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宋之前儒家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作为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萌芽于殷周之际，周之代商，变革了“天命”，使一些人感到“天命靡常”。于是，他们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周王朝统治者认为取代商王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同时，人民群众在推翻商王朝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使周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郑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周公把天与民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天的意志在民，民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的集中表现，不可忽视民的动向，主张“敬天保民”。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命愈加怀疑，重民保民的思想日渐强盛。如虢国的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宋公要用人祭，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桓公六年》）明确肯定了“民”的主导地位，把“民”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到“神”之上。这一思想经过儒家的阐发，初步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孔子耳闻目睹人民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形成了许多重民、富民的思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把爱民当作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赞扬郑国子产“养民也惠”，并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公冶长》），做事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孔子还提出先庶、后富、再教的主张，他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孟子以孔子的“仁爱”思想为基础，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本思想。提倡“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经济上主张“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荀子在继承了前人“民本思想”基础上，对民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君舟民水”论。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要获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富民强国。他说：“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荀子·富国》）
  汉唐时期，儒家民本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汉代贾谊在总结秦王朝覆亡教训时，认为国家安危存亡之本在于民。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覆亡，这给唐太宗李世民带来深刻教训，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仇，民仇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二、宋之前的儒家慈善文化
  儒家慈善文化也是源远流长且呈现出显著的特征。
  尧舜禹时期是儒家最为推崇的明王时期。这个时期是“大道之行”的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种“德治社会”。夏商周“三代”继承和发展了尧舜禹三王的思想，仍主张“敬德保民、养民安民、民为邦本、亲民仁民、主善为师”，在养老方面建立有利于保民、养民、亲民的制度，《礼记·祭义》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夏商周“三代”对鳏寡孤独者照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定期救济。根据《礼记·王制》《月令》记载，政府对鳏寡孤独者均定期在仲春和孟冬发放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二是保护与照顾、鳏寡孤独者人身权利。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鳏寡孤独者；周公则在告诫周人不要欺侮鳏寡之人的同时，还要他们像殷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三是问病。问病就是询问鳏寡孤独者的病情，是周代实施“养疾之政”的重要内容。
  孔子在继承“三代”慈善文化基础上，主张爱惜民力，使民以时，节约社会财富，轻徭薄赋，实行仁政和贤人政治，以治国安民。孔子的慈善文化以“仁”为核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学文。”［1］意即由孝父母、悌兄弟、信朋友推而开来爱众人、爱众物，就接近于仁了。并且主张施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为政者听凭人民营取自然之利，不加干涉，就是爱民惠民。生产发展了，百姓受到恩惠，而政府又不耗费财用，即“惠而不费”。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民本、仁爱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学说。孟子主张一要亲民，“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2］二要尊重人权，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三要有同情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意思说用推恩办法来治民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为保证仁政落实，孟子还提出了制民之产和不违农时等具体措施。
  汉朝君主吸取秦亡的教训，深知安抚民众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采取了多种慈善措施。主要包括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可分为养恤、安辑、赈济、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内容以及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等。尊老养老不仅是汉代衡量上至将相、下至平民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还被上升至政治高度，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极力倡导执行。
  唐时期慈善事业以政府为主体，主要通过均田制来保障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建立常平仓、义仓，对灾民进行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还通过对老年人免除徭役、版授高年的方式，以及官员致仕制度，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方式。在法律制度方面对妇幼有特殊的规定，以保证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民间性的慈善组织，包括宗教组织以及宗族内部和部分富人的慈善救助也得以发展，构成了相对完善的慈善体系。
  三、民本视域下朱子慈善思想及其实践
  1、朱熹的慈善思想特色——“理一分殊”
  在朱熹之前，北宋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双重人性论，进一步探究人性善恶来源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民胞物与”思想，即《西铭》中所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我与也。”我们的身体靠天地万物滋养，人的品格靠天德本性决定。万民是我的同胞，与大自然一体，万物也就是人的朋友。把天地万物的存在价值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追求，并努力践行，最终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升华。这里侧重于表述相同，尽管张载对不同即“理一分殊”也有论述，但并不完备。
  “理一分殊”作为一个命题，第一次明确提出是程颐的《答杨时论西铭书》。北宋五子中包括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这个命题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思想。到了南宋朱子，总结了北宋五子的探索成果，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朱子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公共的本体作为本性。因此，宇宙万物没有不同的，但是人和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依据“心”自觉地使“理一”分出为“分殊”，也使“分殊”具有“理一”，双向互动的方式而结合“理一”和“分殊”。因此，朱子把“性”说明是宇宙万物的“理一”，而把“心”说明是人和物之间的差异。朱子认为“心”就是人和万物的差异性，“性”就是宇宙万物的共性。
  二程以前的儒家把“情”看作是“仁”，没有区分本体和情感。二程第一次把“仁”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是二程以后，佛教本体论在学术界流行，当时儒者集中讨论“仁”本体论的某个方面，忽视了儒家孔孟以来的“爱”。朱子通过批判“知觉为仁”和“万物一体为仁”的思想，确立“仁”的名义。朱子从人所本来具有的恻隐之情也就是“爱”来对“仁”进行了说明。朱子说：“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还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梭，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5］
  朱子将“仁”解释为“未发”，将“爱”解释为已发。仁和爱的关系就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仁是未发以前的本体，爱是仁践行后的具体情感的显现，也就是用。爱是从仁生发出来的。虽然仁和爱的有区分，但二者不可相离。仁就是爱的理一，爱就是仁的分殊。
  朱子认为虽然“理一分殊”强调对于万物全体的一视同仁，但是“仁”的发端必须是父子之间的血缘之情，否则就无法把握“爱”的内涵。他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气叶处。”［6］“恻隐之心，方是流行处，道得亲亲仁民爱物。”［7］“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但是爱亲乃是切近而真实者，乃是仁最先发处。至赞仁民爱物乃远而大了。义之实亦然。”［8］朱子认为以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仁之萌芽，这种恻隐之心可以说是最真实、具体的。这种思想从孔子以来被儒家所一再继承，孔子也是依据血缘亲情的远近亲疏来体现恻隐之心的差别性。到了朱子，进一步将这种血缘亲情扩大到亲亲、仁民、爱物，使得这种恻隐之心流行于宇宙万物。虽然恻隐之心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爱亲、爱民、爱物都是仁的表现。
  朱子用“理一分殊”的思想，进一步阐释说明了“仁”就是天理流行，当然天理流行不能混乱，具体的事物也处于各自最合当的位置，他把这种事物解说是“义”。“仁”就是“理一”，“义”就是“分殊”。比如我们说的“爱”，“爱”首先要爱父母兄弟，其次是爱亲戚朋友，然后是爱乡亲宗族，进而推到天下国家以致宇宙万物。这种爱贯通于家、乡、宗族，天下国家、宇宙万物，也就是“理一”，但同时也有层次差别性的。如果没有普遍的“爱”，则亲、家、乡里、宗族、天下国家的人不能相亲相爱，如果没有具体的差别的“爱”，则所有的爱就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对于朱子而言，偏重于“理一分殊”两面中的任何一面都是不对的。
  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儒家慈善观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思维模式而言，朱子将两者解释为普遍和特殊的相互蕴含关系，既不能以普遍取代特殊，也不是要以特殊否定普遍。从价值理念看，这是一种充满现实感的人道主义的慈爱情怀，一方面强调血缘亲情的根本之爱，另一方面对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做出各自的有序安排。
  2、朱子慈善思想的实践——社仓制度
  社仓制度首创于南宋，与常平仓、义仓多设在大小城镇不同，主要设置在农村，服务于当地老百姓。
  宋人魏掞之最早创建社仓。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魏掞之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铺设仓，遇歉收以谷贷民，不收利息。［9］《宋史·魏掞之传》称：“诸乡社仓自掞之始。”但是，魏掞之只是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社仓，并没有真正推广开来，也未能获得朝廷的确认。社仓制度真正成为国家合法的仓廪制度，是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在这一过程中，南宋大儒朱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由此着眼，一般认为，社仓之制始于朱子。”［10］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秋，建宁府崇安县遭遇大水灾，田地颗粒无收。更严重的是，次年春夏之交，“建人大饥”，民众急需获得救济。在此危急时刻，赋闲在家的朱子受知县诸葛廷瑞的委托，与该乡土居的朝奉郎刘如愚一起劝说富民降价出卖囤积的粮食，以便赈救饥民。正是由于朱子等人的积极努力，“里人方幸以不饥”，大量老百姓获得救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浦城又发生饥民骚乱，而且，朝廷储存的救济粮食也快要耗竭，“藏粟亦且竭”，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极其危急的形势下，朱子等向朝廷借到粟六百石，发放给难民，化解了民众暴乱，稳定了社会局面。同年冬，老百姓将所借粟米如数归还。依据这一成功经验，从乾道五年起，朝廷每年都向有困难的百姓借贷一次，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等百姓归还时朝廷要征收二分利息，朝廷也获得一定的利益。这实则是一项双赢的政策。等到了乾道七年，朱子在相关官员的帮扶之下，正式修建社仓。四个月时间建成仓廒三间，以原借粟六百石为谷本，于青黄不接时借贷给民户。［11］
  南宋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子借着到浙东救灾的时机，上书朝廷，详细阐述了社仓创建的经过及其规约条法、成功经验，希望朝廷能够加以推广。朝廷接纳了朱子的建议，同意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创建社仓。至此，社仓正式成为一项国家制度，用于防灾备荒。
  此后，社仓逐渐获得大范围的扩张。至迟在宋理宗初年，南宋各路已基本都设置了社仓。“各路之中，以两浙路、福建路和江南东、西路的社仓普及程度最高，呈现出以福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形式。”［12］
  社仓的创建和推广，对于防灾备荒发挥了显著的效果。尤其是社仓直接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老百姓，以最快最好的途径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而这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仓廪机构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南宋嘉定八年（1215），潭州全境发生饥荒，造成大量饥民，正是由于潭州长沙县自身已经在庆元初年创建了二十八所社仓，能够及时向本县饥民借贷粮食和种子，有效地帮助本县民众渡过灾荒，重建家园。
  宋朝之后，社仓制度获得了继续发展。清朝初年就曾经大规模整顿社仓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雍正二年（1724），朝廷专门制定社仓条例，对社本筹集、仓谷粜借、仓储保管等有关事项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了社仓进一步发展。
  从民本角度考察宋代理学家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启发，如何落实“均平思想”，实现再分配及共同富裕，如何通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模式等。

［1］《论语·学而》。 ［2］《孟子·梁惠王下》。 ［3］《孟子·尽心下》。 ［4］《孟子·梁惠王上》。 ［5］《朱子语类·卷20》。 ［6］《朱子语类·卷6》。 ［7］《朱子语类·卷53》。 ［8］《朱子语类·卷56》。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丙申》，中华书局1956年版。 ［10］许秀文：《浅议南宋社仓制度》，《河北学刊》2007年第04期。 ［11］朱子：《朱文公文集》卷77《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华书局1936版。 ［12］许秀文：《浅议南宋社仓制度》，《河北学刊》2007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