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阅读、注解经典的长期实践中，虚心是其最为重视、反复强调的一项基本读书方法，亦可谓其他一切方法的基础。譬如他说：
  读书须是虚心方得。他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顺他去。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3］
  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4］
  朱熹指出，宋儒读书多有两种弊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5］因此，读书必须首先保持客观的态度，尽量摒除各种先入之见，虚心平气体会圣贤言语，而不应妄以己意立说，将自己的意见掺入圣贤本意中。因为“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6］，故只需“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7］。
  朱熹认为，要想克服私意与先入之见的束缚，直求经典本义，除了虚心之外，还须做到存心、专心、定心、静心、宽心，不可急迫以求之。他说：
  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间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得文字精审。［8］
  学者读书，多缘心不在，故不见道理。圣贤言语本自分晓，只略略加意，自见得。若是专心，岂有不见。［9］
  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10］
  学者观书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齐整，只是以纷扰杂乱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养本原，且将已熟底义理玩味，待其浃洽，然后去看书，便自知。［11］
  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沉潜反复，将久自会晓得去。［12］
  由此可见，存心、专心、定心、静心、宽心之间紧密联系，互相转化，是同一种心理状态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共同构成了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前提与基础。“而今却说要虚心，心如何解虚得。而今正要将心在那上面。”［13］若能做到宽心、虚心，便可避免执着于私意与己见，不急迫强求圣贤之意。对此，朱熹又提出“退步看”的方法，指出“看文字，须是退步看，方可见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为所遮蔽，转不见矣”“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14］，即通过适当拉开读者与经典文本之间距离的方式，使圣贤之意能够自然从容显现。因此可以说，朱熹所理解的读书不仅是一项客观的知识性活动，而且与主观的心理状态和心性涵养密切相关，受到阅读者的心态、心境与心性修养工夫的极大制约与影响。学者只有先涵养本原，使心常在而不放逸，保持平和静宁的心态，将心思完全集中于体会圣贤言语上，才能使心的认识能力得以完全发挥，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根据朱熹的经典观，仅仅了解纸面上的经典文义仍然有所未备，读书的最终目的在于学为圣贤，使自己的言行思虑合乎“道”与“理”的要求。因此，朱熹要求学者在虚心阅读经典的同时，还须切己体验圣贤之道，在人与书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使经典在读者身上重获生命。他说：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15］
  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16］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17］
  在朱熹看来，“切己体验”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经典所载原不在吾心之外，乃先得吾心之同然者，因而将经典与自身实际结合起来，切己体验圣贤之言，就自家身上推究，有助于更有效地发现、领会圣贤之道。另一方面，圣贤之道不为空说，而须反求诸身，见诸行事。“近世儒者不将圣贤言语为切己可行之事，必于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论，屈曲缠绕，诡秘变怪，不知圣贤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转相授受，复以欺人。”［18］因此，朱熹主张学者应在认识经典文义的基础上，体认省察其中的义理，使得自家精神与圣贤之心融为一体，并将其贯穿到日常的实践活动中。可以说，朱熹通过虚心切己的读书方法，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结合起来，使阅读活动完成了由“外”向“内”、由“博”入“约”的转化过程，亦为经学与理学的沟通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