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延平四贤”在师承的学风、形式、方法、行为上独树一帜，有明显的特点，鲜明的特色。
  一是“笃锺理学”的向道学风。杨、罗、李、朱都没有仕途上的刻意追求，都没有生活上的优裕享受。在立志研道之后，都能排除杂念和干扰，身心高度集中，几十年不变，其毅力令人叹绝。
  杨时“州县浮沉四七春”，到退休后去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罗从彦一生坎坷，严毅清苦，却专注学问筑室罗浮山中，居十余年，终日端坐，静中观理。李侗这位布衣学者，“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一心“静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则“安贫乐道，廉退可嘉”。他们一心向道，一生穷理的学风代代相传，对弟子、门人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带动作用，从而也透露出四位理学鸿儒能够功成名就的奥秘。
  二是师生频繁互动的学道形成。杨时自拜师“二程”之后，多次以书信向老师请教。“程门立雪”反映出勤奋刻苦、谦恭求学的尊师内涵。罗从彦师事杨时二十多年，五次登临杨门求教，“独得不传之秘”。李侗二十四岁师事罗多彦，自此亦步亦趋，一生弃科举，穷经研道，“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李侗与朱熹的教与学频繁互动反映在《延平答问》中，朱熹“逃禅归儒”后，于1153、1158、1160、1162年多次面见李侗，短则一个月，长则几个月，向老师请教，第二次见面提出十八个问题。除此之外，朱熹还用写信方式提问，李侗前后回信几十篇。总之，杨、罗、李、朱之间，先生以传道授业、释疑解难、循循善诱、启发引导的方式教导弟子，弟子则以登门请教、书院聆听、书信问疑，自研自悟的方式求得进步。
  还应当说明的是，“延平四贤”善于把创办书院作为师承的主要形式。因为书院能把著书立说、注经解经、释疑解难、讲学授徒等多种行为融合在一起，综合发挥研习、教导、交流、传播等多种功能的作用，而且书院教学形式灵活自由，实行开门教学，能者为师，主讲之后，往往集体讨论，把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杨时创办了闻名全国的东林书院等多所书院。他在东林书院讲学一十八年，培养了大批弟子。罗从彦也曾以书院为依托，以师长为核心，传播理学，培养弟子。他曾在洞天岩、南斋书院集群儒讲学论道。影响最大的是宋建炎二年远道赴汀州连城冠豸山定居讲学，深受四方人士敬重。朱熹先后创办和修复了著名的考亭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二十八所，遍布东南海滨。书院中的师生互动是公开的、直接的、群体的、高效的，受益面很广
  三是潜思力行的悟道方法。领悟是取得学问的精髓，学道关键在悟道。“延平四贤”在师承中很重视教导弟子悟道方法，以期提高自研能力。
  杨时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意象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这完全不同于辞章考据之为，也不同于记问背诵之学，而是重领会、重思考、重理解之法。
  罗从彦诗云：“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粗会，奥理休从此外寻。”这是强调要静中观理，静处观心，静中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
  李侗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也主静，主平淡，“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义理出？”朱熹还主张“即物穷理，”反复推寻。
  可以说，静坐悟道是洛学的传统。静坐可以收敛人心，减少欲望，涵养身心，集精聚神。他们认为，这是悟道应具备的心境。
  除此之外，杨罗李朱都主张“去圣经中求义理”，主张读古圣经书，遵圣贤语。杨时还说：“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学之将何用。”他们认为圣贤书一读即心窍大开，理义自明。
  四是著书释经的倡道行为。“延平四贤”中杨、罗、朱均重视著书立说，而阐释经典是著书立说的重点内容。周敦颐只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传世，“二程”也仅有《伊川易传》草稿，而杨时为了师承和传播需要，除了编纂《二程粹言》、整理《伊川易传》外，还有《礼记解义》《列子解》《庄子解》《孟子义》《春秋义》等多种释经著述，为其门人弟子学道提供了极大方便。罗从彦也是著述颇丰，先后写成《语孟师说》《书斋记》《中庸说》《议论要语》《弟子问答》等。杨时和罗从彦是道南学派中著述繁丰的一对师生。
  朱熹更不用说。他的著作主要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太极图说》《周易本义》《四书集注》等等，大部分是哲学著作。其中《四书集注》是他最富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不仅门人弟子必读，而且成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对后世影响很大。
  总之，“延平四贤”师承中目的相同、方法相近、形式相仿，行为相似。个个上承师长，下启弟子，上继往圣，下开来学，成为一脉相承的强强接力，实现了理学的集大成和倡道东南的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