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之学是明体达用之学，其教育思想也不例外，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朱子“全人教育”观念是全方位教育观念，着眼于“整全的人”的培养，不仅顾及个体的身心和谐发展，同时也顾及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故“整全的人”是身心连续体，又是个人社会连续体，更是天人同构的连续体。此乃朱子对教育是什么，教育应该是什么的理解，而作为一个在教育园地耕耘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家，他特别关注教育实践的途径、内容、方式及方法的问题，更多地思考、考究教育应当做什么，应当怎样做的问题。朱子不是一个空谈教育理论的教育家，他善于运用其“全人教育”理论改革具体的教育内容、方式与方法，以期更有效地培养“整全的人”。朱子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②他在《答郭希吕》中也说：“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③因此，在教育内容的选择、课程的编制、教材的编撰、教育方式及方法的改善等方面，朱子都倾注了大量心血，费毕生精力去探索、使之完善。朱子的教育思想最具特色之处，也往往体现于这些方面。他对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也突出地体现在这些方面。
  （一）朱子论教育内容教育者为有效地实现教育目的，自觉地选择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知识技能等文化要素，纳入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使之影响接受教育的人或学习者身心发展与完善的中介因素，称之为教育内容。朱子施教，十分重视能够影响、陶冶学习者人格发展、完善的教育内容的选择，并落实于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编制为课程与教材。朱子论教育内容或教学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六艺之教，二是四书之教，三是史传之教。
  1．六艺之教朱子施教所确立的基本课程，相对于四书之教而言，是儒家立教的传统教育内容。六艺之教的六艺有两种涵义：一是“教之以事为主”的小学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数。二是“教之以理”为主的大学课程，有《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佚失），《诗》《书》《礼》《易》《春秋》汉唐以来一直是政府所立的太学教本，并称“五经”。朱子治学、立教的基本精神是守先以待后，继往而开来，因此，他对儒家教育传统的六艺之教有所继承和发展。尽管朱子毕生精力关注的重点是四书之学，但也未忽视传统的六艺之学。朱门后学（黎靖德）编纂的《朱子语类》中“四书”在先，有五十一卷；“五经”与“乐”（古今）在后，二十七卷，体现了“四书之学”替代“五经之学”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但就朱子本身立教的范围与内容看，“六艺之教”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开拓新意。朱子抱“温故而知新”的理念，将“六艺”的研究与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朱子治经学多创辟深通之见，而在教学过程中，又常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讲出来与门人、弟子交流。《朱子语类》中有关《易》《尚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小戴礼》《大戴礼》、冠、昏、丧、祭、杂仪及乐（古今）的教学实录，皆是朱子亲自实行六艺之教的具体例证。朱子编撰的《诗序辩说》《家礼》《古今家祭礼》《诗集传》《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周易参同契考异》等，都是朱子治经学的学术成果；后人编辑的《朱子经说》《朱文公易说》《朱子书说》等，汇集了朱子治经与教经的言论，皆可视为朱子六艺之教的见证。
  与汉、唐诸儒的六艺之教相比较，朱子六艺之教颇有自己的特点。一是重视小学“六艺之教”与大学“六艺之教”的区别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提倡教育的有序性、连续性。朱子说：“艺是小学工夫。”①“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②他释《论语·雍也》“游于艺”说：“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也说：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又五年后入大学者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③朱子认为：“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小学辑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④相比较而言，小学的“六艺之教”，侧重于技艺或技能的学习与训练，而大学的“六艺之教”，是使学习者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侧重于义理的理解与德性的陶冶。朱子说：“古人自小时习乐，诵《诗》，学舞，不是到后来方始学《诗》，学礼，学乐。”⑤但所学的乃侧重于技艺，至于高级的典籍《诗》《书》《礼》《春秋》《易》，即五经的教学，则为大学的课程。重视六艺之教的顺序与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连续性，是朱子六艺之教的特点之一。二是抉发六艺的人文内涵与精神价值，使六艺之学成为明体达用、进德修业的实学。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⑥此为孔子对人性不同侧面的理解，《礼》是对人社会性的理解，《乐》是对人的艺术性的理解，《诗》亦如此，《书》是对人政治性的理解，《春秋》是对人历史性的理解，《易》是对人超越性的理解。朱子的经学思想承续了孔子的六艺之教的传统精神。他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①朱子以“六经”为教，自觉地纠正此四病，而使六艺之教真正达到人文化成的目的。三是朱子会通理学与经学，既尊重汉唐诸儒训诂注疏旧法，力戒“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中庸解序》），又就五经本文来解出所蕴道理，与濂、洛、关诸家治经精神相通。朱子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②四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是北宋理学代表人物，以理学为五经阶梯，足见会通理学与经学之意。
  2．“四书”之教朱子教学的主要内容或课程，相对于六艺之教或五经之教而言，其主要教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或称“四子书”。朱子承二程尊“四书”之余绪，费毕生精力研读“四书”，早年就发愤读“四书”，自谓“某自卯读‘四书’，甚辛苦”③。“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④直至晚年，身处逆境，仍然笔耕不辍，其治“四书学”与年俱进，精益求精，《四书章句集注》最后定稿，征引汉以下诸家之说五十余人，寓创造于注疏之中，开辟“四书学”的新时代。朱子从二十五岁左右，撰写《论语要义》《论孟精义》起，先后研治“四书”的著作有《孟子集说》（佚）、《论语详说》、《论语纂训序》（佚）、《论语训蒙口义》（佚）、《论语要义》（佚）、《论语精义》、《论语或问》、《孟子或问》、《论孟集注》、《论孟或问》、《孟子要义》（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庸辑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等。朱子六十一岁时，《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漳州，此后尚不断修改，至死方休。朱子说：“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⑤此条语录王过录甲寅朱子六十五岁以后所闻，可见朱子研治“四书学”长达半个世纪，而其代表之作是《四书章句集注》。朱子的“四书之教”是与他治“四书学”相辅相成的。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称其师“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而其讲学的主要课程则是“四书”。朱子从十九岁考中进士至七十一岁逝世，五十二年间，除任官五任与在朝四十六天外，聚徒讲学时间长达四十余年，其中“四书之教”一直不曾间断。《朱子语类》是朱子讲学的实录，其一百四十卷，有关“四书”讲学的内容多达五十卷。朱子“四书之教”的特色是：第一，启导学习者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朱子说：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①《朱子语类》记述：“问：‘看《论语》了未？’广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会文义，不见得他深长底意味。所谓深长意味，又他别无说话，只是涵泳久之自见得。”②舍熟读精思，则不能理会其“深长意味”。第二，切己体验，涵养德性。朱子说：“《论语》难读。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须是子细玩味，以身体之，见前后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实。”③“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④“《大学》‘在明明德’一句，当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进步处。”⑤ “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⑥足以警示后学。第三，博采众长，综合创新。朱子说：“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⑦他又说：“河南二程先生独得孟子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于是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慨然发愤，尽删余说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辑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①此二文虽是朱子中年之作，但其治“四书”与教“四书”的脉络却是由此确定。义理与训诂交相明，经学与理学冶一炉，圣意与己见相交融，传统与创新互涵摄，此乃朱子“四书之教”最大特色。第四，北宋以前，《大学》《中庸》是《小戴礼》中的二篇，尚未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太学教本以五经为主。宋代开始孔孟并称，范仲淹启示张载读《中庸》，二程始重《大学》，又开示学者读“四书”。朱子继二程之后，立“四书之教”，于淳熙中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始著闻于天下，至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诏定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试士子，自此之后，“四书之教”影响中国社会近六百年。
  3．史传之教朱子施教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相对于四书之教与六艺之教而言，是经学教育的辅助部分，观史之治乱兴亡，论历史人物的善恶正邪，考典章制度的成败得失，不仅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且深含人格教育的价值。朱子治学于著史、论史与考史均有成就，而其论史，则在论治道、心术、人才与世风诸方面多有卓识，且能“广摭史传，以经义贯通之”，精心编撰《资治通鉴纲目》，创辟新体编《伊洛渊源录》，又撰《八朝名臣言行录》《伊川年谱》等。《朱子语类》中记载朱子史学思想及史传教育的论述颇多，除四书五经的讨论中涉及的史传之外，论《本朝》的有七卷，论《历代》有三卷、论《战国汉唐诸子》一卷，还有在《论治道》《论取士》《论兵》《论刑》《论民》《论财》《论官》等卷中，都有论史及历史人物的内容，这都是朱子及其门人、后学在教学过程中有关史传之教的实录。朱子施教，主张学习者穷经观史以求义理，以经为本，治经必及与史。他说：“须培壅根本，令丰壮。以此去理会学。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①“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②“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③他又认为史有鉴戒作用，因为“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④，因此，基于本末兼备、体用皆尽、内外合一的精神，主张以史传之教辅助四书五经之教。朱子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指出：“其所以必曰读书云者，则以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也。”⑤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说：“至于诸史，则凡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⑥先经后史，经本史末、经内史外，治经必兼及史，是朱子史传之教的特点。朱子在《答吕伯恭》中说：“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⑦他在《答敬夫》中也说：“大率学者须更令广读经史，乃有可据之地。然又非先识得一个义理蹊径，则亦不能读。”⑧他在《答江梦良》中则明确指出： “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⑨在教学中，朱子常向门人谈论读史之法，如他说：“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先看《论》《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若未读彻《论》《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①可见，朱子史传之教不仅是通古今之变，更着意于明理做人。
  （二）朱子论教育的阶段朱子施教，主张“学有次序”。因此，他十分重视教育阶段的区分，教育内容的安排也是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实施的。朱子总结了南宋以前的教育经验，依据自己积有的教育经验，通过考察学习者身心发展的特征，将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八岁以下的儿童教育为童蒙教育阶段；八岁至十五岁（或十六七岁）教育为小学阶段；十五岁以上为大学阶段。朱子施教，既重视不同教育阶段的相对独立性，又从“整全的人”培养目标考虑，强调不同教育阶段的连续性。朱子所论的蒙学、小学与大学与现代教育所说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内涵不尽相同，特别是朱子所说的“大学”阶段，是考虑到从青年时期直到老年时期都可以学习的“大人之学”，着眼于学习者生命质量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是纵贯终生之学，至死方休。蒙学、小学是教育打基础的阶段，大学则是在此基础教育上的扩充、提高与深化，因此，此三个教育阶段是朱子实施“全人教育”的连续体。因为蒙学、小学阶段均属打基础的教育，朱子论蒙学与小学的观点是相通的，而论大学则相对于打基础的两阶段而言。朱子在《答吴晦叔》中说：“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是必至于举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然后为知之至。而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至是而无所不尽其道焉。”①此论中所说的“孩幼之教”相当于蒙学与小学阶段。“此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为大学阶段。“此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朱子未明言大学阶段教育终结的时间及年龄，而只是强调大学阶段的教育是“孩幼之教”后的拓展、深化与提升。因此，我们分析朱子论教育阶段的思想，重点选择的是“小学”与“大学”两阶段。
  1．朱子论小学朱子所用“小学”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对于“大学”而言的，指称教育阶段中的初等教育阶段。朱子主张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八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阶段，小学教育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朱子喻为“打坯模”阶段。二是专指朱子与刘子澄等人编成的教本《小学》，该书成于宋淳熙十四年（1187）三月，共六卷，其中内篇四卷，分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卷，分为《嘉言》《善行》。朱子还用四言韵语写了《小学》题词，朱子在《答刘子澄》中称《小学》应为“启蒙之具”②，使初学开卷便有受益。他在《答潘恭叔》中也说“此书甚有益也”③。程端礼编《读书分年日程》，主张自八岁入学之后，读《小学》正文。明人陈选作《小学集注》，清人张伯行作《小学集解》。此外，朱子亲撰《小学题辞》与《题小学》两文，论及小学教育的原则与方法。朱子立教，十分重视依据学习者的年龄、心理特征与思维发展水平，划分教育阶段、采用相应的教材及教学方法。他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①朱子又说：“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②朱子虽明言“古者”“三代”，实寄寓自己的教育理想，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入小学接受基础的教育。朱子的“小学”教育思想颇有特色。一是小学教育的初级性与基础性。朱子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③“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④二是重视小学与大学之间的阶段性及连续性。朱子说：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里，因甚恁地。”⑤他又说：“某于大学中所以力言小学者，以古人于小学中已自把捉成了，故于大学之道，无所不可。”⑥“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大学，则无以察乎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⑦三是亲自编撰或主持编撰小学教材，《小学》除外，还有《论语训蒙口议》（佚）、《童蒙须知》、《易学启蒙》、《训蒙诗》等，注意到儿童教育内容的通俗化、多样化，以达到“习与知长，化与心成”的教育效果。
  2．朱子论大学朱子所用“大学”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对于小学而言，是教育阶段中的高等教育阶段。小学教育是人人可以接受的基础教育，而大学教育则是贵族子弟及“民之俊秀”能够获得的高等教育，亦即精英教育。二是专指大学教育阶段所采用的教材，即《礼记》中的《大学》。朱子受二程影响，将《大学》独立成篇，与《论语》《孟子》及《礼记》中的《中庸》合为“四书”，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教材，与《礼》《乐》《诗》《书》《春秋》《易》“六艺”并列。先述第一种用法。朱子于小学大学的阶段区分，十分清楚，但对大学的入学年龄及招收对象说法不一。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①朱子又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②他在《谕诸生》中也说：“古之学者，八岁而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而入大学，学先圣之礼乐焉。”③朱子在《经筵讲义》中均说十五岁入大学，没有明确说“民之俊秀”，而《井田类说》则说：“十五入大学，学先王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④朱子关于入大学年龄有十五岁与十六七岁两说，入学条件则有“俊秀”“秀异”之说与不言俊秀。《大戴礼记·保傅》说“束发而就大学”，是指成年后就可以入大学。十五岁或十六七岁虽有差别，但均在成年期内，而言俊秀与不言俊秀，则涉及大学招生条件的宽、严之别。朱子《大学章句序》依据《礼记·王制》所说，而《谕诸生》《经筵讲义》所说似述古制。《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说：“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⑤未明确说“俊秀”“秀异”者入太学。宋朝太学极发达，招生对象的资格限制有所放宽，但入学资格仍限于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的俊异者，故大学教育属于精英的教育，而非普及的教育。朱子论大学教育思想极为丰富，其要有三：一是大学是学习高深专门学问的教育阶段。朱子说：“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①“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教之以理”“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大学是穷究那理。”②朱子主张大学采用的教本，如《诗》《书》《礼》《春秋》《易》五经（《乐》失传）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都是儒家经典，特别是“五经”，传至宋代皆形成高深而专门的学问。朱子说：“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③朱子研治经学，综罗百代，汇纳群流，且多创辟之见，在“五经”教学方面，启导门人后学之处极多。二是大学教育以进德修业、成德达才为宗旨。朱子说：“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经筵讲义》）他又说：“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是必至于举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然后为知之至。而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至是而无所不尽其道焉。”④假若“不进于大学，则无以察乎义理，措诸事业”（《小学辑说》）。因此，朱子强调大学教育以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道为宗旨。三是提倡四书之教，尤其重视《大学》在大学教育中举纲目、定方向、立规模、启践履的价值。朱子说：“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论》《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先看《大学》，次论《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⑤他又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①“《大学》是个大坯模。”②“《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③《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行去。”④“《大学》所载，只是个题目如此。要须自用工夫做将去。”⑤朱子在《大学章句》开篇引言说：“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⑥据牟宗三研究，宋明儒是把《论》《孟》《中庸》《易传》与《大学》划分为孔子传统中内圣之学之代表。宋明儒之大宗实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中心，循孔子成德之教的生命智慧方向而发，而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将《大学》上提于《论》《孟》《中庸》《易传》。自成系统，别子为宗。明谓之正宗，实则是别子为宗，可见朱子大学教育思想创拓的新格局与影响之深远。
  （三）朱子论教学方法朱子一生主要是从事教育或教学工作，在四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特别重视教育与教学的方法，就教学方法而言，朱子是中国古代教学方法的集大成者，在教学方法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朱子说：“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贬以殉学者之不能也。”⑦“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⑧方法的自觉是朱子立教、施教与成教的最大特色。朱子在教学中实施的与在理论上总结的教学方法极为丰富，择其要者述之。
  1．对话法，或称问答法。有学生提问，朱子回答的，也有朱子启发学生问，然后对答的，还有师生对话、切磋与讨论的。如《朱子语类》论述朱子师生共同研习《论语·泰伯》之“曾子以能问于不能”章。“陈仲亨说：‘以能问于不能’章。曰：想是颜子自觉得有未能处，但不比常人十事晓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问人。观颜子‘无伐善，无施劳’，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问：‘君子人与’，是才德出众之君子？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临大节而大可夺’，则非有德者不能也。”①此为黄义刚所记的教学实录。先由陈仲亨谈了学习此章的体会，然后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对话，有问有答，生动活泼。
  2．讲授法。此为朱子施教常用的教学方法，如白鹿洞书院重建后，朱子登台宣讲《中庸》首章，为诸生开授了第一课。即使在晚年遭厄难，仍然讲学不倦；据门人黄榦回忆，朱子“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
  3．引导法。朱子教学，多引导学习者以自修、自学为主。“道，犹引导，谓先之也。”②朱子认为教育是引导，他说：“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③朱子在教学过程中切实做到善引、善导。《朱子语类》中《训门人》九卷，记述了朱子就修身、治学、待人接物、处事、经世等方面对门人的循循诱导，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引导式教学的情境。如《训门人五》记载：“寒泉之别，请所以教。曰：‘议论只是如此，但须务实。’请益。曰： ‘须是下真实工夫。’未几，复以书来，曰：‘临别所说务实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学者不能进步，病痛全在此处，不可不知也！＇”④朱子鉴于士风、学风的浮躁，以“务实”“下真实工夫”引导周谟（字舜弼），因为他深知“舜弼为学，自来不切己体认”，故循循启导他“务实”为要。
  4．点化法，或称点拨法，也是一种以启发学习者自学能力的方法。朱子常针对学习者的具体问题或心中的困惑，随机点拨化解，且收因材施教的效果。如朱子启导门人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自此逐时去了。”①此是朱子点拨门人治学要由博返约、要切己体验。再如朱子晚年点拨陈淳说：“今公只就一线上窥见天理，便说天理只恁地样子，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须撒开心胸去理会。”②此乃指点门人如何由约及博。
  5．时习法。朱子施教，十分重视“学而时习之”。他认为《论语·学而》“皆是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时习法是“自修”的方法。“‘学’是未理会得时，便去学，‘习’，是已学了，又去重学。”“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③“学之为言效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④朱子教学经常告诫学习者要重视温习、复习、练习、习行。如他启导门人读书“须反复看来看去，要烂熟，方见意味快乐”⑤；要“少看熟读，反复体验”，“要将理会得处，反复又看”；“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⑥，等等。此皆时习法的具体施行。
  6．示喻法。朱子施教，经常采用形象生动、蕴义深刻的比喻，启示学习者整体地领悟、把握所讲道理的含义，其中也有不少是富有教育智慧的隐喻。如以镜喻人心，以“一泓清水”喻“君子之心”，以手能摇扇喻“人能弘道”，以源泉活水喻“忠恕一贯”，以炼丹喻熟读精思，以舟行急流喻为学功夫，等等，皆以示喻法施教，启学习者明理做人。
  7．感化法。朱子施教尤重人格感化。他释孟子说的“有如时雨化之者”说：“时雨，及时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犹是也，若孔子之于颜、曾是已。”①此释着重点明孔子人格对颜渊、曾参的感化。杨时称其师程颢施教，“如坐春风之中”，朱子所写的明道赞语有“瑞日祥云，和风甘雨”之喻，时雨之化乃教育的最高境界，朱子门人深受朱子人格感化者多有记述。人格教育是朱子立教的重心，他一生都身体力行感化之法。此外，侍坐讨论法、壮游博览法以及诸师会讲法等也是朱子施教的教学方法。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述而篇》，第870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小学》，第124页。 ③〔宋〕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小学》，第124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第931页。 ⑥〔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57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六《易十二·系辞下》，第1953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29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1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六《大学三·传二章释新民》，第319。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37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49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34页。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33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49页。 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经上》第261页。 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1页。 ⑦〔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训蒙口义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1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要义目录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13—361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朱子十·训门人一》，第2740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7页。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9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第3216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13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55—3356页。 ⑦〔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32页。 ⑧〔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90页。 ⑨〔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江梦良》，《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76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5—196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书》，《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14—1915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40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12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题小学》，《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71页。 ② 〔宋〕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小学》，第125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小学》，第124页。 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小学》，第124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第2777页。 ⑦〔清〕张伯行纂辑：《小学集解·小学辑说》，丛书集成初编本。 ①〔宋〕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小学》，第124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谕诸生》，《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7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井田类说》，《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28页。 ⑤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3页。 ① 〔清〕张伯行纂辑：《小学集解·小学辑说》，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小学》，第124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45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吴叔晦》，《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14—1915页。 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49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52页。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52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50页。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51页。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53页。⑥〔宋〕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⑦〔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69页。⑧〔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43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第921页。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为政》，《四书章句集注》，第55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第223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0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21页。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31页。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论语二·学而篇上》，第447页。④〔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四书章句集注》，第47页。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论语十八·子罕篇二》，第961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5、166、168页。 ①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