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诗经》研究内容丰富，颇具特点，可包涵“淫诗”说、诗教、诗情理趣、六义说、叶韵说等方面。
  “淫诗”说是指朱子在《诗集传》中对《诗经》中爱情诗所作的价值判断学说。对《诗经·国风》中所保存的大量爱情诗歌，历代经学家多承《诗序》之说，以美刺论之。至宋代朱子《诗集传》出，始打破经学的藩篱，使《诗经》学迈出了从经学向文学转化的第一步，对维持权威地位达千余年的《诗序》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朱子在《诗集传序》中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①表明他对《诗经》的文学性质具有清醒的认识。而其中，最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是他对所谓“淫诗”的解读。所谓“淫诗”，指在《小序》中均被论为“刺时也”“刺庄公也”“美反正，刺淫佚也”“陈古以刺今”之类诗，而朱子则根据诗歌本身的内容，认为这些诗其实就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因而他破除美刺，大胆地论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也”“淫女戏其所私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辞”“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序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在《诗集传》中，朱子解作“淫诗”的共有《郑风》《卫风》《陈风》等计30首，对这些诗的解说便构成了朱子的“淫诗”说。朱子的“淫诗”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价值重估。
  1．朱子认为，“淫诗”所咏皆男女间不正当之事，“诗人”不当“作诗刺之”。孔子之所以不删去这类诗，是因为客观上它们也可起惩恶告诫之用，而不是说这类诗自身即含有“刺”义。朱子把它们解作“淫奔者之辞”，确实出自于文本解读。
  2．朱子把涉及男女爱情的诗都称之为“淫诗”，当然是出于贬义和否定的态度，从价值判断的内容或立场而言，这是不可取的。但对于理学家朱子来说，这是他当时定会采取的态度。
  3．朱子的贡献在于，他在郑樵等人的启发下，看清了“淫诗”的真正性质，并且借助他的学术地位， 使这种解读得以广泛流传，从而拨清了千余年来笼罩在《诗经》上的经学迷雾，为后人正确认识《诗经》中的爱情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淫诗说”解读“郑卫之音”，是作为文学家的朱子在《诗经》研究中的最大功绩，正是这种解读，在历史上首次还《诗经》以文学性质的本来面目，值得在《诗经》研究史上给予充分肯定。
  朱子以“诗无邪”论诗教。先秦有“六经”之教，即以当时流传的六种儒家经典进行社会教化，《礼记 ·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① 这说的就是古代的“六经”之教。《诗》教即其中最重要内容之一。《论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荀子》曰：“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均强调儒家的《诗》教。朱子的《诗》教有自己的解释，《 诗集传序》言：“‘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②朱子以人心之未动为性，已动则为情，情之泛滥为欲。人心之感于物而动则生情而有欲，欲不能无思，思不能无言，言之所发不能尽，则发为诗，故说“形于言之余”。既然诗之所作是根本乎性而与情密不可分，人之性无不善，而心之感物所发之情则有善有不善，发言为诗，便有正、变之分。所以国风、大小雅均有正、变之分。圣人举其正者以劝之 ，举其不正者以戒之，这便是《诗》教。后世关于《诗》教内容有不同看法，一据《礼记》载以“温柔敦厚 ”为教，一据《论语·为政》载孔子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以“思无邪”为教。 朱子是第一位大力主张孔子《诗》论主旨乃“思无邪”的学者。朱子注“思无邪”言：“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③他进一步于《诗集传》里深入阐发其义蕴。
  自朱子的主张提出后，获得相当数量的学者支持。《诗》教既为儒家思想在文学的体现，“思无邪”当比“ 温柔敦厚”更可以联系孔子“仁”之核心主张。对于“思无邪”之训诂，亦可分以下二说：一说主诗人施教 ，以《诗经》的作者皆以纯真无邪之心赋诗，故其诗作内涵皆高尚正直及不污秽淫邪。这显然不合实际，其无法解决郑卫之音“淫奔期会”之旨，故以美刺为说，牵合作解。一说主读者兴发情感，“以无邪之思读之 ”，以朱子为首，主张通过诵读《诗经》，教化读者之思虑为纯正美好。审视之，前者从诗之内容或作者之视角来论述，无法解决其间之矛盾，而后者却从诗之功能或读诗接受者之角度来解读，可无视《诗》作者所思有邪，而正视《诗经》原作思想内容，客观解读作品，而使《诗》教有更坚实的情感基础。
  4．他变美刺说诗为性情论诗。朱子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①他以此将那些桑间濮上男女淫奔之诗均从《小序》美刺说纠正过来，定为“淫奔者之辞”，并注意揭示诗歌本身所表达的情感内容。
  5．注重室家之情与男女之思的解说。室家之情指家庭及其成员之间的情感，主要指夫妇之情。男女之思指未婚青年男女之间相思相恋的感情。朱子接受程子“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天下之家正，则天下治矣” ②的思想，极为看重《诗经》中表达室家之情的作品。宋时曾有士大夫献议，以为《国风》中言男女之事太多太露，“乞于经筵不以《国风》进讲”，朱子以为这是不懂“古诗垂戒之大……殊失圣经之旨”的错误想法③。他说：“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劳归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悯之，故其民悦而忘死。”④ 朱子并不认为三百篇皆出性情之正，但这些表现丈夫远戍、妇人忧思以及男女淫奔期会相乐之作，亦属人情之常。即如《摽有梅》为女子自言婚姻，“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①。朱子不仅由此看到一般社会教化意义，更由此发现其中深刻的政治意义：一可泄导人情，二可观王政之恶、人民之困，三可提高人民爱国情感，增强国民凝聚力。
  对赋比兴的解说更准确。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中，除了被认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最著名外，赋比兴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是任何别的概念无法与之比拟的。自汉代说《诗》者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合为“六义”之说，赋比兴就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最主要的手法，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汉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②强调赋比兴的政治教化作用。刘勰《文心雕龙》立有专篇，谓“赋者，铺也，错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③，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④着重叙述了赋比兴的艺术特征。钟嵘有更深更全面的论述，并提出三者兼用 ，要求“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⑤。 此后，唐孔颖达、白居易、皎然、柳宗元皆有论述。至宋代朱子而集大成。朱子对赋比兴不仅作了区别式的定义，还就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论述。第一，朱子对赋比兴的概念定义比前人准确。“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⑥，即直言叙事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⑦，即用其他事物打比方来说此事物；“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⑧，即先言他物以兴发情感，引起《诗》欲言之事。第二，对兴体有独到的认识。朱子认为，《诗》不同于《春秋》《书》《礼》之类的文，一字皆有理。“《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①《诗》的滋味不在理，不在事，而在兴，“兴于诗”就说诗能兴发人的情感，“读《诗 》便长人一格。……《诗》之兴，最不紧要。然兴起人意处，正在兴。会得诗人之兴，便有一格长”②。这就把诗歌感发性情的审美作用全系于兴。第三，朱子区分了全篇用比和部分用比。如《魏风·硕鼠》是全诗用比，《邶风·柏舟》是部分用比。
  对风雅颂的解说。《诗经》的编排结构或内容分类有风、雅、颂之别，《毛诗正义》以为：“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何以这样分体，朱子提出音乐说：“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③又说：“《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卫有卫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诗有鄘音者系之《鄘》，有邶音者系之《邶》。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尔。《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④对各体的内容与作者，朱子也明确指出：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⑤认定《风》是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谣，多出于在下之人。“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 ，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⑥《诗集传》中，更明确指出：“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 ，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⑦“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⑧朱子的说解对后世影响极大。
  对《诗经》的韵读，朱子提出叶韵说。《诗经》是押韵的。《诗经》的韵脚，到了后代，念起来就不和谐了。于是，宋代吴掝提出了“叶音”法，即在诵读先秦韵文时遇到押韵不谐之处，可以临时改变某字读音 ，以求谐合的方法。稍后的朱子把吴掝的“叶音”法发展为全面的“叶韵”说，并把它贯彻到所注《诗经》 《楚辞》中去。如他在注《关雎》时说：“采，叶此履反；友，叶羽已反。”即谓“采”要读作“妻”字的上声，“友”要念作“以”字的声音。在《匏有苦叶》第四章时又注：“友，叶羽轨反。”即“友”在这里当读作“委”之音。又《离骚》中“惟庚寅吾以降”中的“降”，当被叶韵为“hong”。这是古人没有意识到语音的历史变化而以今律古导致的错误。明代音韵学家陈第专心研究古音，著有《毛诗古音考》，反对宋人叶韵说，认为《诗经》《楚辞》反映的是古音，不能以唐宋今音为标准随音改读来求韵脚的谐合。他明确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观点。他考证古音，以《诗经》《楚辞》韵例作为本证，以周秦汉魏韵文、谐声、读若、直音、异文、又读等材料作为旁证，二者交相考辨，证实古音本读。条分缕析，主次分明。他还对《诗经》韵例做了分析，指出《说文》谐声与《诗经》韵的统一关系。陈氏彻底扫清了叶音说的谬误，对清代古音学家有巨大影响。应当指出，朱子对《诗经》《楚辞》所注重的是义理发挥，至于音韵，并不看得太重。朱子曾说：“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