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在很多地方谈到人才选拔及人才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语类》记载：“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曰：‘只是要得人。’”①选拔合格的人才，已成为当前治国的先务，可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他主张对于不成才的人，不能参与政治。
  关于人才的标准，朱熹说：“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②称得起人才的是有见识、有度量的人。从广泛意义上说，他以为当时有两种人：一是“谨密者多退避”，不愿意多干事还不愿意出来做官；二是“俊快者多粗疏”，③干事不仔细。如果他们能够“损那有余，勉其不足时节”，即损其“谨密”和“俊快”之有余，勉其“退避”和“粗疏””之不足，那么，他们不仅能“做得事”，“担当得事”，而且“与那小廉曲谨底不同”④。但是，不同的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评价人，对人才标准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或者出于某个人的个人偏见，其评价人的标准便歧异。“贪污者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由此类推之，常人莫不皆然。”⑤这种评价人的标准，便完全颠倒了。因此，朱熹哀叹当今没有人才，他说：“后世只是无个人样”⑥。之所以“无人样”，是由于风气不好。“今人材举业浸纤弱尖巧，恐是风气渐薄使然。”①即使是一等人才，也由于风气不好，而“不识义理，终是难保”②。朱熹又把风气之坏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对道学的排斥。他很带感情地说；“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③把诋排“道学”（即“理学”）作为人才之坏的根源。
  由于人才之坏，因而在士大夫之间以至官场中造成很坏的风气。士大夫得过且过，做官的以不治事为得策。“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一切刓方为圆，且恁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④如果以不生事、不明理为“知礼”，以刓方为圆、随俗苟且为长进，这样下去，“至下年，国家事都无人做矣”⑤，是很危险的倾向，因此，他说：“此风大害事。”
  至于，“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申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⑥官无论大小，对于人民的诉讼，即使曲直很明显，也不处理，人民无处申诉，自然也就不来官府申冤了。就是有人来诉讼，半年一年不处理，也无消息，只得作罢。当官的还以为这是讼太平之世。这种不治事的风气，真是可怕！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