进而为笃行奠定了“知”的基础。另一方面，笃行激发静养的活力，并促进静养。朱熹认为，若一味沉浸于静养之中，而无意于践行，则如“兀坐”无异。静养功能的发挥及现实意义的彰显皆在于笃行，因为只有笃行才能够将“静养”融入生产生活，并赋予其现实意义。否则，会陷入为“静养”而静养的窠臼之中，进而静养也就失去了意义。此外，只有笃行才能够将静养中的所虑、所思化约为现实，以避免沦为幻想或妄想。因此，静养是为了更好的笃行，而笃行也有助于更好地静养。当然，笃行是涵养、穷理之后的环节，如朱子所言，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诚然，涵养、穷理及笃行之间有着逐步递进的逻辑，涵养为前提，穷理为基础，笃行才是关键。否则，涵养不足则难以穷理，穷理不得则难以致知，致知不深则难以笃行。当然，人们不应止步于涵养或穷理之上，若非如此便误入了歧途，“静中存养”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以上可见，在朱熹的思维世界里，不可为静养而静养，而旨在究人伦、明天理、笃于行，故然这才是“静中存养”的现实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静中存养”不仅是一种修身之法，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强调“清静”而绝非“无为”，宁静而在致远。生活在南宋兵荒马乱、人心漂浮、社会躁动之下的朱熹，所主张的“静中存养”无疑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和良善的生活方式，它试图以人心之静养，实现自强不息，完成修齐治平，故然有重构社会秩序，抚慰人心的积极作用。朱熹以“静中存养”开启了静养的社会化道路，并将“静”从佛道的“神秘”和道南学派的“超然远隐”之中拉回人间，最终使其可学、可持及可用。朱熹的一生不仅在学习静养，更在践行静养。显然，他用一生展现了静养的工夫法则，用一世诠释了静养的涵养、穷理、笃行追求，为后人学于静、持于静、守于静树立了典范。当然，今天我们应然静观于朱熹，在学习和挖掘其静养思想积极一面的同时，勿忘摒弃那些充满争议的气息闭合之法。唯有此，才能够把握住“静中存养”的思想精髓，才能够有助于良善生活及美好人生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