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民本思想作为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萌芽于殷周之际，周之代商，变革了“天命”，使一些人感到“天命靡常”。于是，他们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周王朝统治者认为取代商王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同时，人民群众在推翻商王朝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使周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郑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周公把天与民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天的意志在民，民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的集中表现，不可忽视民的动向，主张“敬天保民”。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命愈加怀疑，重民保民的思想日渐强盛。如虢国的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宋公要用人祭，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桓公六年》）明确肯定了“民”的主导地位，把“民”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到“神”之上。这一思想经过儒家的阐发，初步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孔子耳闻目睹人民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形成了许多重民、富民的思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把爱民当作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赞扬郑国子产“养民也惠”，并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公冶长》），做事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孔子还提出先庶、后富、再教的主张，他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孟子以孔子的“仁爱”思想为基础，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本思想。提倡“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经济上主张“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荀子在继承了前人“民本思想”基础上，对民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君舟民水”论。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要获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富民强国。他说：“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荀子·富国》）
  汉唐时期，儒家民本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汉代贾谊在总结秦王朝覆亡教训时，认为国家安危存亡之本在于民。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覆亡，这给唐太宗李世民带来深刻教训，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仇，民仇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