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之一。早在《尚书》里，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西周时代，周公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把天命这个最高权威与民相联系，从此以后，民就成了全部政权的核心。孔子对“三代”民本思想进行了一次总结，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的主张。孟子发展了孔子的重民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荀子又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的思想。
  朱熹对传统的民本思想做了理论性的阐释和发展。在注释《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时，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5］这在封建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宋代，无疑是触到了封建专制的症结，对后来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注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朱熹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6］
  可见，朱熹认为国家以民为本，社稷是为民而设立，而君主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社稷的存亡。民既然为国家的根本，那么统治者就要努力去争取民心。朱熹说：“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7］这就是说，握有天下大权的君主，必须“与民同欲”，才能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几千年来统治经验的总结。鉴于此，朱熹提出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发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而“使民有常产者，又发政施仁之本也”［8］的思想，将“王道”“仁政”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体现了朱熹“民本”思想的深化。朱熹在阐述“得民心”时，还提出“近民”的主张，他说：“平易近民，为政之本。”［9］这些成为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
  朱熹的“重民”主张，具体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
  一、爱民如子
  朱熹“君民之情相亲”的观点，就是要求做到君主“爱民如子”，臣民视君“如父母”。在注释《大学》“《诗》‘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时，他说：“言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主如父母矣。”［10］这就是说，“有天下者”如能与民同好恶，以民心为己心，做到“爱民如子”，老百姓就会对他“爱之如父母”。那么，怎样才能“爱民如子”呢？朱熹认为：
  首先是要省赋。赋税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朱熹十分重视赋税问题。但是，他强烈反对“重敛”，主张“薄赋”或“省赋”。朱熹说：“是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恶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11］他还曾对孝宗皇帝说：“臣窃闻陆贽有言：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本伤，其本伤则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12］由于赋税太重，致使民间“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13］朱熹认为：“须一切从民正赋，几所增各色，一齐除尽，民方始脱净。”［14］故他提醒封建统治者，必须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摧征赋税，切莫竭泽而渔，否则人民流亡，赋税无入，国家损失会更大。
  为了实现“省赋”，朱熹在任南康军知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时期，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蠲免税钱和整顿赋税名目的措施。如在南康任时，他不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减免部分正税和无名苛赋，而且还奏请朝廷减免南康军所属各县赋税。在孝宗恩准下，南康所属三县“申减秋苗、夏税、木炭、目桩、总经制钱”，“乞蠲本军阁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15］朱熹认为要实现省赋，必须同时惩办贪官污吏。农民之所以破产，他认为是“今时仕宦之人不务恤民，多是故纵吏胥，畏惮权豪”［16］所致。他说，只有“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敛可薄”。［17］因此，朱熹曾多次亲自出面要求朝延惩办贪官污吏。朱熹的“省赋”主张，虽然在当时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但其见识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的官僚。
  其次是恤民。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18］他把恤民看成是国家之大务，并建议朝廷要“勤恤民隐”。在朱熹看来，政府要勤政体恤，慰其民心，感召和气，以减少灾荒，消除人民反抗的隐患。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太平无事。朱熹不论是为官，还是闲居，都十分重视恤民，他闲居家乡崇安县开耀乡（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时，为了积谷备荒，于乾道四年（1168），与朝奉郎刘如愚共同创办“社仓”。社仓设在农村，藏粮于民，惠及乡村饥民，是我国古代荒政史上一大创举。在南康军任职时，朱熹积极筹粮救灾，“活饥民大人十二万七千多口，小儿九万余口”［19］。此外，他还募民修堤，以工代赈，既解决了灾民的缺食问题，又修筑了河堤，“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在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朱熹深入灾区了解民情，为民请命，力求“民被实惠”。他在赈饥的同时，严惩趁火打劫、贪污勒索的地方官吏。最终，他因势单力孤，在官官相护的封建巨网面前，丢掉提举官职，请祠返乡。
  再次是宽民力。朱熹反对繁重的夫役，认为会妨碍农业生产，主张轻役。他在知南康军时，曾下令约束管辖各县滥派夫役。南宋孝宗时，在全国各地试行“义役”制，即役户共同出钱买田，资助当役之人。但实际上义役田和役次推排都被豪强把持，下户吃亏。朱熹批评这种“义役”制是“困贫民以资上户”［20］。朱熹还主张要“爱养民力”，他说：“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21］在朱熹看来，只有“宽民力”，使民得以休养生息，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
  二、取信于民
  统治者要得民心就必须取信于民。怎样才能取信于民呢？朱熹认为，凡事出于公心，就能取信于民。他说：“公心素有以信于民，民自乐之，虽非法令之所得为，然使民宜之，亦终不得而变也。”［22］朱熹对这一思想，在其代表作《四书集注》中进行了反复阐述。在注释《论语》“敬事而信”时，朱熹说：“敬其事而信于民也。”［23］在注释《论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时，他说：“仓禀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24］在注释《论语》“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乏”时，他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25］只要统治者能做到“宁死而不失信于民”，那么“民亦宁死不失信”于统治者。这样，上下互“不失信”，国家就能得以巩固。
  朱熹提倡官员做事都要讲“公”字，以取信于民。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26］不论官位高下和官职大小，做事都要讲一个“公”字。官员能够秉公从政，即使小官，也让人敬服。而那些做事不公，即使是身居要职的宰相，最后也落得个晚节不终。在朱熹看来，只有秉公办事，才能取信于民。能否取信于民，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
  三、与民同乐
  朱熹认为，爱民和信民的重要途径是要与民同乐。他说：“学者之要务，在于知与民同乐为乐之本。”［27］这就强调了“与民同乐”是乐之本。朱熹在注释《孟子》一书时亦说：“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盖由文王能爱其民，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28］在这里，朱熹明确指出了爱民必须与民同乐，与民同乐才能真正享乐的思想。就此，他从正反两方面做了说明。在注释《孟子》“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时，朱熹说：“不与民同乐，谓独乐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穷困也”［29］；在注释《孟子》“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时，朱熹说：“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30］在注释《孟子》“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时，他得出结论说：“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则天下之民归矣。”［31］在朱熹看来，统治者与民同乐，使民各得其所，天下之民就会归顺；统治者不与民同乐，使天下之民穷困，天下之民就会背叛。
  朱熹以历史上与民同乐者兴、不与民同乐者亡的经验，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乐。
  四、富民为本
  朱熹认为，统治者要与民同忧乐，而忧乐又是具体的，人总是乐富而忧贫，故朱熹说：“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32］朱熹主张民富，并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他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33］在这里，朱熹阐述了“民富”与“君富”的辩证关系：“民富”是“君富”基础，百姓富足了，君主也不会贫困；反过来，百姓贫困，君主也不可能富足。如何才能使“民富”？
  首先，要以农为本。朱熹在《劝农文》中说：“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34］朱熹不仅继承传统的“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而且提出“足食之本在农”的主张。因此，朱熹提倡各级官吏都要“劝农”。他说：“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卒皆以劝农为职。”［35］由于农业的根本是土地，朱熹主张“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36］，不得买卖，防止兼并，以保证农业的发展。朱熹在知漳州时，还奖励开荒，规定所垦之田永为己业，且可免三年租税。朱熹重农的目的是“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知礼节”。［37］
  其次，要使民以时。为搞好农业生产，朱熹强调使民以时，不误农时。他说：“农时，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凡有兴作，不违此时，至冬乃役之也。”［38］又说：对民“使之不以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忧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39］如果，不按农时进行生产，就会“无致因循，自取饥饿”［40］。据此，朱熹在知南康军和知漳州时，发布《劝农文》说：“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时节，不可迟缓。”“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41］就是说，一年的农业生产过程，都要注意时令季节，不误农时，才能获得可喜的收成。这反映了朱熹“务农重谷”的思想。
  再次，要兴修水利。朱熹认为水利是农业的根本，他曾这样说：“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42］对此，他在《劝农文》中提出兴修水利的具体措施：兴修陂塘多蓄水，对怠惰者，列状由县予以惩戒；工程浩大者应由政府修筑等。这些办法，对水利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此外，朱熹富民措施还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保护耕牛、省刑罚、薄赋敛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
  综观全文可知，朱熹在阐释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平易近民，为政之本”的民本思想。“爱民如子”“取信于民”“与民同乐”“富民为本”等重民主张，是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朱熹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顾宝田《尚书译注·泰誓中》，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2］朱熹《论语集论》卷1，《四书集注》，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3］朱熹《孟子集注》卷14，《四书集注》，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4］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制》，中华书局，1983年版。 ［5］朱熹《孟子集注》卷9，《四书集注》。 ［6］《朱文公文集》卷14，四部丛刊初编本。 ［7］朱熹《大学章句》，《四书集注》，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8］朱熹《孟子集注》卷1，《四书集注》。 ［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8，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朱熹《大学章句》，《四书集注》。 ［1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6。 ［12］《朱文公文集》卷16。 ［13］《朱文公文集》卷11。 ［1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1。 ［15］清·王懋竑《朱子年谱》，清白田草堂刊本。 ［16］《朱文公文集》卷34。 ［17］《朱文公文集》卷45。 ［18］《朱文公文集》卷11。 ［19］清·王懋竑《朱子年谱》，清白田草堂刊本。 ［20］《朱文公文集》卷18。 ［2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6。 ［2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 ［23］朱熹《论语集论》卷1，《四书集注》。 ［24］朱熹《论语集论》卷6，《四书集注》。 ［25］朱熹《论语集论》卷6，《四书集注》。 ［2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2。 ［2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6。 ［28］朱熹《孟子集注》卷1，《四书集注》。 ［29］朱熹《孟子集注》卷2，《四书集注》。 ［30］朱熹《孟子集注》卷2，《四书集注》。 ［31］朱熹《孟子集注》卷2，《四书集注》。 ［32］朱熹《论语或问》卷4，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33］朱熹《论语集论》卷6，《四书集注》。 ［34］《朱文公文集》卷99。 ［35］朱熹《劝农文》，《朱文公文集》卷100。 ［36］《朱文公文集》卷68。 ［37］《朱文公文集》卷100，四部丛刊初编本。 ［38］朱熹《孟子集注》卷1，《四书集注》。 ［39］朱熹《论语集论》卷1，《四书集注》。 ［40］朱熹《劝农文》，《朱文公文集》卷100。 ［41］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9。 ［42］《朱文公文集》卷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