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光宗内禅，宁宗赵扩继位，朱熹得到赵汝愚的密报，便抢在宁宗登基大赦令来到之前，在潭州杀了一些重犯。据《长沙县志·拾遗》记载：“朱晦翁帅潭日，得赵丞相简，已立加王（宁宗）为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简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报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恶脱网也。”①是年八月，经宰相赵汝愚推荐，任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初见宁宗，便上《行宫便殿奏札》。他大讲“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②和“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③等“大伦”、“大本”的道德形上学的问题。虽朱熹面辞侍制和侍讲的职位，宁宗还是认为，朱熹“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劳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④，不准朱熹辞去侍制和侍讲职位。
  朱熹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四事：第一，“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慰斯民饥饿流离之叹”；第二，“下诏自责，减省舆卫”；第三，“使朝廷尊严，纪纲振肃，……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第四，“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则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⑤并有斥责韩侂胄的言论：“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⑥这引起了宁宗的不满。由于朱熹多次进言，这在赵扩看来是越俎代庖，干预朝廷事务。这年闰十月，宁宗免去朱熹侍讲职位。赵汝愚上书竭力固谏，要求留朱熹，宁宗不听。此外陈傅良、刘光祖、邓驿、吴猎、孙逢吉、游仲鸿、楼钥等交章留熹，皆不报。后来工部侍郎黄艾问宁宗，为什么逐朱熹？宁宗说：“朱某所言，多不可用”①。这样，朱熹被罢出朝。十一月，朱熹回到了福建考亭。十二月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被罢出朝，太府寺丞吕祖俭为赵汝愚辩解，被贬韶州（今广东韶关）。朱熹亦写《封事》，“极陈奸邪蔽主之祸”，为赵汝愚辩护。朱熹的学生们认为这样做要惹祸，门人蔡元定用蓍草算了一卦，遇“遁（）之家人（）”，他们依《周易·序卦传》：“遁者，退也”的解释，就是退避在家的意思。因而，朱熹烧了奏稿，更名“遁翁”，并上书自劾。
  赵汝愚被罢，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决策之功而掌握大权，便演出了反道学（“理学”）的斗争。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二月叶翥上书，批判“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②。请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③。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1．不给母亲吃好米，“不孝其亲”。2．“不敬于君”。3．“不忠于国”。4．“辞职名玩侮朝廷”。5．“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6．“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为害于风教大矣”。7．“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修身可乎？”8．‘冢〓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9．“帅长沙则匿臧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10．“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①沈继祖言过其实，无限上纲，如“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等罪名，无异于叛国叛君，真能吓死人的，而一些属于人身攻击的诬陷之辞，也无补于对于道学的批判。
  是年，“更道学之名曰伪学”，“《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之大禁”②，大有反儒的意味。八月，“申严道学之禁”③，降朱熹二官（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④）；太常少卿胡纮上言：“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倡为调停之议，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报仇。”遂诏伪学之党。大理司直邵袖然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乞诏大臣审察其所学”，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⑤即不准在朝廷做官。“选人余嚞上书，乞斩（朱）熹已绝伪学”⑥。
  宁宗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下诏要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如再“遂非不悔”，“必罚无赦”。并订立《伪学逆党籍》，于是“伪学”成了“逆党”，计有宰执四人，侍制以上十三人，余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共五十九人①。弄得朱熹的“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②，甚至“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③。“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④。不敢以儒自命。然而，朱熹面对此情，仍“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⑤。而且在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死之前，还在改《大学·诚意章》。十一月，“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⑥就连送葬也受到监视和限制。这就是说，直到朱熹死，道学还处于被排斥、打击的地位。
  朱熹死时七十一岁，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立朝仅四十六日，官约十年。其余四十余年都从事讲学和著作。他从政期间，反对贪官污吏们不管人民死活的横征暴敛，主张给以抑制；他积极组织救荒工作，主张实行救济，发展社会生产。这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社会秩序，是有益的。他与韩侂胄等人的论争，并不完全表现为主战还是主和的论争，李贽记载：“韩侂胄……以传道诏旨，故浸见亲幸，得时时乘间窃威福。朱熹入侍讲，白奏其奸。侂胄怒熹，使优人峨冠阔袖象大儒，戏于上前。”①而是以为外戚势力过重，会招致南宋王朝中央集权的削弱，于南宋王朝不利。他与投降派史弥远反对韩侂胄抗金的性质是不同的，也是不能混淆的。
  在朱熹死后九年；宁宗于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便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②。过了一年，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国子司业刘爚请以朱熹《论语·孟子集注》立学，从之”③，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这样，宁宗就完全否定了自己在公元1196年禁止道学的诏令。
  此后，朱熹思想便越来越得到重视。他的思想的理论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其对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因此，理宗在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④理宗是自觉地认识到朱熹思想的理论价值的一个人。所以，当朱熹的儿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对时，理宗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①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理宗诏曰：“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②宋以后，朱熹的思想便逐渐成为正统哲学，官方意识形态。

①另见《庆元堂》，《四朝闻见录》丁集。 ②《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文集》卷十四。 ③《行宫便殿奏札·二》，《文集》卷十四。 ④《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⑤《经筵留身而陈四事札子》，《文集》卷十四。 ⑥同上。 ①《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 ②同上。 ③《朱子年谱》卷四下。 ①以上均见《庆元堂》；《四朝闻见录》丁集。 ②《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 ③《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④《宁宗纪》，《宋史》卷三十七。 ⑤《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⑥《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 ①《伪学逆党籍》：宰执四人：赵汝愚（右丞相），留正（少保、观文殿大学士）、王蔺（观文殿学士、潭州帅）、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侍制以上十三人：朱熹（焕章阁侍制）、徐谊（权工部侍郎）、彭龟年（吏部侍郎）、陈傅良（中书舍人）、薛叔似（户部侍郎）、章颖（兵部侍郎）、郑湜（刑部侍郎）、楼綸（吏部侍郎）、林大中（吏部侍郎）、黄由（礼部尚书）、黄黼（兵部侍郎）、何异（礼部侍郎）、孙逢吉（吏部侍郎）；余官三十一人：刘光祖（起居郎）、吕祖俭（太府寺丞）、沈有开（起居郎）、曾三聘（知郢州）、叶适（太府卿）、杨芳（秘书郎）、项安世（校书郎）、李〓（校书 ①《儒臣传·赵汝愚》，《藏书》卷三十五。 ②《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八。 ③《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④《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①《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②《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0年）正月手诏朱熹从祀孔子庙》，《婺源县志》卷六十四。另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七〇。“五臣论著”，按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