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再者，在杨时看来，汉唐之儒往往“区区于章句之末”，为训诂之学。汉唐以来经传注疏盛行，无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往往各守专经研治、各有擅长，而他们往往注疏各异、相互诟病指责，他说“汉兴，诸儒守专门之学，互相疵病，至父子有异同之论”[5]如此为经传注疏的儒者，他们的著述合乎道者不超过一半，然这样不能概略地称他们为“知道者”，因为他们不符合道、不符合理的更多，他说“由汉而来，为传注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过半，然不可㮣谓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3]如此经传注疏，执着于文字分析与训诂，琐屑地辨析文章之字句，他说“类皆分文析字，屑屑于章句之末。”[5]杨时就《易》和《诗经》的研习，批评了这种“区区于章句之末”的训诂之学。在杨时看来，之所以汉魏以来，以研究《易》而闻名的将近几十上百人，不过他们的书不为士大夫批评讪笑，成为废纸用作覆盖酱瓿的没有几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区区于章句之末”，为经传注疏之学，他说“夫《易》于六经尤难知，自汉魏以来，以《易》名家者殆数十百人，观其用力之勤，盖自谓能窥天人之奥，著为成书，足以师后世。然其书具在，不为士大夫议评讪笑用覆酱瓿者无几矣。”“区区于章句之末，又安能免于讥评讪笑乎？”[2]当今学者非但作文章之学因文害辞，更大的问题是，通过分析字之偏傍以取义理（训诂方法）为训诂之学，这样怎能还会真正理解《诗》，能得《诗》之义理而传于世呢？他说“大抵今之说《诗》者，多以文害辞。非徒以文害辞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义理，如此岂复有《诗》？”[7]
  这些“区区于章句之末”的训诂之学，不曾精思力究经典之义理，常常以粗浅意见和臆测，通过琐屑地文字分析与训诂，以求得圣人所言之隐微之义理，自谓有得，实质离圣人之道本真更远，他说“未尝精思力究，妄以肤见臆度，求尽圣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铢较，自谓得之，而不知去本益远。”[17]这样的章句之儒，只是琐屑地专注文字辨析与训诂，以这种方式去求圣人之道，怎能不为大方之家所耻笑，怎能求得圣人之道？他说“章句之儒，辨析声病，为科举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几何不见笑于大方之家？”[17]在杨时看来，圣人之道不仅仅依赖语言而传的，士人学者如想窥探圣学奥秘，如果执着于章句文字，就如同以千里马的外在形貌筋骨特征而求千里一样，终不可得，故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不要执着于章句之末，他说“余于是得为学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传也审矣。士欲窥圣学渊源，而区区于章句之末，是犹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马也，其可得乎？余于是书也，于牝牡有不知者盖多矣，学者能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则于余言其庶矣乎。”[5]研习经典核心要把握经典的义理、精髓，而不在其外在形式，当得意而忘言，经籍文字如同糟糠，所谓“微言窥圣域，妙应期得髓。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