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综前所论，杨时不但在道统人物谱系上，明确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的宗传，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庄子之说）、辞章之学、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也在道学天道、心性、工夫方法的理论阐释中体现着贬斥汉唐以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在天道的阐释上，他批判了韩愈“道与德为虚位”和苏辙“寄之曰中”、“一和中之在是”、“孟子性善论出，一与中始枝”的说法；在心性论上，他批驳了杨雄“修性”说法和苏辙以热与焚、“得其性”和“失其性”说法论孟子性善、荀子性恶；在工夫方法论上，他批判杨雄“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之说和韩愈雕饰辞章的做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上对汉唐以来辞章、章句之学的贬斥是与其对二程传承的孔孟儒学正统（道学）的凸显是一体的。综合学界研究成果看，大体认为，杨时道学凸显了一个二程所传承的三代授受、孔孟宗传的天道、心性、工夫和境界一体的一贯之道，在天道上，杨时将《易》“形上之道”“继善成性”、《论语》道和仁、子思《中庸》“中和”“率性之道”、孟子“性善”加以阐释凸显；在心性论上，杨时将《易》“继善成性”、子思《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相贯通；在工夫论上，杨时注意到曾子《大学》“格物致知”、尧舜禹“执中”、子思《中庸》“已发”“未发”、孟子“博学反约”“反身而诚”的工夫。足见，从道统人物谱系和理论阐释上，杨时道学内在地体现着贬斥辞章之学、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而凸显二程传承的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的文化意涵。甚至杨时将汉唐以来的辞章之学、章句之学贬斥为徒增闻见知识、应付科举的功名利禄之学，而远非孔孟宗传的为己之学，他说“尝窃念圣人没，逮今千数百年，学士大夫皆外诱势利，鲜克为己者。”[2]“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7]在杨时看来，这些学术之蔽非但在文化的中心和上层士人、大学者那儿，这种状况也深深影响了地方士人学子，他们也往往“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训诂之学、科举之文，应科举博功名，杨时曾言“吾邑距中州数千里之远……故后生晚学，无所窥观，游谈戏论，不闻箴规切磨之益。……亦不过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之儒，钓声利而已。”[6]总之，杨时在道学视域下将辞章之学、章句之学认定为儒家内部末学歧出，内在地体现了杨时道学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汉唐以来的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为末学歧出的文化意涵。而杨时的这种认定及其内在体现的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汉唐以来的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为末学歧出的文化意涵，也是二程及其其他门人的整体文化倾向。二程（主要是程颐）一面凸显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传道的统绪，程颐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21]“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22]强调二程传承的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同时二程还指出，除了儒者之学（实质即孔孟之学）的正统外，还有文章之学（辞章之学）、训诂之学（此二者相当于儒家末流歧出），乃至异端之学，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23]“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詀，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23]二程认为汉代经学事工于章句训诂，而不知经籍旨要，二程说“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且如解《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23]二程还就汉唐辞章之学的代表人物杨雄和韩愈的理论作了批判，二程认为杨雄性论有错，二程说“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杨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24]也认为韩愈“道与德为虚位”说法不正确，二程说“（韩退之）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25]显然，作为笃守二程学说的杨时，其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文化倾向当源自二程。与杨时一样，同事二程的程门弟子游酢、谢良佐、胡寅等也承继着其师相似的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文化倾向。游酢在人性论上，赞赏子思“天命之谓性”和孟子的“性善”论，而贬斥杨雄的“性善恶混”和韩愈“性三品”说，他说“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或曰性恶，或曰善恶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26]“杨雄言人之性善恶混，韩愈言性有三品，盖皆蔽于末流，而不知其本也。”[26]而谢良佐指出秦汉以下，道学未能得以阐明（言下之意，包括辞章和章句之学在内的汉唐学术未得孔孟真传），尽管秦汉以下志于道、求道而为善的人并不缺乏，他说“然秦汉以来，学（道学）虽不明，而为善者不絶于天下，天下若能志于大者远者，不为目前移夺，虽是非小有失中，大体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27]而胡寅也指出，孟子以下，汉唐即便是韩愈这样的大儒也未能得邹鲁孔孟之学的精髓，最多也只是佛教戒律讲论的宗派和佛家传心直超佛地之宗的关系，他说“自韩退之而后，皆以爱命仁。则恐失之。子思传之曰：‘仁者，人也。’孟子传之曰：‘仁，人心也。’此心何处不备。独指以为爱可乎？汉、唐以来，名世儒学，往往工于训诂度数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轲之死不得其传。”[28]“惟邹、鲁之学，由秦、汉、隋、唐，莫有传授。其间名世大儒，仅如佛家者流，所谓戒律讲论之宗而已。至于言外传心，直超佛地，则未见其人。”[29]一言以蔽之，杨时与二程及游酢、谢良佐、胡寅等二程其他弟子有着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共同的文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