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出生的那一年，既爆发了由钟相领导的著名农民运动，又遭金统治者进攻杭州之难，高宗赵构仓皇逃到温州；同时前御史中丞秦桧受金派遣，回到宋廷。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错综复杂。在这重重冲突之中，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在统治集团中是没有二见的，但对待金是战还是和，却是当时朝、野官吏、士大夫和人民所特别关注和有争议的问题。它反映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朱熹两岁时（公元1131年），秦桧取得了高宗赵构的信任，他们沆瀣一气，进行投降活动。朱熹十岁（公元1139年）时，秦桧代替赵构以跪拜礼接受金诏书中所提的各项议和条件，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归还宋徽宗和皇后棺木。朝野愤慨，遭到反对，十一岁（公元1140年）时，抗金派岳飞在各地义军支持下，郾城一战，击败金军主力“铁浮图”。“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①打得宗弼闻风丧胆，准备放弃汴京北辙。中原大震，形成了北伐收复失地的空前有利时机。然而投降派高宗赵构和秦桧竟然命令岳飞退兵回军，岳飞虽据理力争，高宗乃以日下十二道金牌相逼，岳飞不得不遵命回朝。此后，高宗和秦桧按照金统治者的旨意，剥夺了抗战派将领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人的兵权。朱熹十二岁（公元1141年），高宗全部接受金提出的条件，订立了屈辱的所谓“绍兴和议”。赵构在进誓表中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②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岳飞，张宪、岳云也被杀害。朝野震惊，日夕惕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由于上书反对秦桧议和，而被排斥出朝。《宋史·朱熹传》记载：“秦桧决策议和，松与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出知饶州。”国家的耻辱，父亲的被贬，不能不给朱熹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影响。
  据《宋史》本传和《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记载，朱熹从少就很聪明，而非凡人所比，“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①
  从这里可见朱熹是注意探讨“天之上何物”这个曾经困扰无数哲人的宇宙之上本体问题的。他与陆九渊少时废寝忘食地思考“天地何所穷际”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陆九渊从“天地何所穷际”，转而向内求诸心，而朱熹向外求天之上的问题。
  朱熹从小就在其深受理学熏陶的父亲朱松的直接教育下，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朱子年谱》说：朱熹十来岁，就“厉志圣贤之学”，慨然奋发，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当读《孟子》的时候，他深有感触地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②朱熹是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意义上来体会“圣人与我同类”的，因而，他也以做圣人为自己的理想目标。
  当朱熹十四岁时（公元1143年），朱松病死。少年丧父，生活无依靠。朱松死前，把家事托给少傅刘子羽。朱熹遵父遗言，从建州（今福建建瓯）城南迁到崇安五夫里居住。
  这时朱熹虽以儒家经典为其学习的主要内容，然于佛教、道教，也无不涉猎。这与胡原仲和刘彦冲好佛、老有一定关系。“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胡安国），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③当时士大夫好佛、老，可谓司空见惯。刘彦冲以儒书与佛合，企图和合儒佛。此时，朱熹为学也未专攻。年轻人的广泛求知欲和好奇心理，使他涉猎于广阔的知识领域。而于佛教，尤其留心研究①，他在《语类》中有一段回忆：“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②，对“昭昭灵灵的禅”有所理会。可见，他对佛教是有研究的，甚至在应举考试之前也还留意于佛书，据《大慧（宗杲）普觉禅师语录序》尤焴说：“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披其行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③但据建州“乡贡”的考官蔡兹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④看来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后来朱熹十九岁（公元1148年）赴试，就是用禅学的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随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遂得举。”⑤结果考取，说明南宋初年，金统治者经常威胁宋王朝的安危存亡，宋统治者对于思想方面的控制还不像后来那样“细密”。因而，出现像朱熹所说的那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朱熹虽考取了进士，取得了最高的学衔，但在作学问的道路上，他却以为是刚刚起步。“二十岁以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原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胳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①他总结了以前学习贪多嚼不烂的经验教训。在二十岁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思量“义理”和融会贯通上，这在学习方法上是一大进步。有时为了搞透一段文字的“义理”，往往废寝忘食。他说：“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卷’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底闻杜鹃声。”②直至把“义理”理会透彻为止。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朱熹二十二岁，宋王朝授予左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秋天到同安县赴任。在任职期间，他“莅职勤敏，纤悉必亲”③。他说：“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④为官廉正。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夏天，同安县“饥民”暴动，很快包围了同安县城。朱熹等深怕饥民攻破城池，他便亲自守备过去曾被农民军攻陷的西北方一带，指挥弓箭手保卫城池。
  朱熹为了维护礼教，对于同安县贫苦人民由于“贫不能聘”，拿不起聘礼，而依相承下来的“引伴为妻”的风俗习惯，认为是“乖违礼典，渎乱国章”⑤。不仅严加禁止，而且“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⑥对于典章仪礼，朱熹十分重视。他认为婚姻之礼，关系到“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①是防止了发生祸乱的根源。
  同时，朱熹在同安建“经史阁”，办“学宫”。他为了解决“学有师生诵说而经籍弗具”②的困难，檄书大都督府连帅方公，请求将抚府的九百八十五卷书送给县学。并且还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相互参考，绘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训释辨明，要学生朝夕观览，以使“临时无舛”③。
  朱熹虽初次从政，也不忘读书。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同安任满，在郡中等批书，行李已经运走，没有书看，“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语脉”④，后来作《孟子集注》，“大意不出当时所见”⑤。在此前后，朱熹虽曾多次会见、请教过李侗（公元？—1162年），但正式受学于李侗却是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的事。李侗是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而罗从彦则是二程弟子杨时的学生。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有一次，程颢送杨时南归时说：“吾道南矣！”⑥程颢死后，杨又跟程颐学习。因此，而把杨时及其弟子称道南学派。当时，在士大夫之间盛行佛学，但杨时跟“洛学”坚持崇儒，因此得到程颐的赞赏：“学者皆流于夷狄（指佛学）矣，惟有谢（良左）、杨（时）二君长进。”⑦杨时被称为得二程“不传之学”的弟子之一。罗从彦“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学焉”⑧。欧阳佑在《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中说：“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①朱熹也说：“初，龟山先生唱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盖一人而已。”②罗从彦被称为杨时的嫡传。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曾师事罗从彦，与李侗“为同门友”③。李侗“闻郡人罗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学于龟山杨文靖公之门，遂往学焉，……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④，并得到罗从彦的“亟称许”。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学术思想发生了大变。如果说朱熹十七八岁左右还留恋于佛学，初见李侗时，还曾以禅学就问于李侗的话，那么，此时，则专心于儒学。《语类》是这样记载的：“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⑤从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到认为“佛学无是处”、“漏洞百出”，不能不说是朱熹思想的重要转变。由于朱熹入佛，师禅僧，尊佛、道，求之至切；因而，他后来能出佛，以儒学来融合佛、道。据朱熹自己回忆，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⑥这对于他后来集理学之大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熹依李侗的教导，只看“圣贤言语”①。李侗教朱熹以异于“异端”（佛、道）的“理一分殊”的学说，认为“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即要解决“理一”与“分殊”、“一理”与“万理”的关系问题。要从“圣经中求义”，以便推见实理。求理的方法，就是静坐。“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静矣。”②只有“静”，才能体认“天理”。所以说：“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③朱熹悉心求道，得到李侗的赞扬：“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论难，体认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益深矣”；并被誉为“乐善好义，吾党鲜有”④的人物。于是得李侗之正传。这样，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所以，朱熹后来在总结这次思想转变时说：“三十年前长进。”⑤大概就是指此而言。
  就在这一年，民族冲突又突显尖锐起来。金统治者完颜亮动员四十万军队，编成二十七军，准备向南进攻。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秋天，完颜亮分兵四路，大举南侵。完颜亮亲率主力，渡淮南下，很快推进到长江北岸。消息传来，高宗赵构十分惶恐，准备“解散百官，浮海避狄”⑥，只是由于右相陈康伯的坚决劝阻，才暂留临安观望。十一月完颜亮抵达和州（今安徽和县），推军到达长江北岸杨林渡，企图渡江攻采石。在此危急关头，虞允文整顿溃军，激励士气，击败金军。其他三路也由于李宝和吴璘的抵抗和义军的配合，使金军受挫，收复了邓、蔡、秦、洮等十余州。在这种形势下，激发了金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完颜雍自立为帝，完颜亮被军中部将击杀。面对着抗金胜利的形势，各种意见、方案都有，朱熹对形势作了清醒的估量。“熹窃以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粮以食，使东南之力不困，然后根本固而不摇，……然后朝谒陵庙，还返旧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众之列，谁为能办此者。”①这是有道理、有根据的。

①《岳飞规复中原》，《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 ②《秦桧主和》，《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 ①《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③同上。 ①朱熹与释教中人也常有来往，如圆悟和尚、居五夫里开善寺，“法性圆融，学贯儒释，不为空幻语，尝和晦翁梅诗有：‘可怜万木凋零后，屹立风霜惨淡中’之句，……圆寂之日，晦翁哭以诗曰：一别人间万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不须更话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释》，《崇安县志》卷八）又：扣冰古佛，“俗姓翁，法号藻光。……一日忽悟曰：‘欲会千江明月，止在一轮光处，何劳破此芒鞋耶？’遂求静僻，扫迹尘魔，以成定慧。每日问主人翁曰：‘惺惺否？’自应之曰：‘惺惺。’朱子尝引此以明诚意之旨。”（《释》，《崇安县志》卷八）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按：朱熹所会僧人，究竟是谁？有说宗杲，有说宗杲弟子道谦。但道谦可能性较大。 ③《卍大藏经》第三十一套，第四册。 ④《朱子年谱》卷一上。 ⑤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③《朱子年谱》卷一上。 ④《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⑤《申严婚礼状》，《文集》卷二十。 ⑥同上 ①《申严婚礼状》，《文集》卷二十。 ②《泉州同安县学宫书后记》，《文集》卷七十七。 ③《朱子年谱》卷一上。 ④《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⑤同上。 ⑥《杨文靖公遗事》，《伊洛渊源录》卷十。 ⑦同上。 ⑧《罗从彦传》，《宋史》卷四二八。 ①见《罗豫章先生文集》。 ②《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文集》卷九十七。 ③同上。 ④同上。 ⑤《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⑥《答江元适·一》《文集》卷三十八。据清人王懋竑考证：朱熹出入于释、老十余年，是指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之间。他说：“按朱子早从屏山、籍溪二公，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自受学延平后，断然知释氏之非矣。……《学蔀通辨》不载江书，……故断以为据，谓朱子四十以前皆出入释、老之学，此为大误。”（《朱子答江元适书、薛士龙书考》，《白田草堂存稿》卷七）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三。 ②《延平李先生答问后录》，《朱子遗书》。 ③《延平李先生答问》，《朱子遗书》。 ④《朱子年谱》卷一上。李侗说：“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李延平文集》卷一）为朱熹取“元晦”字，意为“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外表不露，道德内蓄的人。 ⑤《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⑥《虞允文神道碑》，《杨诚斋集》卷一二〇。 ①《与黄枢密》，《文集》卷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