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年来致力于朱子研究，对朱熹与书院这一课题逐渐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熹是我国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其在各地创建书院、广招生徒、相互研讨和著书立说的教育实践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理学家的朱熹和研究教育家的朱熹往往密不可分。
  就研究教育家的朱熹而论，今人对其教育理论的研究比较重视，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专著、论文也屡有问世。相对而言，研究其教育实践就显得比较薄弱。诸如，有哪些书院与朱熹有关？哪些是创建、修复？哪些是读书或讲学处？又有哪些门人从学于这些书院？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看似简单，若要比较准确地回答，却又缺乏一个比较完整和明确的答卷。
  为此，本书围绕以上几个题目，试图能部分解答上述问题。全书分为“书院考”和“门人考”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证了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67所，辨析无关的8所。文中将有关的67所书院，分为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实际上，在朱熹创建与修复的7所书院中，朱熹当然也少不了在其中读书讲学或题诗题词，相互交叉的现象也比较多。文中所以这样分类，一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二是根据不同情况，突出其重点。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可以说是第一人。他在推动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的历史功绩，于此已可略见一斑。
  本书第二部分“门人考”，考证了朱熹在其创建的4所书院（其中寒泉精舍与云谷晦庵草堂因年代相近、地点相距不远，合为一处加以考证）中及门弟子276人。文中不涉及从学朱熹于白鹿洞、岳麓等书院，或在同安、婺源、长沙、漳州等地从学的门人，其目的一是为了突出朱熹创建的书院这条主线；二是从深化福建和闽北的地方教育史这一角度考虑。
  关于朱熹的门人，朱熹的挚友、诗人陆游在为朱熹弟子方仕繇撰写的《方伯谟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六）一文中，已有“朱公之徒数百千人”的说法，这虽然只是一个约数，但朱子门人之众，于此可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在卷首《朱子语录姓氏》中罗列记录知名者有93人，“不知何氏”者4人，此为后来学者考证朱子门人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
  现存最早的叙述朱子门人的著作是明人戴铣，所著《朱子实纪》十二卷，其中卷八列朱子门人319人，而号称高弟并有著述者68人，录有问答者71人，仅有姓字邑爵者180人。此后宋端仪著《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卷六至卷二十四均为朱子门人。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于朱子门人列有“晦翁学案”和“沧洲诸儒学案”。清代类似的著作有万斯同《儒林宗派》，冯云濠、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等。
  在国外，研究朱子门人最早的是朝鲜李朝的李滉（1501—1570），所著《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九卷，前八卷录朱子门人413人。主要参考书目为《宋史·道学传》、《朱子大全》、《朱子语类》、《朱子实纪》等。美国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于80年代初在台湾出版的《朱子门人》一书，广泛采集古今中外学者所著有关书目十几种，详加考证，严加取舍，著录朱门弟子467人，未及门而私淑者21人，计488人。该书采撷广博，考证严谨，文中一一注明出处，颇便查阅，是迄今为止研究朱子门人这一课题最详实的专著。
  综观前人所著，对朱门弟子的考录多以通考通录为主。或采用“学案体”的形式，如黄宗羲《宋元学案》、万斯同《儒林宗派》；或采用分类的方法，如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八三至卷二八五，将朱子门人分为传易、传诗、授礼弟子三类；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及门姓氏》将朱子门人按地域划分，列福建184人，江南32人，浙江63人，江西76人，湖广12人，河南4人，四川5人，居里未详者66人。陈荣捷《朱子门人》则在前人所录基础上，严加考辨，其立足点在于辨析“是”还是“非”，即是否朱子门人这一点上。其原因是基于前人所著错误甚多，“诸书志在夸大朱门，便从文集方志等处，大量收罗，多多益感。于是朱子门人人数，逐渐膨胀”（见该书前言）。据其辨析，诸书或重复、或误收者14人，诸书以为弟子而加以考证后只是讲友或与朱子学术无关者竟多达142人。
  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所作“门人考”，采用了以书院为标准的新的分类方法，试图将朱子门人的研究与书院研究结合起来。我认为，作为一个教育家，朱熹所传授的弟子，绝大部分都与其书院的教学活动密切相关，他的许多弟子都是在各地的书院从学于朱熹的。陈荣捷《朱子门人》的立足点在于辨析“是”与“非”，笔者所著虽然也离不开这一点，并且于此有一些新的收获，但更侧重于对及门弟子的从学时间和地点的考辨上，从而由此判断哪些门人是从学于某一书院的弟子。
  本书之所以仅录朱熹寒泉精舍（包括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而不及其他，是基于如下的考虑：这些书院都是朱熹所创建的，地点都在闽北；朱熹在这些书院从事教学前后达数十年，时间最长，著述最丰富，及门弟子最多。朱熹生平修复的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湘西精舍等虽然也是对中国书院发展史、教育史的重大贡献，但与其创建的上述几所书院相比，从事教学的时间不长。他在南康知军任上，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待书院修复，真正从事讲学就更短了。在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的“朱张会讲”，前后仅两个月；绍熙五年（1194）知潭州也仅四个月时间，且担任地方官，政务繁杂，不能专心教学，故其在白鹿洞、岳麓的弟子人数均远不及其所亲手创建的书院。此外，近年已相继有《朱熹与岳麓书院》、《朱熹和白鹿洞书院》①等专著问世，而朱熹亲手创建的几所重要的书院，迄今却无专著为之一述，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故笔者不揣浅陋，试撰此书，一方面希望于此不无小补，另一方面更希望客观上能对此课题的研究产生一点推动作用，以期抛砖引玉。
  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使拙稿能够顺利地付梓问世。社长朱杰人先生亲自担纲策划，责编张哲永先生细心审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示以由衷的谢意！
  方彦寿
  1998年10月15日于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①杨金鑫著：《朱熹与岳麓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李邦国著：《朱熹和白鹿洞书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