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黄典权（1924～1992）教授是漳州籍旅台的历史学教授，其生前在明清与台湾史方面的研究著述颇有建树，在台湾及各国史学界享有声誉，是漳州学人在台湾的杰出代表。 黄典权先生祖籍在漳州南靖县湖山镇，清朝雍正年间其先祖迁至龙溪县南薰镇，并在此定居。先生于1924年农历十月廿一日诞（黄淑娟提供）生于南薰镇布观音35号祖宅（即今之芗城蜈蚣山路135号），距离南山禅寺和寺内唐忠顺王陈邕之女金花郡主古墓很近，先生幼年时常嬉玩于这些名胜古迹之间，这对于他一生研究史事人物的兴趣爱好，影响深远。 先生毕生的治学及研究，均受其长辈诸多影响。曾祖父黄取，擅长铸冶铜铁术，制作钟鼎器皿精良驰名于当时，今台南市古刹弥陀寺等处多存有其所制器物，先生自幼玩赏其间，其后治学及踏勘史迹，对金石铭文等特别感兴趣，这和幼年时的熏陶不无关系；父亲黄英爱好文史，任乡里三十四小学校长，其德望受到乡人的崇敬，先生诸兄弟的学业，均在其严格教导下习作文章，并亲自阅览批正；其母陈美惠，擅长语音学，任小学教员，教先生诸兄弟万国音标、罗马拼音法，督促子女学习甚为严格；先生之长兄典诚受其母之影响尤深，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史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尤擅长于方言及古汉语中州音语言学的研究，其语音学研究驰誉当代，乃一代语言大师。典权先生于1943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时，其长兄已任教于厦大中文系，常教导典权习作格律诗和四角号码检字法，督课甚严，为先生日后的治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典权先生于1931年，值八岁时入省立龙溪中学附属小学就读，1937年考入省立龙溪中学，1943年毕业后于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厦大迁校于长汀。先生在厦大求学期间，深受谷霁光、叶国庆、欧阳琛诸教授的启迪影响。谷霁光授其“隋唐五代史”，叶国庆授其“明清史”，先生之毕业论文以《明末福建漳泉之海盗》为题，由欧阳琛教授指导，从此与海疆史事之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典权先生1947年于厦大毕业后，龙溪中学校长谢新周力邀其在该校任教，授高一国文和高三外国史，学生反应极佳。当时战火烽起，先生之三兄典錡遵父命到台南办事而不得返回，先生的父亲因典錡之音讯中断，心急如焚，乃命先生赴台南寻找。先生于1949年8月抵台南和三兄相聚，此后竟终生未返回大陆。次年即应聘于台南女子商业学校任教，后兼教务主任。当时台南市长卓高煊重视保护历史古迹，设立“台湾史料编辑委员会”，后改名“台南市文献委员会”，于1951年4月正式成立，聘黄典权为委员。10月创刊《台南文化》。1953年先生任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编纂组长，主持《台南文化》编务。 文献会址设于台南赤嵌楼文昌阁内，先生每日勤奋读书、写卡、踏勘史迹、拓搨碑铭、寻访古文书、校注勘补旧籍和撰述文章，自己戏称为“赤嵌楼主”并做为笔名。先生的笔名很多，有“衡五”、“南史”、“啼魂”、“啼痕”、“憨园”等等。先生主编《台南文化》其间，该刊中署名“本会”的文章多为其所作。其笔名“惠儿”、“陈惠儿”，是先生寄寓海岛，思家难归，怀想慈母美惠，故题此名以纪念之。先生在 《台南文化》上发表文章达百数十篇，其中论述明末海疆、郑成功氏三王及清辖台湾的史事研究，立论精深，成果丰硕。他主持《台南文化》自二卷一期至九卷三期，历时19年，殚尽心力，苦营擘划，其内容隽永，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先生创刊的《史迹勘考》，主导台湾史的研究，开辟了多条新的研究法途径，熔铸了民族大义和民族精神，先生在著述中，不倡教条、提倡独立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师古而不泥古，不与时浮沉扬仰，风骨凛然。 先生不论寒暑，勤于勘查古迹、冢墓、文物，拓录金石碑铭，汇集点校编印成册。其中最有名的有《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南市碑林图志》。先生的研究重视史籍与实物互证，甄别真伪，考析论证，每多发明。其论述功力精湛，堪称良范。被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聘任为研究委员。 先生对明清人物史迹的研究最为用心，成就也最多，所记录的明清时代人物读书卡片有一万四千余张，所撰述考证的历史人物事件，著作丰富。明末海疆历史人物自郑成功起，到台湾割让日本前后的相关人物，几乎都有论证著述。1979年，典权先生编撰《台南市志》，其中的人物传编目皆出自先生手笔。此外，先生还在历法、政治体制、地理沿革、经济、军事、货币、器物、武备、语言学及语辞解析考史等诸多领域皆有研究和著述。其论著在《台湾风物》、《台湾省文献》、《台北文物》、《孔孟月刊》等诸多刊物登载，共计有三百九十多篇。当时台湾重新出版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府志》和《泉州府志》，先生为其撰写了总序言，说明漳泉两地与台湾的血脉渊源关系和再版府志对研究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黄典权教授因在史学界的成绩斐然而驰名海内外，许多外国的汉学名家纷纷慕名前来访问，如，1971年日本汉学家森克已、酒井忠夫教授率团来访，1984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及其助理鲁桂珍博士应陈立夫先生邀请访台并拜访典权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及牛津大学图书馆长龙彼得教授、道教专家师博尔等数次造访请教于先生。先生生前亦应聘往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受聘为特聘客座教授，每年数次飞机往返。 黄典权先生除学术研究外，还担任几所学校的教员。1965年11月，任台南私立昆山工业专科学校讲师，后晋升为副教授。1975年8月，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聘请先生为历史学系专任副教授，担任“明史”、“中国通史”、“台湾省志”等课程的授课。他常常带领学生外出拓古碑旧碣，行踪遍及台湾南北和澎湖列岛，在先生的指导下师生合力完成了《台南市古迹名胜考证资料专辑》。先生履任以来，勤勉敬业，扬誉史林，常归功于他人而将劳苦留给自己，有古君子之风。他曾在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讲授《河洛话研究》、《南明史研究》二门课程，主张历史文化的研究应重视其总体的发展，强调台湾地位的重要性等。 黄典权先生为人谦虚而自律严谨，治学做事勤奋而一如既往。与人交往，诚挚而极重感情，每言及已故长者，则动容思慕，双眼泪光莹然。对后辈学生则爱护有加，学生每有佳作发表，则称誉赞扬不止。1981年春，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出现“教授缺额”，先生虽年长于同事，研究成果丰硕，仍礼让不争，让其同事先获升教授一职，而先生为此延迟了八年，至1989年方升为正教授。 1989年4月5日，黄典权教授赴香港出席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亚太地区地方历史国际会议”，香港大学中文系邀请黄典诚教授从厦门到香港参加“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会”，兄弟二人在相隔四十年后初次会面，先生欢愉欣慰不已。先生在港参会期间发表了《台湾地区明清两代现存古碑之整理及其研史功能》一文，又访港、澳古迹名胜，拜谒长兄典诚之业师郑德坤教授，与诸好友相聚甚感欣悦，赋诗多首以记盛情。 先生于1982年春曾遭遇车祸，为摩托车所撞，伤势严重经抢救幸渐痊愈，但其内脏已遭损而留下隐患。自香港回台后又患病多日不愈，然而先生更加珍惜光阴，读书著述倍勤于往日，常常通宵不寐，并照常参加各种会议，但形容日渐憔悴。1990年抱病出席国际道学研讨会，由于勤于事务而使病情加剧，至1991年冬终因支持不住，方入省立台南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仍于病榻间评阅学生考卷，又向医院告假，在夫人的扶持下，抱病参加硕士班学位论文口试，使学生们均感师恩如海，当场多有泪下潸潸者。病情稍微好转后，即赴校讲课，怕耽误学生的课程。1992年6月，厦门大学杨国桢等诸教授来台，先生强撑病体与诸学弟见面，并在台湾古地图上题款托诸学弟转赠厦大，其对母校的诚挚之情溢于言表。7月16日夜先生在寓所吐血，被送往医院急诊，经医生抢救无效，于7月18日晨12时逝世，时年仅69岁。黄典权先生的道德和学业并尊，而未享遐龄，世人都为之悲痛流泪而深深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