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杨时看来，儒家圣道之传、圣人之学到了孔子之后，春秋战国之际，因孔门弟子分处各诸侯国，其皆以他们各自所闻见到的孔子学说，传授于弟子，致使孔门儒学流衍分化，而这一分化早在战国时韩非就已经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而在这些分化的末流支派中，真正得孔子儒学真传者很少，比如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之传便是如此。这些儒学末流支派去圣道也远，未能得圣道之传，实际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宗传之外的歧出，他说“孔子殁，群弟子离散，分处诸侯之国，虽各以其所闻授弟子，然得其传者盖寡。故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则其去本浸远矣。独曾子之后，子思、孟子之传得其宗。”[5]杨时将庄子之说看作孔子之末流后学，有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之歧出之传。
  杨时不仅从师承谱系来论庄子为孔子之后学歧出，而且还在学说上揭示了庄子之说和孔门学说之间的相通性。他说“余顷自京师得《元道》之书阅之，喜其言无益生之祥，窃谓行之，其几于道也。及来毗陵，闻道士严奉先得卫生之经，夜卧无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问焉，听其言，殆将有意乎庄生所谓‘息以踵者也’。”[6]指出严奉先养生的方法差不多接近道教《元道》的“兀然自止者矣”的境界（此是一种自然养生观，而非延年益寿的炼养观），这种方法接近儒家圣人之道，严奉先修养生命大概追求庄子所谓“息以踵者”（真气可以遍布全身的真人的境界）的自然澄明之境，肯定了庄子“息以踵者”之说接近儒家圣人之道。而且杨时还认为庄子之说和儒学宗传的子思、孟子之说义理相通，只是与儒家圣人之说在言说方式上不同：儒家圣人所认为的寻常事，而庄子则夸大其辞，曲譬广喻，张大其说。他说“圣人以为寻常事者，庄周则夸言之。庄周之博，乃禅家呵佛骂祖之类是也。如《逍遥游》、《养生主》，曲譬广喻，张大其说。论其要，则《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养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而已。”[7]在杨时道学看来，庄子的《逍遥游》在境界旨要上和子思《中庸》“无入而不自得”的从容中道的境界一致，《养生主》在工夫的旨要上和孟子“行其所无事”顺性而行的方法是一致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子学说在思想上有和孔孟宗传有一脉相似处，然其学说仍于孔孟宗传有不同处。这个从杨时关于颜回“屡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杨时认为，儒家所说的空是心胸中不留存外在一物、心不为外物所诱一而不杂的境界，是忘物之境，而颜回“屡空”的状态还没有达到空的境界，《答胡德辉问》载“问：‘回也其庶乎，屡空。’说者谓若庄周所谓忘仁义礼乐与夫坐忘之谓也。然下文言‘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则所谓‘空’者，非忘仁义之类也。然空必谓之‘屡’者何如？答：‘其心三月不违仁’，则盖有时而违也。然而其复不远，则其空也屡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贡货殖，未能无物也。孔门所谓货殖者，岂若世之营营者耶？特于物未能忘焉耳。”[3]言下之意，儒家所说的空不是庄子超脱人事社会活动的的忘弃“仁义礼乐”和“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境界，而是在应事接物中物不留于胸次的状态；而且颜回只是“屡空”，并未达到空的状态。杨时曾强调“学至于圣人，则一物不留于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屡空’而已。谓之‘屡空’，则有时乎不空。”[8]“屡空”是有时还不空，是颜回差不多接近空的状态，而学至于圣人则自然会有一物不留于胸中而常空的境界，而颜回则没有达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杨时道学视域中，达至见体、得道的圣人境界自然有空的境界，但学至于一物不留于胸次的常空的境界来还仍未达至见体、得道的境界，他说“‘屡空’，有时乎不空，‘三月不违仁’，则有时乎违是也。以空为学之始，而仁之体未见；至于不违仁，则仁之体见矣。未知仁以何为体？不可谓有一‘仁’字便谓仁之体见，则《论语》之言仁处多矣。以空为学之始……”[9]在杨时看来，空之境界只是使得心不为外物所诱一而不杂，这仅是为学之始，而未达到圣人之境界，圣人之境界则是见仁之体，即见仁体、得道，事事皆由自我本心仁性而行，无时无处都不违背人的本心仁性。这见仁体、得道实质就是体悟到道我一体、物我为一，正如语录所载“曰：‘安得自然如此。若体究此理，知其所从来，则仁之道不远矣。’二人退，余从容问曰：‘万物与我为一，其仁之体乎？’曰：‘然。’”[8]见仁体、得道实质即体究到万物与己一体，这也就是从容中道，从心不逾矩的状态，杨时曾言“道固与我为一也，非至于‘从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与此。”[9]只有心达到这样的状态，才也可能实现道与我为一，这不是一物不留于胸次的空所能达到的。可见，在杨时看来，庄子所说的超脱人事社会活动的的忘弃“仁义礼乐”和“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和儒家境界有着相当的差异，儒家并不超脱人事活动而是在人事活动之中作内在超越。
  在杨时看来，秦以下，至汉唐，圣道不明、圣学失传，儒者往往“务为辞章”而有辞章之学，“区区于章句之末”而为训诂之学，以应对科举考试，博取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