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极力主张法治，强调要循公义，反擅杀。他说：“且法者，天下之公，岂宜徇一人之意？”“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杀。”他提出了一套立法、执法的主张，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萌芽。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的人。他认为法治是治人之过，愿治是治人之心，主张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民众。
  《周世宗家人传》中述及世宗父亲柴守礼杀人，“世宗不问”。杨时说这是“拙法以伸恩”。杨时认为：“以谓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义。二者相与轻重，不可偏举也。故恩胜义，则拙法以伸恩；义胜恩，则掩恩以从法。”杨时以舜父瞽瞍杀人，舜让刑官皋陶执之而不释为例说明恩法应该两全。因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则不患乎无君也。故宁与执之以正天下之公义，窃负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两全其道也。”杨时这段话表达了以下观点：一是主张法治。他认为皇帝的父亲杀人也不能不问。二是当私恩与公义（法）相冲突时，主张既不能废法，又不能伤恩，而应力求两全。因此他赞扬舜帝将杀人的父亲执之而不释的做法，既以法对其父作了一定的处理，又顾及父子之情保留了父亲的性命。舜帝能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但这是不彻底的，杨时赞扬这种顾及私情的不彻底做法，说明他主观上对上执法还有保留。三是认为“法有八议，而贵居一焉。为天子父可谓贵矣”“一置诸法，两两不伤焉，何为不可哉？”这就是说贵者犯法可用“贵居”的办法处治，使“两两不伤”。杨时主张即使天子的父亲犯罪也要给予处治，这是与“刑不上大夫”相对立的，是进步的。但是，他提出的处置方法是有局限性的。“执之而不释”让其“贵居”，说明执法还有贵贱之分，是不公平的。从本质上说，杨时的主张还是有利于封建统治集团的。
  其说，盖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听之也轻。及夫以才见忌，不容于朝。”贾谊年轻、资历浅，又未能对当时朝廷审时度势，未能与其他文臣共商进言乃至一人“强之为谋”“岂不招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