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建立的完整的义理史学理论体系，当时只是“一家之言”，甚至在“庆元党禁”时还被禁止传播。但随着朱子被“圣人化”的过程，他的理学价值被帝王们逐渐认识，因此这一理论体系对南宋后期及元明清影响极大。
  朱子的史学思想对南宋后期学者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朱子门人张洽、廖德明、刘爚、曹彦约、吴仁杰、陈宓、赵汝谈、王遇、郑可学等人均撰有史著；③还有一些门人有史学考证著述，门人文集中有史学内容者也不乏其人，如叶适序杜旝《粹裘集》：“此文自经史诸子皆有论辩，学之博矣”①；潘植“尤嗜史学，上下数千年，贯穿出入”②，都可充分说明朱子的史学思想对其门人有深刻的影响。朱子的史学思想对王应麟、黄震、王柏等人也有影响。至于陈均“用朱子《纲目》义例，提要备言，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二书”③、黄仲炎撰《春秋通说》“大旨宗朱子《春秋》无褒贬之说”④，都可见朱子“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南宋后期的影响。当然，这仅是对学者起到影响，而不是对官修史书起到直接影响，这与元明清三代是不同的。其实，理宗之后，理学被平反，程朱先后被供入孔庙，朱子恢复了“纯儒”“大儒”的名誉，儒臣为帝王“进讲”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如徐元杰⑤、徐鹿卿⑥等人的著作中便有明确记载，但是不能说此时朱子的理学思想已经成为官方思想。
  宋末元初，经过赵复、许衡等人的大力宣扬，朱子的理学思想始在北方地区传播；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朝科举“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⑦，至延祐二年（1315）开科取士，从此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朱子的史学思想也由此有了广泛的影响。如杨维桢主张撰写史书应以“天理”“道统”作根据来区别正统与否，认为只有道统所在，才是“治统之所在”⑧；杨奂则认为正统之国必须“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⑨，才可长治久安；元人赵居信撰《蜀汉本末》是“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而此书前有一序（作者佚名），声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①这些言论都可看出他们受到朱子史学思想的影响。欧阳玄《进＜宋史＞表》中明确地表明：“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②，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官修《宋史》受到朱子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朱子的史学思想在明清两代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明太祖、成祖都欣赏《资治通鉴纲目》，至“成化九年（1473）校勘《通鉴纲目》，上言：‘《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致治资也＇”③。甚至一些帝王还将此书赠送其他国家，如宣德八年（1433）赐朝鲜国便有“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诸书”④，这里省略了其他各种书籍，却将《纲目》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可见朝廷对该书的重视不在经书之下，赋予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康熙、乾隆两帝更是对《通鉴纲目》推崇备至。康熙不但下令将《通鉴纲目》译成满文，还亲自作序，声称朱子《通鉴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总会，而治道之权衡也”，甚至自称“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⑤；乾隆即位之初，便规定乡试、会试策题“必令详引《纲目》中事迹人物”⑥；乾隆还在修《明纪纲目》的诏书中宣称：《通鉴纲目》“书法谨严，得圣人褒贬是非之义。后人续修《宋元纲目》，上继紫阳，与正史纪传相为表里，便于检阅，洵不可少之书也。……应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传示来兹”⑦。乾隆甚至称“《春秋》大义，《纲目》大法，实万世不易之准”⑧。他还专门作诗予以表彰：“三五以前迹沓茫，三五以后滋益详。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武帐几余一翻阅，岂因巡狩懈就将。但经触目心辄惊，不为博览供词章。”①正由于帝王定下“正纪褒贬推紫阳”的基调，大臣们也心领神会，乾隆元年（1736），主持山东乡试的吏部尚书汪由敦甚至出题中都明确点明“紫阳（史学）之心法”②，如此，朱子的义理史学成为学子谋取功名的工具，影响自然日益扩大！ 需指出的是，朱子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比合理因素更被后人重视。例如，朱子的正统论、强烈的义理道德观念等等深受后人推崇，而有关“势”“机”的看法、史体互补的观点、注重实证的治史手段、功过不掩的人物评价方法等等，却很少有人重视。究其原因当是朱子史学思想本身具有的浓厚理学色彩。朱子是宋代第一个以理学思想来完整地、全面地、深入地阐述史学思想的理论家，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史学思想的各个侧面，确实有不少地方比“纯粹的”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加之朱子是个博通今古的大学者，他在建构史学思想体系时，有不少精彩的论述、精辟的见解。遗憾的是，由于朱子力图以理阐史，从而使那些精彩而又精辟的见解淹没在“天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正是其理学思想笼罩下的史学思想的悲剧所在！事实上，人们（包括后代统治者及学者）在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所涉及的朱子史学思想，绝大部分人是从理学角度去加以认识的，强调的多是一些糟粕，而忽视了朱子史学思想中一些有价值的地方。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与朱子史学思想本身的局限性有关，但责任不在朱子身上，而在那些神化朱子为圣人的权贵们的身上。

③均见〔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上》，第2245—2328页。这里所举的只是朱子门人所著史著的一部分。①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上》，第2310页。 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上》，第2291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四十九《晦翁学案下》，第1597页。 ④〔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续修四库全书本。 ⑤ 〔宋〕徐元杰：《楳埜集》卷一《七月十三日进讲》：“晚讲进读《通鉴纲目》”、《甲辰九月十六日进讲》：“晚讲读《通鉴纲目》”的记载，宋集珍本丛刊本。 ⑥〔宋〕徐鹿卿：《清正存稿》卷四《十一月乙未进讲》：“手记云：‘读《纲目》晋安帝隆安三年，”云云，显然亦是进讲有《纲目》内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黄时键点校：《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⑧〔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辩》，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元〕杨奂：《正统八例总序》，载〔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三十二，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0页。 ①〔元〕赵居信：《蜀汉本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进＜宋史＞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六十三《谢铎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45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第5547页。 ⑤《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康熙三十年正月至三月》，《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6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十九《乾隆元年五月下》，《清实录》第九册，第474页。 ⑦《清高宗实录》卷九十八《乾隆四年八月上》，《清实录》第十册，第486页。 ⑧《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上》，《清实录》第二十三册，第309页。 ① 〔清〕高晋等：《钦定南巡盛典》卷二《读＜通鉴纲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他尚有数篇诗作，亦表现乾隆对该书所含“义理”的肯定。 ②〔清〕汪由敦：《松泉集》卷六《丙辰科山东乡试策问第五道》之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