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在法国的传播十六世纪朱子学传入法国。十六世纪中叶耶稣会选派利玛窦等四名神父来华传教。利玛窦用儒学附会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是他融合儒家思想与天主教义于一炉的重要著作。他最早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加上注释，寄回本国，把儒家经典“四书”和二程、朱子等理学家对“四书”的精辟见解比较详尽地介绍给欧洲。他的《中国传教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向欧洲全方位地介绍儒家思想，促进了朱子学在欧洲的传播。
  孔子“天”自然法则、朱子“道”“理”理性原则和“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成为十七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笛卡尔倡导理性主义的基本来源。培尔运用朱子无神论哲学思想和德教为基本思想，为他“理性和信仰不相容”理论观点作有力例证支持，构筑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哲学体系。伏尔泰广传朱子“天理道德”和无神论思想，指出朱子学是“理性宗教”楷模，力主用“理性宗教”代替宗教神学。狄德罗高度评价朱子学“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①，强调物质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物，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使法国唯物主义思想达到科学发展的高峰，成为当时法国哲学乃至整个欧洲启蒙哲学的主流和基石。
  朱子“民本”“仁主于爱”思想，成为启蒙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源泉。法国文学史之父居斯塔夫·朗松认为，朱子学最善于“以德治国”。伏尔泰认为，朱子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指出：中国无论如何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人道”的民族，这为他提供了人道主义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人都主张弘扬朱子“天理道德”“以德治国”思想，认为“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使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卢梭汲取朱子学“天理”“礼”“自然之理”思想，建立起民主政治理论和“主权在民”学说，著《社会契约论》，主张政治生活绝对公开透明和订立“社会契约”保障公民自由平等权利。朱子学在启蒙思想家传播下成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旗帜：1790年10月，罗伯斯庇尔首倡“自由、平等、博爱”口号；1793年，罗伯斯庇尔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法国《宪法》中，尊为人道主义“黄金定律”；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著《论平等》，开篇就称：“法国革命把政治恰当地归结为三个神圣的词：自由、平等、博爱。”②魁奈认为朱子“天理论”和道德格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他根据朱子的“以农立国”和“务农重谷”是“自然之理”思想，勾画了法国在开明专制制度下以农为本发展经济、改变法国经济状况的蓝图；根据中国《周礼》均田贡赋法和朱子“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提出法国要实行单一土地税政策的主张；他的《经济学图表》就是要实现孔子、朱子的教导和道德规范，以敬天爱人和节制私欲为行为准则。他认为中国人对“天理论”的研究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最高水平，并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其他国家，研究活动很少用于自然法的研究，因而国家的统治是令人悲叹的；正是这样，使得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更受到人们的关注”①。他还认为朱子“天理论”，是他“自然法则”思想的根本。“魁奈的思想起源于中国。”②杜尔哥继续推行魁奈的主张，以朱子“自然之理”理论为指导，把重农思想发展到新高峰，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改革，直接颠覆了法国的旧制度，促进了十八世纪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建设。
  孟德斯鸠汲取朱子德教与法治的思想、顺“势”变易的社会改革思想，创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提出革命理论和各种法治主张，为现代政治文明奠定了一块主要基石。他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
  在法国“中国热”浪潮中，中国留法学生黄嘉略掀起“汉学热”，编写《汉语字典》和《汉语语法》等工具书，培养出享誉全欧的汉学大师级人物弗雷莱和傅尔蒙，兴起汉学研究。1742年法国皇家学院始教汉语，汉学确立；1814年底，中文列入法国最高研究院正式课目；1815年诞生了法兰西学院式的汉学研究，汉学成为法兰西学院的一门学科，中文列为法国大学的一门正规科目，朱子学研究在这门学科的缔造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兰西学院出现了堪称一代宗师的汉学家雷慕沙和沙畹。沙畹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上成果卓著，其译《史记》既严谨又涉及面广；重视对朱子伦理道德研究，他的《论中国人的道德思想》一文影响很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出现了从事儒学朱子学研究的汉学家：杰克·盖涅、汪德迈、谢和耐、程艾兰等。他们的研究使法国汉学、朱子学研究在现当代“独领世界风骚之盛况”。③（二）在德国的传播朱子学十六世纪下半叶由传教士传入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在《汤若望回忆录》中向德国传播了儒学朱子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他与利玛窦、南怀仁都为儒学朱子学西传作出重大贡献，成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德国先进思想家从传教士传播的儒学朱子学著作中汲取力量，迅速掀起一场哲学革命：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和发展。
  莱布尼茨极崇拜朱子自然神论，认为“这种哲学极有权威”，对西方发展有重大精神意义；著《中国新讯》讴歌中国文明，抨击基督教的野蛮，向康熙皇帝要求入中国籍；把《易经》原理应用到数或代数的证明中去，惊喜地发现他的二进制算术与《易经》卦爻的二进制完全一致，著《二进制计算的阐述》一文，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他称程朱理学是“自然神学”，吸收并阐释了朱子学“理”“道”“太极”的概念和宇宙及其各部分互相联系、运动变化、和谐发展的思想，著哲学巨著《单子论》，提出著名“唯理论”学说，开创出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发展了欧洲自然哲学。“莱布尼茨在西方开创了对儒学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先河，并且他所做的确实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可能做到的典范。”①沃尔夫继承其师莱布尼茨对中国精神世界的研究事业，把其师的哲学理论系统化，用条理清晰的语言在大学讲坛上使之广为传播：1721年在哈勒大学《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演讲中特别阐述了朱子学“天人合一”思想，称这种思想为物性和人性或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的一致性，在朱子学里找到了他自己道德理论的一个卓越检验，即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其师的哲学系统化，构建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并在德国思想界里占据统治地位。沃尔夫把这一哲学体系传给他的学生和其他哲学家，并与他的学生布尔芬格尔著《由儒家典籍所见的政治与道德的学说及其实例》，把政治和哲学合为一体，使朱子实践哲学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成为德国学术界占主导的研究课题。
  康德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受朱子“宇宙生成说”启示，著《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提出天体起源假说；对莱布尼茨辩证法思维进行改造，从莱布尼茨“二元算术”中引申出“二律背反”；②赞同朱子“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和教育求知思想，指出“启蒙的口号是：要敢于求知！拿出勇气来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他从早于他600年的朱子“天理论”那里获得理性思维资料，用辩证、联系和发展、实践的观点来考察与揭示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和旗手。
  黑格尔苛求儒学诋毁朱子学，认为孔子、朱子的学说只是“一桩政治事物”，“宗教哲学”，“更恰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维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中国人没有法律没有道德”，中国人“是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①但承认他的思想体系受到儒学朱子学影响。
  （三）在英国的传播朱子学十六世纪末通过耶稣会士传到英国。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五经”“四书”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等被译成英文传入英国。1856年传教士理雅各将“四书”译成英文出版；后与王韬合作，用英文翻译“五经”，以《中国经典》分卷出版。译介“四书”的还有传教士马歇曼、马礼逊、柯大卫，译介《诗经》的还有詹宁斯、阿连璧。儒学朱子学在英国传播日广。
  朱子学被启蒙思想家用来构建“全球意识”“世界公民”学说。威廉·坦帕尔在《英雄的道德》中宣传孔子、朱子的人品和思想，说其是“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政论中常引用朱子话语，传播朱子学。
  奥立佛·哥尔德斯密以儒学为指导撰写出名作《世界公民》（即《中国人信札》），宣扬孔子周游列国实施自己匡正天下的理想和朱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精神，阐述自己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学说。哥尔德斯密在文章中引用孔子、朱子的话来阐述他的看法。
  朱子学被启蒙思想家用来重新解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安东尼·柯林斯、马修·廷德尔等启蒙思想家认为朱子学充满“理性”，而这“理性”至关重要，它把“人”置于中心地位，把一切现象归因为自然而不归因为神奇，导致了“运动规律”的发现，这种规律渗透在社会、政治和“自然”生活各个方面，决定用朱子学“理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神学，来阐述《圣经》上难以说明的道理，以反对基督教神学和发展理神论。
  朱子学被启蒙思想家用来论证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建立自由学说。约翰·洛克依据朱子学“理性”思想，论证一切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基本原则。为保障人们自由平等权利不受侵犯，主张要依靠法律和严格执行法律。这与朱子“法者，天下之理”和执法“应以严为本”的观点相同。约翰·密尔通过“理”是天下万物的本原这一共同信念与朱子学联结起来，对以往政治理论予以修正，丰富发展了自由的内涵，将政治、经济自由扩展到社会自由，认为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要依赖个性自由发展，尊重个人的“首创性”，鼓励人们去创设一种“自由的多样化的”生活环境。①密尔运用朱子学“理性”思想建立了自由学说，其思想体现在他的《论自由》著作中。《论自由》被英国人视为“圣经”，密尔被称为十九世纪英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②朱子学被启蒙思想家用来宣扬经验主义理性，从观念上引发一场新的革命，即用科学方法来认识世界。弗兰西斯·培根赞赏朱子“格物致知”说，钦佩朱子“要格自然之物”举动和发现，肯定朱子重视经验积累和贯通，认为朱子的认知方法是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要认识自然就必须与自然密切接触，通过经验，依据经验找到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③《培根论说文集》《科学的大复兴》等著作论述了他依据朱子认知方法而提出用科学方法认识世界的主张。他这一观念上的革命，为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成为西欧近代早期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知识就是力量”是他的名言。约翰·洛克运用朱子“格物致知”思想著《人类理智论》，阐述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休谟在《论文集》里运用朱子学发展经验主义理论，坚持把经验、感觉作为发现和检验确定性、真理性知识的唯一终极标准。
  罗素著有《中国问题》等四十多部著作。他高度评价朱子，认为朱子真正总结、继承、发展、创新、光大了孔子开创的儒学，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达千年之久。他希望中国文明能担起拯救西方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责任。他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10月将朱子“天人哲学”思想纳入到《21世纪伦理的共同架构》宣言第一条，朱子“天人哲学”思想得到肯定，成为当代普遍意义的人类社会公德和生态环境道德理论基础。
  汤因比推崇朱子“仁爱忠孝”思想，著《历史研究》《展望21世纪》宣传朱子人道主义和世界精神，预测朱子学在21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宣称“在人类统一过程中朱子学可发挥主导作用，将来统一世界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李约瑟有巨著《中国科技史》，宣扬朱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无弃人”的思想，说这是“具有革命性的主张”；重视传播朱子自然哲学思想，高度评价朱子自然科学成就：“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关山岳成因的论述……其中最有名的，是新儒家者朱子”①，“当爱因斯坦时代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子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②，并且断定朱子理学是有机主义哲学，肯定当代世界科学的发展还需要朱子学，“现代科学正在不得不纳入其本身结构中的那样一种世界观”③。
  （四）在俄国的传播朱子学在十八世纪传入俄国。1715年，东正教教士团将“四书”译成“四书解”出版，首次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和《通鉴纲目》等译成俄文。此时期，伏尔泰、狄德罗等宣扬儒学教义的著作也传到俄国。
  俄国启蒙思想家也在传播朱子学：诺维科夫在他主编的两家杂志上相继刊登宣扬程颐“格君心之非”“存理灭欲”“天理治国”思想和中国理想皇帝的文章。①冯维辛把德文版的《大学》译成俄文出版。康杰米尔、查尔查文的诗赞扬了朱子学。沙皇彼得大帝借朱子学之力顺“势”变革，推行西方新生活，宣扬中国生活情趣和袭用中国生活方式，培育俄国臣民创新意识。
  1715年，彼得派遣第一届东正教教士团到北京搜寻、翻译朱子学著作；1719年，派遣特伊兹迈洛夫到中国洽谈商贸关系，汇聚集大量儒学典籍运回俄国，与冬宫毗邻的“亚洲博物馆”里就珍藏有丰富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图书文献及其抄本、刻本。1724年，建立俄国科学院，开设东方系，对中国进行研究。
  十九世纪俄国教士团编写出《俄汉口语词典》《汉俄大词典》等多部词典。俄译儒家典籍已初具规模：瓦西里耶夫译注出版《论语》，波波夫以《孔子及其门徒的格言》为题译介《论语》，将《孟子》译为《中国哲学家孟子》并加孟子传略和注释出版；有人将《大学》译为《大学·大学注》出版，列昂季耶夫将《大学》译注成《四书解》出版，后以《大学，或包含中国高级哲学的大科学》为题收入《爱说真理或圣人的袖珍本》一书中；阿加封诺夫将《中庸》译为《忠经》出版，列昂季耶夫译为《中庸，即确定不移的法则——摘自中国哲人孔子的传说》加注释出版，德·科尼西译为《中间和忠实——孔子弟子的圣书》加注释出版；彼德·科尼西将《孝经》译为《论孝敬父母的书（节选）》出版。据彼·叶·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载：十九世纪俄国翻译的中国典籍、论著与论文计有五十种，其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十二种，评价文章和论著十八种。②俄国人重视收藏中文图书：斯卡奇科夫三次在华搜集各种书籍、资料情报，“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他收集的汉籍图书、日记、公文、资料以及手稿均存于今列宁图书馆；彼得堡图书馆里藏有大量中文版的儒家典籍和古代文学著作；各大学也派专人到中国采购图书。清政府也向俄国赠书，1845年清廷赠送俄国许多儒家典籍和佛教典籍八百余册。丰富的中文藏书成为俄国学者研究朱子学的必读书籍。朱子学研究进入大学殿堂。喀山、彼得堡等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都成立东方系，设汉语教研室，开展汉学、儒学研究。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直接领导亚洲博物馆，加强对东正教驻北京教士团和喀山大学东方系汉学研究与传播的指导。涌现出俄国第一批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比丘林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诗人大作家。
  比丘林在中国生活十四年，回国时从中国带走文物资料1.4万磅，其中汉、满文朱子学等文献书籍十二箱，全部文献资料由十五峰骆驼驮运。著有《俄汉辞典》等六部辞书，《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书生的宗教简述》等多部论著；译著有《三字经》等；论文有《中国教育观》《由孔夫子首创，其后由中国学者接受的中国历史的基本原理》等。他对孔子的评价超过对基督的评价，对朱子学给予详尽深入地分析和评述，认为朱子学是读书人信奉的一种特殊宗教。他的论译著等促进了朱子学的传播，他也成为俄国汉学奠基人。
  瓦西里耶夫在中国留学十年，从中国带回儒学典籍等各种图书849种2737册；回国后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长达五十年，研究涉及中国历史、宗教、文学、哲学等，发表著译作数十种，著作有《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中国文学史纲要》等；译著有《论语》；还有大量手稿，其中存档可查的达一百四十多种。①（五）在美国的传播十八世纪朱子学传入美国。1733年，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传到费城，收藏在政治家詹姆斯·洛根的私人图书馆里供人们借阅，该书除了有《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和对“四书”“五经”历史意义的阐述外，还有对宋明理学的阐述、程颐和朱子对“四书”“五经”的注疏。传到美国的还有传教士、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关于中国的著作。美国启蒙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深受朱子学影响。
  本杰明·富兰克林很早便对朱子学发生兴趣，喜读理学书籍，撰写文章宣传儒家美德：在《新英格兰报》上用笔名发表文章宣扬理学家的伦理思想；在《丛报》上发表《中国书简》文章弘扬朱子学理性精神；创办《宾夕法尼亚公报》发表《孔子的伦理》论文，节录《大学》中的砥砺自身道德的原则和方法，对孔子、朱子道德进行评论，称道孔子、朱子是道德思想家。
  他传播孔子、朱子关注的三件事情：“为了培育我们的思想和规范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应该做什么”，“指导和教育他人的方法”，“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至善，通过至善达到安详宁静”。①主张通过现实生活实践来制定道德规范，提出人应该具有的德行是：节制、语言、有序、决心、俭朴、勤勉、诚恳、公正、适度、清洁、镇静、贞节、谦虚等十三种，并严格检查、督促、反省是否做到，加强在社会生活中培养和实践这些美德。他不仅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还组织“共读社”，传播朱子“格物致知，知至而身修”的道理和儒家美德，使人们都能养成美德，成为合格公民；又把自己收集的和个人总结的道德箴言编成《穷查理年鉴》出版，作为“‘共读社’和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美德教育的一种适当工具”。他赞同朱子“正君心”，强调国君以德治国、做道德模范的观点，在《穷查理年鉴》里就择录有这方面内容的论述。他强调朱子道德教诲和中国“以德治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最佳的借鉴。
  托马斯·潘恩陶醉于朱子学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特质。他认为朱子学是符合理性的自然宗教，基督教是扼杀理性和导致蒙昧与盲从的神奇宗教；鼓吹自然宗教，肯定孔子、朱子提出的道德原则高于基督教伦理，称颂孔子、朱子是伟大的道德导师；强调任何事情都要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成功、才能发展；“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②，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这就是朱子学理性主义特质，中国是按照这种特质治理国家的典范。他为《展望》杂志撰文和撰著《常识》宣传朱子学理性主义精神，主张以朱子学理性道德观取代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向中国学习，按照“自然法”治理国家，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和充满理性主义精神的朱子学可以为美国提供最好借鉴。
  托马斯·杰文逊推崇朱子“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①的重农思想，认为以农立国是“自然法”，中国按照“自然法”建国而有灿烂的农业文明，中国是美国效仿的农业楷模。赞赏中国不与欧洲来往的政策，“如果完全按照我的设想，我希望美国人既不从事商业，也不从事航运，而是像中国的立场那样处理与欧洲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我们所有的公民都将是庄稼人”②。主张美国独立后，要像中国那样发展农业，以农立国。
  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等翻译出版朱子学著作，著有关于朱子学的书籍。裨治文把朱子《小学》和《朱子大全》中关于理气、天地、人物等若干片段译成英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朱子传》译文，以及朱子的书目。1869年，美国政府用种子向中国交换《皇清经解》《性理大全》等十种一百三十卷中国理学著作。
  总之，儒学尤其朱子学能在海外广泛流传，并与它国文化相交融，成为一些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或者影响一些国家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等的发展，自然有其生存价值。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的历史过程，有力地证明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张力，朱子学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

①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②（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肖厚德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①（法）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7页。 ②（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③阎纯德：《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①张立文、李甦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第287页。 ②参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353页。 ①何兆武等：《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5、198页。 ①参见陈会颖：《大国崛起的文化解读》，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第11—12页。 ②参见张海：《欧洲发展史新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③参见易杰雄：《世界十大思想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79页。 ①（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五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64页。 ②（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二卷，第538页。 ③（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二卷，第489页。 ①诺维科夫于1770年2月将《中国哲学程子给皇帝的劝告》登在《雄蜂》上；又于同年7月将《雍正帝传子遗诏》登在《爱说闲话的人》上。参见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847页。 ②参见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第862页。 ①参见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第861页。 ①参见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第995—996页。 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四书章句集注》，第52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8页。 ②转引自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第10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