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朱熹的慈善思想特色——“理一分殊”
  在朱熹之前，北宋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双重人性论，进一步探究人性善恶来源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民胞物与”思想，即《西铭》中所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我与也。”我们的身体靠天地万物滋养，人的品格靠天德本性决定。万民是我的同胞，与大自然一体，万物也就是人的朋友。把天地万物的存在价值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追求，并努力践行，最终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升华。这里侧重于表述相同，尽管张载对不同即“理一分殊”也有论述，但并不完备。
  “理一分殊”作为一个命题，第一次明确提出是程颐的《答杨时论西铭书》。北宋五子中包括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这个命题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思想。到了南宋朱子，总结了北宋五子的探索成果，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朱子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公共的本体作为本性。因此，宇宙万物没有不同的，但是人和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依据“心”自觉地使“理一”分出为“分殊”，也使“分殊”具有“理一”，双向互动的方式而结合“理一”和“分殊”。因此，朱子把“性”说明是宇宙万物的“理一”，而把“心”说明是人和物之间的差异。朱子认为“心”就是人和万物的差异性，“性”就是宇宙万物的共性。
  二程以前的儒家把“情”看作是“仁”，没有区分本体和情感。二程第一次把“仁”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是二程以后，佛教本体论在学术界流行，当时儒者集中讨论“仁”本体论的某个方面，忽视了儒家孔孟以来的“爱”。朱子通过批判“知觉为仁”和“万物一体为仁”的思想，确立“仁”的名义。朱子从人所本来具有的恻隐之情也就是“爱”来对“仁”进行了说明。朱子说：“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还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梭，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5］
  朱子将“仁”解释为“未发”，将“爱”解释为已发。仁和爱的关系就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仁是未发以前的本体，爱是仁践行后的具体情感的显现，也就是用。爱是从仁生发出来的。虽然仁和爱的有区分，但二者不可相离。仁就是爱的理一，爱就是仁的分殊。
  朱子认为虽然“理一分殊”强调对于万物全体的一视同仁，但是“仁”的发端必须是父子之间的血缘之情，否则就无法把握“爱”的内涵。他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气叶处。”［6］“恻隐之心，方是流行处，道得亲亲仁民爱物。”［7］“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但是爱亲乃是切近而真实者，乃是仁最先发处。至赞仁民爱物乃远而大了。义之实亦然。”［8］朱子认为以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仁之萌芽，这种恻隐之心可以说是最真实、具体的。这种思想从孔子以来被儒家所一再继承，孔子也是依据血缘亲情的远近亲疏来体现恻隐之心的差别性。到了朱子，进一步将这种血缘亲情扩大到亲亲、仁民、爱物，使得这种恻隐之心流行于宇宙万物。虽然恻隐之心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爱亲、爱民、爱物都是仁的表现。
  朱子用“理一分殊”的思想，进一步阐释说明了“仁”就是天理流行，当然天理流行不能混乱，具体的事物也处于各自最合当的位置，他把这种事物解说是“义”。“仁”就是“理一”，“义”就是“分殊”。比如我们说的“爱”，“爱”首先要爱父母兄弟，其次是爱亲戚朋友，然后是爱乡亲宗族，进而推到天下国家以致宇宙万物。这种爱贯通于家、乡、宗族，天下国家、宇宙万物，也就是“理一”，但同时也有层次差别性的。如果没有普遍的“爱”，则亲、家、乡里、宗族、天下国家的人不能相亲相爱，如果没有具体的差别的“爱”，则所有的爱就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对于朱子而言，偏重于“理一分殊”两面中的任何一面都是不对的。
  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儒家慈善观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思维模式而言，朱子将两者解释为普遍和特殊的相互蕴含关系，既不能以普遍取代特殊，也不是要以特殊否定普遍。从价值理念看，这是一种充满现实感的人道主义的慈爱情怀，一方面强调血缘亲情的根本之爱，另一方面对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做出各自的有序安排。
  2、朱子慈善思想的实践——社仓制度
  社仓制度首创于南宋，与常平仓、义仓多设在大小城镇不同，主要设置在农村，服务于当地老百姓。
  宋人魏掞之最早创建社仓。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魏掞之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铺设仓，遇歉收以谷贷民，不收利息。［9］《宋史·魏掞之传》称：“诸乡社仓自掞之始。”但是，魏掞之只是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社仓，并没有真正推广开来，也未能获得朝廷的确认。社仓制度真正成为国家合法的仓廪制度，是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在这一过程中，南宋大儒朱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由此着眼，一般认为，社仓之制始于朱子。”［10］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秋，建宁府崇安县遭遇大水灾，田地颗粒无收。更严重的是，次年春夏之交，“建人大饥”，民众急需获得救济。在此危急时刻，赋闲在家的朱子受知县诸葛廷瑞的委托，与该乡土居的朝奉郎刘如愚一起劝说富民降价出卖囤积的粮食，以便赈救饥民。正是由于朱子等人的积极努力，“里人方幸以不饥”，大量老百姓获得救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浦城又发生饥民骚乱，而且，朝廷储存的救济粮食也快要耗竭，“藏粟亦且竭”，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极其危急的形势下，朱子等向朝廷借到粟六百石，发放给难民，化解了民众暴乱，稳定了社会局面。同年冬，老百姓将所借粟米如数归还。依据这一成功经验，从乾道五年起，朝廷每年都向有困难的百姓借贷一次，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等百姓归还时朝廷要征收二分利息，朝廷也获得一定的利益。这实则是一项双赢的政策。等到了乾道七年，朱子在相关官员的帮扶之下，正式修建社仓。四个月时间建成仓廒三间，以原借粟六百石为谷本，于青黄不接时借贷给民户。［11］
  南宋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子借着到浙东救灾的时机，上书朝廷，详细阐述了社仓创建的经过及其规约条法、成功经验，希望朝廷能够加以推广。朝廷接纳了朱子的建议，同意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创建社仓。至此，社仓正式成为一项国家制度，用于防灾备荒。
  此后，社仓逐渐获得大范围的扩张。至迟在宋理宗初年，南宋各路已基本都设置了社仓。“各路之中，以两浙路、福建路和江南东、西路的社仓普及程度最高，呈现出以福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形式。”［12］
  社仓的创建和推广，对于防灾备荒发挥了显著的效果。尤其是社仓直接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老百姓，以最快最好的途径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而这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仓廪机构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南宋嘉定八年（1215），潭州全境发生饥荒，造成大量饥民，正是由于潭州长沙县自身已经在庆元初年创建了二十八所社仓，能够及时向本县饥民借贷粮食和种子，有效地帮助本县民众渡过灾荒，重建家园。
  宋朝之后，社仓制度获得了继续发展。清朝初年就曾经大规模整顿社仓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雍正二年（1724），朝廷专门制定社仓条例，对社本筹集、仓谷粜借、仓储保管等有关事项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了社仓进一步发展。
  从民本角度考察宋代理学家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启发，如何落实“均平思想”，实现再分配及共同富裕，如何通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