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施教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相对于四书之教与六艺之教而言，是经学教育的辅助部分，观史之治乱兴亡，论历史人物的善恶正邪，考典章制度的成败得失，不仅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且深含人格教育的价值。朱子治学于著史、论史与考史均有成就，而其论史，则在论治道、心术、人才与世风诸方面多有卓识，且能“广摭史传，以经义贯通之”，精心编撰《资治通鉴纲目》，创辟新体编《伊洛渊源录》，又撰《八朝名臣言行录》《伊川年谱》等。《朱子语类》中记载朱子史学思想及史传教育的论述颇多，除四书五经的讨论中涉及的史传之外，论《本朝》的有七卷，论《历代》有三卷、论《战国汉唐诸子》一卷，还有在《论治道》《论取士》《论兵》《论刑》《论民》《论财》《论官》等卷中，都有论史及历史人物的内容，这都是朱子及其门人、后学在教学过程中有关史传之教的实录。朱子施教，主张学习者穷经观史以求义理，以经为本，治经必及与史。他说：“须培壅根本，令丰壮。以此去理会学。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①“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②“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③他又认为史有鉴戒作用，因为“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④，因此，基于本末兼备、体用皆尽、内外合一的精神，主张以史传之教辅助四书五经之教。朱子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指出：“其所以必曰读书云者，则以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也。”⑤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说：“至于诸史，则凡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⑥先经后史，经本史末、经内史外，治经必兼及史，是朱子史传之教的特点。朱子在《答吕伯恭》中说：“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⑦他在《答敬夫》中也说：“大率学者须更令广读经史，乃有可据之地。然又非先识得一个义理蹊径，则亦不能读。”⑧他在《答江梦良》中则明确指出： “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⑨在教学中，朱子常向门人谈论读史之法，如他说：“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先看《论》《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若未读彻《论》《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①可见，朱子史传之教不仅是通古今之变，更着意于明理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