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据记载，社仓是由隋代长孙平首创，《隋书·长孙平传》：“开皇三年（583年）征拜度尚书……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里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义仓因设在当地里社，由当地人管理，故名曰“社仓”。唐初的戴胄在设置义仓的奏牍中，也称之为社仓。在宋朝首先提出“社仓制度”是陈留县知事苏涓，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他上书称：“彼于所颁畿邑内，每社置一仓，由一等户出栗二石；第二等户一石；第三户五斗；第四等户二斗；第五等户一斗；夏亦如之。每仓一守吏，举乡中耆志管理输纳，由县调制表册。”苏涓的建议虽然得到神宗的称许并将付诸实施，但为王安石所阻而未推行。［9］
  尽管社仓的社会救济设施从隋朝设置起，历经唐代至北宋，但南宋以前的社仓事际上只是具有同义仓或常平仓相似的性质。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私人集资举办社会赈恤和社会公益事业，除范仲淹的义庄外，是到南宋出现的社仓。南宋的社仓与此前设于都市的诸如常平仓或义仓等截然不同。其一，社仓建立场所上的不同，主要建在里、社，基本上存于乡村社会；其二，性质不同，社仓的救济，主要依靠其成员的自主运营。［10］
  根据现存史籍可以确认的南宋最早的社仓是绍兴二十年（1150）建阳人魏掞之在建阳县徐市镇（今建阳徐市镇宸前村长春桥附近）建的长滩社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
  自建炎初，剧盗范汝为窃发于建之瓯宁县，朝廷命大军讨平之。然其民悍而习为暴，小遇岁饥，即群起剽掠。去岁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时啸聚，遂破建阳；是夏，民张大一、李大二复于回源洞中作乱，安抚使仍岁调兵击之。布衣魏掞之谓民之易动，盖因艰食，及秋，乃请于本路提举常平公事袁复一，得米千六百斛以贷民，至冬而取，遂置仓于长滩铺。
  南宋初年，变乱频发，据王世宗广泛搜集所有可以确认南宋初期诸叛乱的现存史料并进行过分析，南宋建立至高宗末年的30余年间，中国南部共发生了330次以上的变乱，其中波及福建社会的共有50余次。［11］建炎年间（1127—1130），建阳、建瓯，特别是徐市一带，先是范汝为之乱，接着杜八子之乱，接着张大一、李大二之乱。动乱的根源在于粮食问题。因此，解决的根本之道就是建立基层的粮食仓储设施以及时救灾。魏掞之是朱子的同学，他们一同在五夫向刘子翚学习。长滩社仓的建设与运作，朱子是十分熟悉的。从朱子的《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来看，确实魏掞
  —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
  建阳之南里曰招贤者，三地接顺昌、瓯宁之境，其陿多阻，而俗尤劲悍，往岁兵乱之余，稂莠不尽去。小遇饥馑，辄复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数岁一发，虽寻即夷灭无噍类，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间已不胜其惊扰矣。绍兴某年，岁适大祲，奸民处处，群聚饮博啸呼，若将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为言于常平使者袁侯复一，得米若干斛以贷。于是物情大安，奸计自折，及秋将敛，元履又为请得筑仓长滩廐置之旁，以便输者，且为后日凶荒之备，毋数以烦有司，自是岁小不登，即以告而发之。如是数年，三里之人始得饱食安居，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而公私远近无不阴受其赐。（《晦庵集·卷七十九·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
  因为魏掞之在建阳县一带的社仓有领军性质，因此，当时的乡贤、士大夫开始建立相应的“义庄”实行借贷或赈济。
  朱子向建宁府借600斛粮食的那年——此粮食后来成了朱子建社仓的谷本，闽北发生灾荒。这一年是戊子年，即乾道四年（1168）。闽北的建阳崇仁德里（今建阳区童游街道林后村一带）就出现了义庄。朱子的门生刘爚曾撰《熊氏义庄记》，此碑尚存林后要西来寺，有若干字已漶漫。
  乾道戊子，岁大饥，中产之家无复盖藏。里民之有积贮者，或邀利闭籴，至陨阙躬。呜呼，愚哉！惟我舅氏熊公，力田积谷，不规近利，岁小侵（祲），则小发其藏；大侵（祲），则大发其藏。环其居数十里，常如有年。逮是岁，其功卓然，一邑归德。邑闻之郡，郡达之朝，公终不自言也，益务厚蓄而博施。盖尝因饥发粟，以遗其里之人，家至数斛，岁至费斛且千，而了无靳色。其里之人，依而爱之，犹饥年之母。盖其视人之饥，犹己之饥，出于诚心，而无邀后福之意，故又能以其遗子孙之余，力及其族人，曰“义斋”以教之，曰“义庄”以养之，于以尊祖而睦族，使子子孙孙世守之，其为德不既厚矣乎？吾邦之士，敢复有富贵而薄其族者乎？庆元初，公既籍义庄之田于有司，且命爚记其略。爚曰：此盛德事也，必吾邦缙绅先生文足以垂世者为公不朽，欲为之请而未及也。今公与其人云亡矣。公嗣子华韦顺大惧其先君子之实，湮没无传，复以诿（委）爚曰：子岂忘先君子之言乎？爚重推平生辱公之爱，独异他人，而公之诸子拳拳，有以承公志，公为不亡矣，又何说以辞？若其规画之概，既见于训戒之文者，不书而著，公及物之大，略以见其用心。公讳如圭，字国珍，建阳崇仁德里人也。其族多显人，公于爚之继妣为从弟云。口泰四年正月……德庆府口官内劝农事……
  熊氏义庄的建设与魏掞之不同在于，是以救灾为主要功能，而不是为了避免民乱。谷本是个人的，而不是官府的。如果乡里闹小饥荒，熊如圭就略施周济；如果乡里闹大灾荒，熊如圭就广施救济。以熊氏义庄为中心，熊如圭的救济面积达方圆几十里。灾荒之年，有些急需救济的，一家人往往会受到几斛的救助，一年多达几千斛。
  从魏掞之的社仓到熊如圭的义庄，闽北的民间互助气氛浓厚，这些朱子的同门、门人相关的救济模式对朱子的建社仓是有“试点”效应的。朱子的五夫社仓最后被官方认定是社仓创始，虽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五夫社仓建设前闽北仓储机构的实践为朱子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朱子五夫社仓的成功，被典籍提到了“仁政及民，莫此为要”的高度。
  社仓之议，始于闽之崇安县。因乾道戊子岁饥，故侍讲朱熹偕其里人朝奉郎刘如愚措置，乞之郡货米六百石。区划赈粜，比冬十收其息之二，积有四年，尽以原本归之官，而所赢凡三千一百石。自是敛散，每石抵收耗米三升，虽置凶馑，人不困籴。乃上其事乞推之天下，孝宗特俞之。仁政及民，莫此为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