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自古以来，凡言六艺者，皆折中于夫子。然而，“折中”一词易于言说，而“取舍”之际殊难为之。于是东汉而有郑玄，遍注群经，为学者“取舍”，而经学遂东，至南宋更有朱熹，灌注群籍，亦再次为学者“取舍”，而经学南矣。于是，孔子、郑玄与朱熹三人，遂为中国经学史上环环相扣的重要关节。
  然亘古以来，儒者读三圣贤之书而想见其为人，最终只停留在“想象”之阶段而已，何尝有如司马迁所谓”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那样，亲自访寻孔子故里，然后低回流连不肯离去？又何尝有如司马迁所谓“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 、峄；戹困鄱、薛、彭城”那样，亲自踏往孔子之足迹，体验儒道之风雅？又何尝有儒者如是，访求郑玄之陈迹？如是，寻访朱熹之历往？诚然，郑玄所历陈迹，至今相隔千年，已然湮没难寻。然朱熹近世，其年谱所载之历往，皆文献足征，既有如此良缘，岂能不仿司马迁当年探访孔子足迹之心，以之忖度朱熹之心？更何况古人既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读朱子之书”，又岂能不“行朱子之路”？于是，坚决以求道者之心，踏往朱子之路，以贴近朱子之历往，替代想见其为人，以寻访故旧遗迹、讲学遗音，取代钻溺于冰冷文字之缝细间。
  如是，我在；如是，朱子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