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与魏掞之是同学，年龄比魏小，所建的社仓也约晚于魏掞之20年，朱子创建社仓的前后因缘通过《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传于后世。全文如下：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敷文阁待制信安徐公〓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书溯溪以来，刘侯与予率乡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归，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
  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之。是冬有年，民愿以粟偿官贮，里中民家将辇载以归有司，而王公曰：“岁有凶穰，不可前料。后或艰食，得无复有前日之劳，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刘侯与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请于府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侥幸、广储蓄。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朱子与魏掞之是同学，年龄比魏小，所建的社仓也约晚于魏掞之20年，朱子创建社仓的前后因缘通过《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传于后世。全文如下：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敷文阁待制信安徐公〓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书溯溪以来，刘侯与予率乡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归，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
  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之。是冬有年，民愿以粟偿官贮，里中民家将辇载以归有司，而王公曰：“岁有凶穰，不可前料。后或艰食，得无复有前日之劳，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刘侯与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请于府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侥幸、广储蓄。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数公之心焉，则是仓之利，夫岂止于一时！其视而效之者，亦将不止于一乡而已也。因书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后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记。
  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建宁府出现严重的饥荒。朱子受崇安知县知县诸葛廷瑞委托，和五夫的乡贤左朝奉郎刘如愚一起赈灾。朱子通过劝勉富户拿出存粮救助贫户的方式救灾。饥民陆续得到了粮食的救助。几天后，邻县浦城的乱民四处攻抢，过石陂，抵澄溪，离五夫仅二十里。建宁府派兵平乱。此时，青黄不接，富户的粮食告罄。朱子向崇安县和建宁府求助。建宁知府徐嚞答应以借粮六百斛的方式赈济。六百斛粮食终于使五夫的赈灾画上圆满的句号。
  通过赈灾，朱子认识到凶年暴露两个社会大问题——百姓不安定，官府不作为。
  百姓不安定。“平父归说信州恐有剽掠者。建阳江墩（邵武之境）为盗贼所焚，气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止从配隶，又闻中道而逸矣。奸民愈无忌惮，未知所以为善后之计也”。（《晦庵集·别集卷一·与林泽之》）浦城民乱，建阳江墩（今江坊）被乱民焚毁，信州乱民也聚众剽掠。浦城的起事者被建宁府擒拿后，刺配途中逃跑了。百姓不安定，引发民乱，惊动孝宗，下令赈济灾民。“乾道四年五月丁亥（二十六日），以饶信二州，建宁府饥民啸聚，遣官措置赈济”。（《宋史·卷三十四·孝宗纪》）“以饶、信及建宁府等州饥，遣司农寺丞马希言同提举常平官赈济”。（《宋史·卷二十五·孝宗纪》）但是，官府严重不作为。朝廷派遣司农寺丞和福建路提举常平官赈济饥荒。州郡官听说司农寺和提举常平司官员前来，繁文缛节地迎来送往，赈灾只“施米十日”。市井的游手好闲之人和县城附近的百姓得到些许米粮，深山穷谷仍受饥饿迫害的百姓并没有得到丝毫救助；救济的时长也没有十日。“朝廷所遣使者方来，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县之人得之，深山穷谷尚有饥民却不沾及，然所谓十日，亦只虚文，只轺车过后便不施矣，其实亦无许多米给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无一事真实，可叹可叹。”（《晦庵集·别集卷三·与林择之》）
  灾情所暴露的社会问题引发了朱子的解决问题的思考，而不久之后崇安水灾，更是触动了朱子强烈的民本思想。同年秋，崇安县西北崇山峻岭的村落受到一次大暴雨的侵袭，灾情严重。“熹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与县官议赈恤事，因为之遍走山谷间，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不知此个端绪何故汨没得如此，不见头影……此水所及不甚广，但发源处皆是高山，裂石涌水，川原田亩无复东西，皆为巨石之积，死伤几百人，行村落间，视其漂荡之路，听其冤号之声，殆不复能为怀”。（《晦庵集·与卷四十三·与答林泽之》）朱子接到建宁府的檄文前往救灾。整整十天，朱子翻山越岭，攀岩过涧，田间地头。寺溪、长涧一带，山高路陡谷深，洪患之后，遍地的沙石冲毁田野和纵横的小路。房屋坍塌，只有一两户居住高处的农家。“某自寺溪入长涧，由杨村以出，所过不堪举目，有小诗云：‘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区区于此，深有所不能自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盖不胜言矣”。（《晦庵集·续集卷二·与蔡元定》）生民凋零，百姓死伤多达几百人，幸存的鳏寡孤儿，哀号泣哭之声不绝于耳。灶堂炊烟冰冷，釜甑空空如也。朱子带着米粮，挨户赈济。
  五夫秋收后，建宁府知府徐嚞奉祠离职，继任者是王淮。朱子组织将建宁府的600斛借粮统一集中装车送回建宁府。新任知府王淮决定将粮食留在五夫以备不时之需，只提交一份借粮百姓的名册即可。
  乾道五年（1169），朱子和刘如愚请示建宁府：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百姓缺粮，百姓向豪家借贷，是借高利贷；向官府借贷，路程又太远。官粟摆在仓库没人借贷的话，存久了容易腐烂，不能吃，希望现在，将存粮一年一借贷用于解决百姓的急用，来年又可收到新谷，不但能够平抑灾荒粮价，又能解决百姓困难。故建议王淮将此600斛存粮放贷出去，一石收息二斗。王淮离任后，接任的是沈度，朱子又与刘如愚商量后向沈度报告：“粮食分开贮存百姓家，看守出纳不方便也不规范，建议建社仓储粮。”沈度批准并拨款六万钱用于帮扶建仓。朱子寻了片黄氏废地，乾道七年（1171）五月开建，八月竣工。四个月时间就建成仓廒三间的社仓。谷本是原来建宁府的六百石借粟。至此，五夫社仓正式建立。
  淳熙八年（1181），崇安开耀乡五夫里的社仓运行十年，社仓的储粮达三千七百石，五夫向建宁府的借粟全部归还，以息米三千一百石为谷本继续放贷。之后，百姓借米归还时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加收耗米三升，只占贷米数的百分之三。朱子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前，入京上奏，详述五夫社仓行之有效的经验，请求推广于各地，作为防备灾荒的久远之计。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诸路州军”。社仓之法大行于天下，五夫社仓成了官行社仓。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相关的文献，谷本1600斛，根据社仓规定，成人人均放贷1斛，儿童减半，救济的范围不会超出总户数达400户的地域。运行十年后，仓中存粮3100斛，此后，五夫社仓已积累粮食5000斛作为基金，以当时只有3000人的五夫里来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五夫的百姓原先好斗玩命，有了社仓后变淳厚了；五夫的豪富原本刻薄和吝惜，现在慷慨了；五夫原来一遇灾害就发生骚乱，如今虽遇凶年，一乡四五十里之间，也不会缺粮了。因为五夫社仓的成功运作，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的典范，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朱子创立五夫社仓，是在宋代君臣普遍的民本思想的大环境下，在民生理论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是在闽北魏掞之、熊如圭社仓建设“试点”后一次成功的尝试；是朱子在崇安救灾赈济后为解决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的一次成功的创举，被典籍提到了“仁政及民，莫此为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