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对外开放在朱子之前的闽中，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理学（道学），后来又由北方传进了理学。但是，都没有在闽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数传而止。只有到了南宋，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闽学）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朱子集理学之大成，并形成为强大的朱子学派。这是南宋闽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衍变与发展共同决定的。就社会历史背景来说，福建历史上的对外开放，是促使地域性文化在南宋形成一个高峰的重要条件之一。
  历史上福建地区的开发和文明，首先是对中原的开放。由于大批中原人入闽，把发达的中原文化带进福建，使落后的福建文明得到发展，经济也随之发展。
  福建开发于汉代。据今人朱维幹考证，其后有五种人入闽，即亡命者、驻闽将士、被流放之人、避乱者、采药炼丹之道家等。在晋代永嘉（307—313）年间，因中原多事，有八姓入闽，即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唐代安史之乱（755—763）后，也有类似避乱入闽的情形。①当时，闽北地接江、浙，是中原人入闽的要道。北人入闽有三条大道：一是由分水关经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入闽，二是由杉关经光泽、邵武入闽，三是越仙霞岭经浦城入闽。闽北山清水秀，因远离中原，很少受战乱波及，故社会安定，避乱入闽的中原人士也多选择在闽北安家。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五月，蕲州知州杨?说： 自五季丧乱，闽独僻在海隅，浦城又邻衢、信，当地山水无瘴疠， 非若齐、秦、晋、楚九达之地。故兵革罕及，而明哲保身兹焉避难者尤多。① 从晋至五代，中原人士入闽知名者有王彬（王导之弟）任建安太守，刘锟、林禄任晋安（今福州）太守，李崇、黄元任晋江郡守，王审知任闽王，以及学者邱祚、韩偓等。曾抚养和教育过朱子的刘子羽、刘子翚，其先辈系“五季之乱，由京兆之万年县迁入闽中，散居建阳、浦城”②。胡安国的先世胡夔亦是五代时入闽的。李纲的先人“唐末避乱，徙家邵武，故今为邵武人”③。
  宋代福建文化的兴盛与王审知关系密切。王氏治闽时用人就地取材。他以翁承赞为相，徐寅为掌书记，陈峤为大事从，黄滔为节度推官，众人皆北方入闽定居者。闽人在闽从政任机要人员，后代相沿。而韩偓、崔道融等唐末文人，避乱入闽治学，改变了闽人未知学的状态。清人陈衍认为：“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始有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益盛。”④笔者到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里考察时发现，其地张氏宗堂所列祖位始祖是北宋关中理学家张载。今人陈嘉庚在《自述家事》中说： 我的祖籍是福建泉州同安县集美乡，离厦门市不上水途十公里。我始祖自宋朝末由河南光州固始县迁来，至我为第十九世，在集美乡计五百余家。⑤据《朱熹祖籍由鲁至闽考》一文①，朱子的远祖为山东人，与孔孟同乡，后因避祸南迁，又迁至今安徽、江西，至南宋时定居于闽北。今人顾颉刚在论及唐末五代以来外省人为避战乱而入闽时说： 福建偏处一方，幸未扰及，当时湖南、江西、浙江的故家世族搬去的很多，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文化。② 外省人，特别是其中的中原人，大多是从文化发达的地区迁至闽北，本身文化水平较高，有的世代以儒学为业，他们把发达的文化带到福建，再和当地风俗习惯相结合，便形成了一种较高的具有特色的地域性文化。
  同时，福建也有许多学者，把外省的先进文化带回福建来。唐末五代的禅宗大师霞浦人沩山灵佑、长乐人百丈怀海、建瓯人大珠慧海、莆田人曹山本寂，以及道家学者泉州人谭峭等，都到过浙江、江西等地传教。百丈怀海禅师（720—841）运用中国儒家的宗法制度，对印度式的佛教戒律改造，制订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禅宗传法特点的戒律，称《百丈清规》或《禅门规式》，使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成为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创始人。谭峭（字景升，号紫霄真人，生卒年不祥）是五代时期的大哲学家，他曾“经终南、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迤逦游历名山”③。谭峭杂糅汉唐以来儒、佛、道思想，提出以虚、气、化等范畴为核心的哲学，被宋明理学家们从不同方面所吸取和效法，成为唐宋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④最有名的就是北宋建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游酢、将乐人杨时等到洛阳拜程颢、程颐等为师，“程门立雪”“载道南归”，把理学移植到福建，成为闽中理学的重要先驱，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由北往南转移的源头活水。
  二社会矛盾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创立者活动的12世纪，正是中国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的时代。1127年，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之后，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后建行在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史称“南宋”。福建地近临安，遂成为南宋王朝的中心地区之一和后方基地。在北宋灭亡和南宋中期的一百年左右，正是理学形成的关键时期，但也是民族斗争、阶级矛盾和统治阶层内部相互倾轧极为激烈和复杂的时期。朱子学的创立者大都经历并参与了这些激烈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南宋建立初期，金兵不断南下侵扰，广大汉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但是，南宋王朝中的主要当权者却倾向于投降金朝。他们甚至为了表示投降诚意，杀死主张抗金的将士。绍兴十一年（1141），秦桧代表朝廷与金朝议和：宋向金称臣，年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这使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汉族士人更加仇视金人，而且缴纳岁币的经济负担都落到广大农民身上。这就使南宋王朝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中国古代社会在唐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停滞，土地所有制的经营方式有所改变，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宗法制度受到了一些打击，在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新兴的庶族阶层。他们和大官僚阶层经常斗争，而皇权则凌驾在这种矛盾之上，这便导致朝廷更加腐败。但是，统治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对待广大人民的行径则是一致的。除利用政治地位和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外，他们还通过其他经济地位和特权尽量购买土地。当时，田地私相贸易，富者贪于有余，厚价以规利，致使“势官富姓，占田无限””①。当时土地买卖，可以载客户于契书，随契分付。就是旧地主出卖土地，同时佃农也移交给新地主。这样，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就更加强了。社会贫富更加两极化，形成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社会局面。
  赋税和高利贷日重，加之连年灾荒，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就闽北来说，当时光泽李吕有诗曰：“哀哉南亩农，长年服耕稼。倾困了租赋，何逃胥吏骂。东作已无粮，贪赊宁论价？负逋罄产偿，求售忘早夜。逡巡生计尽，失所安足讶！”这是对当时农民惨遭盘剥和痛苦生活的写照。再看天灾。当时的闽北，据方志记载： 绍兴二年二月，大风雪雹，扑屋杀人。雪雹如桃李，平地盈尺，坏屋舍五百家，禾、麻、蔬、果皆损。……淳熙四年，大雨三日，漂屋瓦数千。① 绍兴六年十二月，大雪深数尺，查源洞寇张海起，民避入山者多冷死。……淳熙四年五月庚子，大雨至壬寅，漂民庐数千家。② 当时，农民的劳动条件极为艰苦，甚至终年劳作得不到衣食。“苦力作之苦，瓯（宁县）属为甚，无平原广隰，率半耕山。雨则潦，夏旸则焦，阴翳则蟊贼易生，林莽则鹿豕交售。尝闻穷苦之民，衣麻御寒，冬煨芋，卒岁且终其身，有不识金钱为何物者。”③ 由于农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几乎年年发生，如范汝为农民起义。范汝为（？—1132），宋建州瓯宁（今福建省建瓯市）人，盐贩出身。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建瓯等闽北一带旱涝相继，农业连年不收，而官府却横征暴敛，百姓相继逃入山中，范汝为也在逃难之列。建炎四年（1130），范汝为在源洞密谋集众抗租抗捐。四方灾民群起响应，聚众数万人。范汝为率众进城。数月之内，连下今建瓯、建阳、武夷山、浦城、邵武等县（市区），威镇闽、浙、赣边区。范汝为义军势力之所以发展很快，一是因为领导农民进行夺田斗争，并武装据田耕作，并提出“无粮同饿，得肉均分”的口号，部分地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二是因为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并采纳他们的建议，如欧阳颖士、施逵、吴琮等人，朱子称他们“善文章，多材艺，或已登科，皆望风往从之”。以范汝为为首的农民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朝廷数度派兵镇压。最后，义军在建州城英勇奋战坚守六天，城破兵败，范汝为率军回到源洞，后自焚身亡。
  对范汝为被镇压后的记载，亦可知农民揭竿而起的原因和范汝为起义的影响。例如，有曰： 建州瓯宁县有洞曰〓源，其地与建阳接境，乃建炎初剧寇范汝为窃发之地。民性悍而习为暴，小遇饥馑即群起剽夺。去岁因旱，凶民杜八子乘时啸聚，首破建阳，逐官吏，杀居民。是夏，张大一、李大二复于洞中作过。本路帅臣，乃率官军荡定。进士魏掞之谓民之易动，盖缘难食，乃请于提举常平官袁复一，得米一千六百以贷乡民，至冬而取，遂置仓于邑之长滩铺。自后，再岁散敛如常。民得以济，不复思乱，而草寇遂熄。① 范汝为的农民起义迫使统治者让步和实行改良政策。后来，朱子对此也有所议论。他说：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 “民饥矣！ 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赈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敷文阁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来。刘侯与予率乡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归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
  由上可见，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时时关注农民起义和反抗，企图从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形式的变换，都是和农民的起义和反抗联系在一起的。北宋末和南宋时的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提出对土地和神、佛、祖先的怀疑。祖先是儒家伦理的崇拜对象之一。这样，被汉代董仲舒神化了的天命论儒学和隋唐以来盛行的佛教，对现实社会都不大适用了。生活在南宋腹地的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必然要研究和总结这些问题，寻找出适合于现时社会需要的思想统治武器。三经济和科技进步尽管南宋时的福建是社会矛盾集中的地区，但由于它处于东南沿海，是南宋王朝的后方基地，在政治上相对稳定，因而经济和科学技术得以有很大的进步。
  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耕山填海，扩大耕地面积上。南宋初年，福建耕地面积达十一万多顷以上，比北宋初年增加了很多。同时，还注重兴修水利。如李宏在莆田筑木兰陂灌溉莆南平原，赵汝愚疏治福州西湖灌溉附近土地，等等。当时，就闽北的水利建设来说，浦城有陂坝520座，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有陂坝255座，邵武有陂坝129座。普遍地出现用筒车灌溉高田，并出现了水碓。这就使农业种植品种和收获量大大增加。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人们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棉花，其海路的传入即自宋代福建始，并很快在南方传播开来。当时棉花被称为木棉或吉贝。朱子的父亲朱松有咏吉贝诗，其曰： 炎海霜雪少，畏寒直过忧。驼褐阻关河，吉贝亦可裘。……② 南宋福建棉花的种植和棉织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也说明当时福建手工业技术的先进。福建还是竹纸的重要产地。在著名的朱子学家真德秀的著作中即提到福建产甲纸。造纸业和文化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南宋建安麻沙被称为“图书之府”①。雕版印刷业的匠户数以千计。麻沙和崇化的书坊刻书，内容、种类、印数多，特别是印行大量的“四书”“五经”，被称为“小邹鲁”。朱子广泛阅读使用了麻沙、崇化刻版的书籍，还亲自在崇化书坊建同文书院，以贮图书。当时，闽北的陶瓷业也进入鼎盛时期。位于建阳水吉镇池中、后井两个村山坡上的“建盏”御窑，是宋代八大窑系之一，所产黑釉瓷器，在日月光照耀下能发出如珠似玉的各种奇光异彩，远销国内外。当时闽北的矿冶业，生产的矿产有铁、铜、银、铅等。银场有数十处。浦城因奖（今属忠信乡）矿能生产铜银混合品，还能将两种金属分离提炼出来。建州的蔡池、邵武的黄齐，有用胆水（一种矿泉水，含有硫酸铜）浸铜法提炼出胆铜（赤铜）来。南宋全国对外开放的城市中泉州列为第一，当时泉州港可以拥有巨型海舶，载重两千多斛，几乎和当时著名的全球港口都有所联系和往来，说明当时福建海外贸易的发达。
  宋代，天文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北宋末年同安（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苏颂（字子容，1020—1101）同韩公廉等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水运仪象台。据记载： 颂既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指皇辰躔度。所次占候，测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② 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是成功地把时钟机械和观测用浑仪结合起来，比欧洲出现同性质的浑仪象台早七百多年。苏颂不仅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天文学家，他还是药物学家、政治家。著有《新仪象法要》《图经本草》等。
  苏颂的思想对朱子和闽南一带的朱子学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朱子在创办同安县学过程中，特立苏颂祠于县学，藉以鼓励后学。朱子说： 右某等伏睹故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赠司空赵郡苏公，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自其高曾，世居此县，比因游宦，始寓丹阳。今忠义、荣阳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而后生晚学不复讲闻前贤风节、学问源流，是致士风日就凋弊。某等今欲乞改荣义坊为丞相坊，仍于县学空闲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之风声，庶以激励将来，俾后生之竦饬。谨具状申主簿学士，伏乞备申县衙，照会施行。① 朱子首建的苏丞相祠堂，是同安历代县学、书院教育的中心。之后，历代多有维修，今仍保存完好。
  比朱子晚半个世纪的同乡（建阳）宋慈（字惠父，1186—1249），在法医学上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宋慈幼师事朱子弟子吴稚。吴稚，字和中，稚亦作雉，在太学读书时为朱子的私淑弟子、著名朱子学学者真德秀所器重。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宋慈为官清正，勤政爱民。他任长汀知县时，曾采取改变运盐路线和降低盐价的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任南剑州（治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通判时，适荒年灾歉，他劝富户开仓赈济。理宗端平二年（1235），为朱子私淑弟子魏了翁幕属，后任广东提刑，雪冤禁暴，八月诀辟狱囚二百余人，革粤吏数年不予详复之积弊。改江西提刑知赣州，为防民贩盐滋事，使民保伍，讯其出入。理宗淳祐八年（1248），为广东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后卒于任。淳祐七年（1247），宋慈完成了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五卷，奉旨颁行，成为南宋末年刑狱官吏必读之书。宋慈根据自己多年任提点刑狱官所积累的经验和丰富的医学知识，在该书中详细地叙述了验尸步骤、尸体勘别、四时尸变、死因究竟、真假伤痕，以及凶杀、自刎、绳缢、服毒、火烧、水溺等，涉及医学内、外、妇、儿、伤、骨诸科和生、病、药诸理及诊治、急救、解剖等许多方面的学问。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权威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国家最早的意大利菲德里法医学著作早三百五十多年。元、明、清三代，也把该书作为刑官必读之书。十五世纪中叶以来，该书传到国外，先后被翻译成朝、日、法、英、俄、德、荷等诸国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宋慈的法医学思想，对朱子门人蔡沉、黄榦及其他后学真德秀等，有一定的影响。
  朱子和其主要后学在创建闽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和研究，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据1981年3月18日《福建日报》所载《蓝田书院遗址再现朱熹题刻》报道，当时在古田杉洋发现朱子和门人林择之、林扩之等夜观星象的聚星台和石室，并有朱子墨迹石刻“引月”等。这些遗址，都在当年古田的蓝田书院内。蓝田书院是朱子等闽学创立者们研究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基地，也说明当时古田等闽北地区自然科学的兴盛。四政治和学术中心朱子生活的南宋王朝，其统治范围被压缩到淮河以南，仅保有北宋的半壁江山。因为战乱，北方大批汉族爱国知识分子南迁至闽、浙一带。当时，朱子生活的闽北地区，离南宋临时首都临安较近，汇聚了大批知识分子，此地成为议论朝政、学术研究的中心。就思想家来说，有略早于朱子的游酢、杨时、胡安国、胡宏、胡宪、胡寅、刘勉之、刘子翚、罗从彦、李侗、朱松等，还有和朱子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吕祖谦，他们大都属于庶族地主阶层，不像大官僚地主阶层那样安于既得利益，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置之不顾，而是模仿孔孟的行为，企图说服皇帝和各级官吏，学习圣贤遗教，奉行先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他们十分关心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常聚会议论时事，撰写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积极的建议。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朱子应诏赴京，并上疏皇帝。他的上疏中的一些问题就已预先在家乡和李侗等讨论过，其上疏是根据李侗所说的当时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三纲不立，义利不分”的意见撰写的。① 但是，由于当时朝廷腐败，这些有识之士的改良政见得不到采纳，其本人也多数得不到重用。于是，他们大都从事于思想理论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致力于为统治者改铸新的精神武器和培养新的人才。清人王懋竑说： 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有以身殉国之意，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亡也。② 朱子在崇安之南的武夷山筑武夷精舍（后称紫阳书院），和友徒深究学术和讲学。朱子等人教研的宗旨是：“惟诸君子相与坚守而力持之，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③于是，海内学者尊信益众，武夷山遂成为南宋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中心，在当时和其后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史称自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清人何瀚说： 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响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于平川结思学斋、怀友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
  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游者数百人，称石堂先生。詹月厓、唐白云俱为武夷山长。虞伯仁作《太和宫记》，称隐空、建宫，依文公旧游为得地。明郭青螺《记武夷山房》谓，自文公五百年来，继以王文成、李见罗，为名山大川托重。高贤皆笃论也。明时望重艺林者， 如湛甘泉、邹东廓、唐荆川、罗念庵、黄石斋诸儒，皆后先讲学于武夷。④ 由上可见，朱子学形成和发展于崇安、建阳等闽北武夷山地区，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的。
  以朱子为代表的南宋思想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全面研究和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衍化和发展，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摸索、寻找出了朱子学这种新儒学的新形态。五儒学复兴趋势基于上述，由于数次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沉重打击，汉代董仲舒改制的天命论儒学逐渐不适用于作为统治王朝的精神支柱。魏晋玄学只讲空无的道体，与提倡避世的道家接近，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问题。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了消弭人民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反抗，佛教曾经是统治王朝的主要精神支柱。但是，佛教主张无父无君，对伦理道德又有破坏作用。在中国文化儒、佛、道三大形态中，佛、道虽曾一时占上风，但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却在不断地激化，至韩愈自命为孟子之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的继承者。韩愈虽然没有能力且在当时也不可能真正恢复孔孟儒学的权威，但是他却代表了儒学复兴的必然趋势。
  韩愈不能在唐代真正恢复孔孟儒学的权威，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巩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封建王朝的统治来说，韩愈的思路是对的。因此，北宋王朝建立后，以儒学代替佛、道的趋势继续向前发展。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增修儒祠，塑绘先圣、先贤、先儒像。北宋王朝在崇儒的同时，也崇佛、道，提倡三教合流。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下，其时的思想家必然会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探索。周敦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取佛、道思想，撰写出《通书》《太极图说》等，提出一个以“无极”为主体的宇宙生成体系。张载企图恢复先秦和两汉儒家气论的权威，主张万物的本体是无形的气，由气的聚散形成为千变万化的客观现象，并把气伦理化，提出由人出生后所取得的“气质之性”回返到先天的“天地之性”。程颢提出“天”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君臣父子的“理”，这种“理”存在于人之心中，所以“心”也就是“天”。这样，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便奠定了理学（新儒学）的理论基础。由于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以致国家亦被金人灭亡，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任务并未由周、张、二程等最后完成。 南宋建立后，朱子等知识分子沿着周、张、二程的思路再往前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社会理想和人格境界，恢复和确立国家的主体意识——儒家的道德原则。
  朱子反复研究儒家典籍，断定《周易》为卜筮书，《诗经》讲男女之爱，《尚书》为历史文献记录，等等，这就把“五经”为圣人之言揭穿了，实现了思想解放。朱子主张用“四书”代替“五经”。此时以朱子为代表的朱子学学者，他们一方面整理和校注儒家经典，同时也吸取佛、道合理的成分，恢复和充实儒学；另一方面注重民间讲学，为国家培养新生人才，在社会上树立儒学权威。因此，朱子一生的活动中，不论从政或闲居，都是把教育放在主要地位。这样，以朱子为代表的朱子学学者就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儒学，建立起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新的精神支柱——新儒学思想体系。
  由上可见，以朱子为代表的朱子学学者所生活的南宋时代，是一个需要新儒学的时代，这个任务是由朱子等朱子学学者最后完成的。他们重建道统，恢复孔孟儒学权威，并加以充实和当代化，使之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把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的主导权从佛、道手中夺回来，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返回本位。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社会的需要，才促使朱子等学者创立了这种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精神支柱——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