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李侗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朱熹一直都有自己坚守一生的正确回应：
  （一）恪守延续正统的学术源脉
  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到隆兴元年（1163）的十年授学中，朱熹或是前往延平面学，或是借助书信请益，终于得以在李侗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实现了自己以儒为本的学术回归，并且在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都大得斩获。可以说，如果没有李侗尽心尽力的学术纠正和“坚守道学正传”的方向提点，就算是已经认识到佛老之说有所不足的朱熹，恐怕也是很难走出自己的学术泥沼而成就一番伟业的。对此，清代学者李清馥就有过这样经典总结：
  夫以朱元晦豪杰之才，圣贤之质，犹尝帆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而延平有以正之。后来考究，乃渐见其非是。元晦之所以为大儒者，延平成之也。延平之功，顾不伟哉！王氏云：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夫圣学岂遂亡也！由延平澄心体认天理之说求之，则颜子之“不远复，无祗悔；不迁怒，不贰过”之学，或庶几焉。[6]
  文公学靡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自受学于李先生，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专精致诚，剖微穷深，昼夜不懈，至忘寝食，而道统之传始有所归矣。[6]
  （二）坚持涵养严格的治学理念
  受李侗教育思想影响，接受了道学正传的朱熹一直非常注重“涵养与体察并进、致知前后皆须涵养”的治学主张，强调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为此，就在淳熙二年（1175）六月的“鹅湖之会”中，他还专门针对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为学之方、教人之法”与陆九渊展开激烈争论，指出“致知格物只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为此学者就要有读书穷理、博而后约的治学教人之法，要主张人们多读书，多观察事物，然后再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得出结论。而陆氏兄弟则从“心即是理”出发，认为人的本心就是天理，理由内出，学者只要把握本来就具备的人心，就已经成为道心。因此反求内心比读书更为重要，格物就是体认本心，只要“发明本心”、“明心见性”以求顿悟，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这种轻忽读书积累，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读书不是成为至贤必由之路的治学要旨，已与朱熹坚持的涵养严格的治学理念大相径庭，完全可以从另一方面证实朱熹治学的严谨与审慎。
  （三）讲求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朱熹受学李侗后，就非常注意运用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来进行学习、研究并教导后学，强调读书首先必须力行，必须“知行常相须”、“行为重”[5]，指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5]其具体实践方法主要为：①循序渐进；②熟读精思；③虚心涵泳；④切已体察；⑤紧著用力；⑥居敬持志。
  其经典语录有：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5]
  “为学极要求把篙处着力，到工夫要断绝处，又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进处。”[5]“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5]
  “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5]
  “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凡平日所讲贯穷究者，不知逐日常见得在心目间否？不然，则随文逐义，赶趁期限，不见悦处，恐终无益。”[5]
  正是有了这样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朱熹才能最终做到：“其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其为间世之巨儒，复何言哉！”[8]
  可以说，作为朱熹继承道统的最重要老师，李侗运用自己独特鲜有、默坐澄心的教育理念，不仅为朱熹及其后学的义理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授受路径，而且还为朱熹集成理学的文化大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对此，清代学者张伯行就明确评价说：李侗“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开道南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虽以集群儒之成如朱子者，往往亲承服教，久而莫见其涯。”[9]而著名学者全祖望也极力认可：“朱子师有四，而其推以为有统者，称延平（李侗）。”[8]由此可见，在授学朱熹的历程中，深得道南阊奥的李侗的确是运用了自己非同一般的教育方法，才能如此成功地将沉溺于佛老的朱熹引领上了一条通往理学道统的康庄大道。以至于朱熹将其师承之人，“列为七贤，而释奠于精舍，延平一人而已。诵其诗、读其书，则诸子高而延平卑也，故道以切近精实为至。又《榕村语录》曰：延平受学罗仲素，仲素受学于龟山，朱子于杨罗皆有微辞，独延平无间然。沧洲精舍祀七人，周、程、张、邵、司马及延平，意可见已。”[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