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从二十四岁至三十三岁师从李侗十年，六次面见亲受教诲，数十封信函往来问学，李侗对朱熹早年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李侗使朱熹幡然醒悟，逃禅归儒，将其引出佛老的泥淖、引上了道学的轨道，避免了朱熹在木鱼僧房中了此一生。李侗给朱熹指明了正确的用功方向，引导他去经典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传授了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内核和主静的修养方法，实现了从主悟到主静的转变，以虚一而静的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接物的分殊体认代替内心领悟。也正是李侗的教诲，使朱熹弃文崇道，确立以“穷理知道”为己任的理想。受教李侗，改变了朱熹早年的学术思想方向，对其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师事武夷三先生，接受渗透佛老的儒学教育
  朱熹十四岁时，其父朱松病故。朱松去世前把家事托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朱熹遵父遗命，“依托刘子羽，入刘氏家塾，受学于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接受比较全面的儒学教育。三先生都是洁身自好、超世脱俗的饱学硕儒，籍溪胡宪廉退自好的节操人品，草堂刘勉之的训诂学风，屏山刘子翚的举子学业，都对朱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三先生的指导下，朱熹开始阅读儒家经典，为科举入仕攻读程文与辞章之学，为入“圣贤之域”而接触洛学，对道学有了初步的理解。但此时，“朱熹在三先生的教导下虽然对洛学已经有所体会，但还未完全进入程学的门径，并且还抱有从佛老之学体认儒家内圣的观点”。
  两宋之际，战乱不断，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的巨变，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士大夫们在佛教和道教中寻求精神的慰藉，普遍养成了逃禅避祸、喜好谈佛说老的风气。他们和佛僧大都交往密切，关系和谐，儒佛道可以并行不悖得到广泛的认同，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成为很多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出入佛老以求通达儒家的内圣是宋代许多士大夫都曾经历的过程”。
  武夷三先生也不例外，他们对佛老的喜好，也影响了朱熹。“三先生把渗透浓重佛老气的理学思想传授给了朱熹”。除直接受到三先生的影响外，朱熹也间接受到家庭佛老气氛的熏陶，其祖父朱森，父亲朱松，以及三叔父朱槔都耽好佛老，喜结交禅师：因此，朱熹在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同时，受三先生等的影响和熏陶，朱熹出入佛老，对佛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也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给程正思信中，也再次明说自己早年曾经学习禅宗：“盖缘旧日曾学禅宗。”
  二、师从道谦，沉溺佛老，追求昭昭灵灵的禅
  朱熹早年从三先生那里授受的是渗透浓重佛老气息的儒家教育，而与道谦的相遇郊游，追求昭昭灵灵的禅，朱熹从而沉溺佛老，并师从道谦，开始了十余年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
  开善寺的道谦是一个深得宗杲衣钵真传的高僧。绍兴十五年（1145），朱熹经刘屏山得以认识道谦。“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年轻的朱熹对道谦深感敬佩甚至崇拜。
  绍兴十八年（1148）他带着宗杲的《大慧语录》离开家乡，赴临安应试。一路上，远游访禅，在礼部的考试中，他援佛入儒，靠着昭昭灵灵的禅说，竟然获得了考官们的青睐，得以金榜题名，使他更加崇信道谦。“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
  绍兴十九年（1149）冬天，二十岁的朱熹，以新科进士身份荣归故里，回到婺源老家。次年春天返回时，走德兴、贵溪、弋阳、铅山一路，目的就是方便寻禅问道。归来后整整一年他沉浸在耽读儒经、佛典和道书中。因此，“绍兴十八年以来的远游和耽读佛老开拓了他的佛学视野，推动他跨出了师事道谦的决定性一步。”
  于是朱熹在密庵拜道谦为师，学内心参悟，学习融贯儒佛老，前后长达三年。他把书斋取名为“牧斋”，闭门自牧主悟，修养明心见性的佛老心学，希望借佛禅心性之学来通达儒家的内圣。朱熹沉溺于佛老，也使他一度迷惑，“泛滥诸家，无所适从”。他说：“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他在与汪应辰的书信中也说到这事：“熹于释氏之说，盖当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三、逃禅归儒：李侗将朱熹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
  正当朱熹沉溺于佛老禅说，难以自拔之际，见到了李侗，从而把他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对于此时正沉溺于此的朱熹来说，还需要一个将他引出佛老、引入儒学道路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李侗。”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带着从道谦处熏陶来的一身禅气，南下赴任同安主簿。经过南剑时，往剑浦城南樟林，首次拜见了李侗。
  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师从豫章罗从彦，是龟山杨时的再传弟子。“独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他“一生不仕，结茅水竹樟林间，山中屏居四十年”。因和朱松是同门学友，两人交游相知几十年，“道谊之契甚深”。朱熹从小对其学问为人已耳濡目染。
  朱熹除了遵父遗命，问学李侗外，他“这次见李侗主要就是向他大谈‘昭昭灵灵’的禅学，炫耀自己近十年出入佛老的感受，把三先生和道谦传授给他的佛老玄说和盘倾倒出来就教于李侗”。
  李侗并不认可朱熹以禅学通达内圣的道路，对他“就里面体认”的禅家参悟直接提出严厉的批评，对沉迷于此的朱熹当头棒喝！他看出朱熹“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的弊病，要把年轻的朱熹引出佛禅的泥沼，让他从佛国仙界回到儒教乐地。“熹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有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当面指出朱熹追求一超直悟，悬空理会之弊，缺少平日存养工夫。要求朱熹“以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接物的分殊体认代替内里体认。”强调佛释言空，儒家言实，儒家实理，贯穿于人伦日用之间，只有儒家之道才能救时济世。李侗的教导如平地一声惊雷，给了沉迷佛老的朱熹巨大的震动，第一次打破了儒佛老同道的思想，朱熹如醍醐灌顶，从沉迷老佛的自我陶醉中逐渐清醒过来。
  同时，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上，面对百姓穷困、民生凋敝的现实，也意识到道谦“昭昭灵灵底禅”，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所存在的复杂矛盾，不能经世致用。只有儒学才可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解决社会难题，才能济世安民，从而使“朱熹身上儒家士大夫的担待意识逐渐觉醒，这也是他认识到佛禅之弊，归本儒家的重要原因”。朱熹弃禅归儒思想转变的一大标志就是他向县学诸生发了三十三篇《策问》，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表明了他试图以儒学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
  假如没有李侗的一声棒喝，让朱熹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弃禅归儒，朱熹也许要在木鱼僧房中了此一生，实现他“粥饭何时共木鱼”的理想。这样的话，佛界可能多了一个高僧，但少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
  李侗不仅使朱熹从禅佛中惊醒，抛弃禅学开始归本儒学，还指示了他正确的用功方向，教导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他教导朱熹，“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惟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道体现于日用常行中，只有在日用间做功夫，才能理会寻找到道理，其方法途径就是读圣贤之书，看圣贤言语，在经书中求得答案，这就扭转了朱熹的用功方向。朱熹自己也说：“及见李先生后，方知得是恁地下功夫。”在李侗的点拨下，朱熹由沉溺于佛经转入读儒家经典。李侗教诲的“一则曰日用处用功，二则曰去圣经中求义。两番教言均注重人生之教，这对扭转朱熹的研究方向起很大作用”。
  在李侗的教导下，朱熹最终发现了释氏之说漏洞百出：“李先生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开始转向儒学，寻求义理，从而使他的学问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后，到泉州等候批书，度过了同安官余的半年。“同安官余”的读经反思和“杜鹃夜悟”的反省，使他对李侗的教诲深信不疑，更加坚定了他从教李侗的决心。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后来朱熹所作《困学》诗：“旧喜安心若觅心，捐书绝学费追求。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表述了对这段师从道谦学禅，枉度光阴的后悔。
  “理一分殊”和“主静”是李侗学问的主旨，也是“道南一脉”推崇和关注的核心命题。李侗的“理一分殊”观点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使朱熹得道南真传，成为朱子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朱熹与李侗再次相见，李侗主要给他传授“理一分殊”的学问。其意是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是总的本源，这就是“理一”；万事万物虽千差万别，亦各有各自的理，但这只是最高理的体现和反映，这就是“分殊”，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李侗说：“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事有小大”指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理一分殊”是李侗学问的核心，也是区分儒学与异端的标志。他教导朱熹：“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要求朱熹领会和掌握“理一分殊”的真谛。
  朱熹接受了李侗就分殊上体认理一，即事穷理，循序渐进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的确立使朱熹从朦胧的觉醒转向自觉的排佛。”
  李侗又标举“主静”，主张静中体认，求中未发，把静中体认称为“于静处下工夫”。他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因为儒家之理是天理，而心具众理，要体认天理就要以静摄心，方法就是静坐、默坐澄心。
  朱熹对李侗以主静为修身之方，以致知为进学之要，终日静坐以求未发气象的功夫进路并不十分认同。朱熹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达而先生没。”直到李侗去世都是没有完全参透掌握，最终以“居敬存养”，代替了李侗的主静工夫。
  四、弃文崇道：李侗使朱熹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理想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朱熹又到延平与李侗相见。这次延平之会，使朱熹思想发生另一转变就是意识到作文害道，使他终于放弃原来想当诗人和文章家的想法，表示“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决定弃文崇道，终身以“唱（倡）道”为己任。
  他给表弟程洵信中更明白表示说：“往年误欲作文，近年颇觉非力所及，遂已罢去，不复留情其间，颇觉省事。”这种弃文崇道立场转变后，“他同程洵展开了崇道学之士而贬辞章之士、崇程学而贬苏学、崇儒学而贬诗文的激烈论辨”开始了自己“穷理知道”新历程。
  不仅确立以穷理知道为己任的理想，更要付之于践履。虽然李侗屏居山中，终生不仕，但教导朱熹要知行并举，穷理应事兼行，做到“应事洒落”。在李侗的鼓励下，朱熹开始关注朝廷政局，关注社会民生，从书斋中走了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由恬淡退守、洁身自好到以下民为忧、以未行为恐的变化。”在李侗的督促鼓励下，朱熹开始上封事和入都奏事。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宋高宗禅位给孝宗后，朱熹应诏上了平生第一篇封事——《壬午封事》：提出了“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三大方略：一是“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帝王要熟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大学之道，反佛崇儒，才能大本正而天下治。二是“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做到修政事，攘夷狄；三是“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要正朝廷、立纪纲、励风俗，选守令，才能安定天下百姓。
  朱熹这篇封事，事先和李侗进行了讨论，得到了李侗的悉心指点，“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亦可早发去为佳”。封事也正是李侗穷理洒然和应事洒然思想的反映。
  李侗还鼓励朱熹入都奏事。由于汪应辰等人的举荐，隆兴元年（1163）八月，朱熹再次入都，第一次到垂拱殿面对新君孝宗奏事。对此次面君登对，李侗很是关切，反复教导朱熹：要从反佛、反和、反近习三条入手。朱熹把李侗的意见都写入了奏事三札中，即《癸未奏札》：一是极论《大学》之道和帝王之学；二是论复仇之义；三是论内修政事之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朱熹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孝宗的青睐，被除武学博士，待次四年，变相的把朱熹弃于家中而不用。虽然朱熹“得君行道”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入都后得以与众多道学士大夫的相识，提升了朱熹的知名度和地位，朱熹因此成为道学群体的一员，并且卷进了隆兴北伐与和议的政治漩涡。
  朱熹问学李侗，达十年之久。“朱子对李侗的师从是后生对当时大儒的敬仰与赞许。”师事李侗，从“存养”到“致知”到“应事”等方面都得到其教诲，对朱熹思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李侗的指点下，朱熹从虔诚出入佛老的泥潭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释老的错误与危害。正如《朱子年谱》记载：“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从而弃禅归儒，转到儒学的路径上来，改变了他一生的思想道路。“从学李侗，使朱熹完全放弃了禅学迂回，直接回到儒家经典中找寻内圣的门径。更重要的是，李侗不只将朱熹引回儒学，而且将朱熹引入了二程道学传统中。”
  此外，李侗还指明了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正确方向；传授了“理一分殊”和主静的修养方法，且使朱熹弃文崇道，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道学理想。使朱熹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继承道学正统。可以说“李侗是使朱熹真正踏入道学之门的第一人”。
  朱熹对恩师也十分尊敬。李侗去世后，隆兴二年（1164）正月，朱熹到延平哭奠李侗，亲自撰写了《祭李延平先生文》和《延平先生李公行状》：高度评价了恩师李侗的人品：“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在《祭文》中感谢李侗十年来的教诲是义重恩深：“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汪应辰在所作《李延平先生墓志铭》中也说朱熹受教李侗久益不懈，“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为每一见，则所闻必益超绝”。后来朱熹在创办沧州精舍时，将恩师李侗从祀孔子，表达了对李侗的尊敬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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