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力行开启蒙智的早教意识和言传身教的人格影响
  在主张通过教育来敦使社会成员形成良好风尚的传统中国，言传身教与开启蒙智一直都是广受学者重视的基础所在。这种较乎先进的早教意识，在学风浓郁的南剑州一带（今福建省南平市）尤其流行。
  绍兴三、四年间（1133—1134），年幼的朱熹方才4至5岁时，作为其父同门师兄的李侗（其长子比朱熹大3岁，次子比朱熹大1岁）就连向其父写去两封书信，告知他委托寻访的大字本《论语》《孟子》，已由自己的内兄吴方庆（字少綝）在严州（今浙江省建德市）付印完成，正可用于启蒙之教：“侗再拜上问韦斋监税朱友，向来所委求大字《语》《孟》，闻吴少綝在严州印归，遂以应命。别寄人求之，谅不易得也。”[1]信中提到的这种适合小孩使用的大字本《语》、《孟》，看来只在特定的朋友圈流行，并非那种随便就可买到的普通之物。李侗张罗着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朋友进行开蒙教育，一来可见其人教子之用心，二来可知他与朱松的同窗之情非同一般。
  在如此密切的关系影响下，绍兴五年（1135），年仅6岁的朱熹在跟随父亲前往政和庐墓守丧、途径剑浦时，就初次拜会了对其拥有早教之恩的父友李侗。对此，朱熹还特在自己的《祭李延平先生文》中有过专门说明：“熹也小生，丱角趋拜。恭惟先生，实共源派。訚訚侃侃，敛衽推先。”[2]而王懋竑所辑《朱熹年谱》，则也用了“李先生讳侗，字愿中，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先生少耳熟焉”[3]的文字表达来说明朱熹对于李侗的熟知程度。至于朱熹的及门弟子赵师夏，那就更加完全明示了二人的亲密关系：“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与延平先生俱事罗先生，为道义之交，故文公先生于延平为通家子。”[2]只是，这些交往的重要过程大都发生在朱熹的幼年时期，所以一般不太被注意。但仍可令人推想的是：在父亲口耳相传的提醒教诲下，渐渐长大的朱熹一直都将李侗这位父系好友铭记在心，只待长大后一俟考取功名，便满心欢喜地前往拜会并报喜，初次“以父执事”李侗，再次便以李侗为师直至其终老，最后竟干脆将李侗和历代名儒一起排列在从祀孔子的行列中，开创了对学者进行最高褒赏的升祀之典，为后朝历代所仿效。而其之所以如此厚待并无负于李侗，除了感激李侗如同父慈般倾力传授的道学正统和研习之法外，其实还有着对于李侗言传身教人格魅力的高度敬仰：
  ……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李侗字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侗：“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4]
  李丈独深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请以为郡学正。虽不复应举，而温谦悫厚，人与之处，久而不见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即朱松）与之游数十年，道谊之契甚深。[5]
  其（李侗）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本末具备，可举而行。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然一闻其说，则实知其波淫邪遁之所以然，而辨之于锱铢毫忽之间。盖其德纯道备，学术通明。[6]
  这些由心而论的短短话语，虽然用辞不多，但却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一个满腹经纶、品质高洁、性情率真、不为名利乡居老者的魅力影像：他虽无意当世，但却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他虽学富五车，但却绝意进仕，不为利禄之学，非一般人所能及；他虽箪食壶浆，但却超然心性，如同冰壶秋月，莹彻无瑕；他虽不著书、不作文，但却相授无遗，品德醇厚，极富涵养。他通过自己的人格感召，系统相接地将杨时首创的道南一脉上承下启，成功化育了一代宗师朱熹，受到历代学人的推崇与尊重。而与此相应的是，品德高尚、力行言传身教的李侗在自家子女培养方面，也同样成绩斐然：绍兴二十七年（1157），李侗的长子友直（31岁）和次子友谅（29岁）一起同登王十朋榜进士。友直，左修职郎，信州铅山县尉；友谅，左修职郎，官建安主簿，历监察御史，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而未行举业的三子友闻，则出任为福州大都府长乐郡威远将军。
  （二）注重“深潜缜密”的读书方法和师生相友的为学理念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前赴同安任中的朱熹在剑浦县樟林乡第一次拜见李侗时，虽然前后一共逗留了二十天左右，但也仅仅只是“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2]甚至，面对当时年已花甲、样貌如同村夫野老般的父友李侗，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还意气风发地“强志博见，凌高厉空。初见侗，即与论禅”，[2]很是显出一派年轻气盛、饱学诗书的优越势态，让人切实感受到他学禅有得而着意卖弄的喜悦之情。不过，面对故人之子这些禅味浓厚的慷慨陈词，深得为学之要的李侗却并不以为然，也并不予以苟同。他一面批评朱熹沉迷于佛学的不是，一面“正其误曰：悬空理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也。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之，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2]
  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正月，恍然大悟的朱熹开始正式到延平拜李侗为师。这就是“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2]的最终结果。虽然，从绍兴二十三到二十八这两次见面的时间相隔长达五年，但这却是朱熹为学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关键时段。其之得益于延平的最大收获，就在于由好佛至辟佛这一为学态度的转变。对此，经过了几年实践琢磨的朱熹就曾不无感慨地说：
  延平先生尝言：“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说去做，真个是不同。……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先生云：“学者不须如此。”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馀矣。毕竟佛学无是处。[5]
  而对于朱熹这般由衷的治学感叹，其弟子赵师夏也有同样深刻的文字表述：“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儱侗（通“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馀，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2]
  由此可知，李侗这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治学方法，不仅要求学人要把禅理中关于静思的智慧和儒学中实现中庸的思维方法相结合起来去探索义理的无穷奥秘，而且还要学会反复推导，循序渐进。他对朱熹强调说：“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5]这种主张读书就要脚踏实地，治学就该实实在在，不应浮光掠影、不着边际的教育理念，对于喜好空言无实、无边广说的年轻朱熹来说其实是个警戒，它使朱熹的治学之风最终为之大变，承认：“自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并在与李侗进一步论易的过程中体会到：“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2]当然，除了运用这种“深潜缜密”的教学方法对故人之子进行认真的学术教导外，李侗还很好秉承了家中“父子兄弟自相师友”[7]的教学理念，非常注重与朱熹间的平等对话，强调：“某幸得早从罗先生游，自少时粗闻端绪，中年一无佽助（帮助），为世事淟汩（沉沦、埋没）者甚矣。所幸比年来得吾元晦相与讲学，于頺墯中复此激发，恐庶几于晚境也，何慰之如！”[5]为此，他还在写给先收弟子罗博文的书信中一再称赞说：“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颕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源头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6]
  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更加尽心尽力地授学高徒，李侗还一改自己长期静坐独思所导致的教学方法的不足，多次携手朱熹研学于南平的山水之间，论道磐陀、切磋乡居、悠游九峰、评品山泉，为朱熹疑难困顿的“洒然冰解”、“融释脱落”倾尽了自己所有的心力与关爱。甚至分别后，他还念念不忘用信件来为朱熹答问论难，谆谆善诱。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朱熹决定在封事中力陈自己讲帝王之学（儒学），定修攘之计（反对议和），固本原之地（任贤修政）的政治主张，并请李侗为其批阅。李侗接到来信后，不仅在批阅时对文章中疑问不妥的字句都用贴纸贴出，而且还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己力主抗金、反对议和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无比关切的真情实感。这份经由李侗详细批改的朱熹上书，即著名的《壬午应诏封事》。
  （三）倡导“主静存养”的修为习惯和“默坐澄心”的治学境界
  自二十四岁受学罗从彦开始，李侗就在罗从彦的精心引导下，常常“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2]，终于达成了“主静存养”的修为习惯和“默坐澄心”的治学境界，认为治学就是“穷昼夜不倦。随其浅深，必语以反身自得，而可入于圣贤之域。”[6]
  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二十六日，正式授学朱熹没多久的李侗就专门针对朱熹写来的第一封问学信，回信告诉朱熹“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5]后来，他又根据自身的学习所得，反复教导朱熹：
  “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5]
  “学问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则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水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苟免，显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以故，未尝为讲解文字，然其辨析精微，毫厘毕察。[6]
  绍兴三十年春（1160），面对第三次前往剑浦求教的朱熹，李侗不仅耐心为其评述了儒家的“仁”字真谛，阐发了二程的“性理”之学，而且还给他详细讲解了《孟子》尽性、养气的内容和自己长期总结的存养、持守等方法，让朱熹大受启发，终于从根本上摆脱了佛老的“困顿之学”，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中逃禅归儒的重要转变，并称：“自从侗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如此。”[4]
  由此可见，就在李侗心心念念“主静存养”、“默坐澄心”的思想影响下，致力问学的朱熹终于得以迈上自己大放光明的学术征途，有了豁然开朗的学术思路，也有了不同凡响的学术思维——
  或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口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8]
  这种排除一切杂念，仅以“静坐”、“澄心”来探求万物真理的思维方式，可谓李侗颇具特色的教育路径与治学修为。它不仅充分继承杨时“体验未发”和罗从彦“静中观理”的基础论述，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融释贯通”的治学要义，在“道南一脉”的学术传承中发挥着总结者和化育者的重要作用，成功引领朱熹走向集齐理学之大成的崇高境界。数百年后，一纸“静中气象”的康熙御书，又以颇具权威的皇家褒赐，为李侗“主静存养”、“默坐澄心”的教育思想，圈划上了一个特色有加的文化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