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编者按：王兆培（18901989），原籍龙溪邹塘，生于漳州大岸顶五橺头。辛亥革命前，曾到台湾创建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解放后历任福州市大众医院院长，民革福州市主委、福建省副主委中央顾问、监委，政协福州市副主席、省常委，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摘录其《百岁自述》第2、3、4、5部份于下：
  秘密加入同盟会
  公元1907年，我刚刚17岁，便由施明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忆当时入会是直线联系，只有施明知道，他是我宣誓时的唯一监誓人。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加入同盟会后，在施明直接领导下，看到当时民众信奉基督教的很多，而且厦门鼓浪屿所有的教会，都被外国人操纵，人民受到种种束缚和毒害。我们就利用民众这种心理，以基督教会的招牌，另行成立“自立会”，争取和团结进步青年，传播反清抗外的思想。除利用教会掩护革命活动外，还经常在宿舍和日光岩的山洞里秘密活动，研究部署反清、反帝以及如何发展会员、壮大队伍计划並利用医院每日由学生轮流主持的宗教活动（朝会）这个讲坛，宣传革命，利用宿舍作为革命党人联络和收藏宣传品的地点。
  公元1908年，汀漳龙、兴泉永两处道台联合查缉革命党人，风声甚紧，当时我们的革命活动频繁，引起清廷设于厦门的兴泉永道台的注意。因教会医院享有治外法权，抓人须先通知洋人，院长郁·约翰医生出于同情心，故透露清廷欲来抓人的消息，经组织研究，我们三人分别离厦。施明到福州，周长盛避入乡村，我被派赴台湾创建同盟会。
  到台湾以学医为名进行革命
  到台北后，我表面上在台湾医学校注册，继续修习医学。暗中却秘密地在师友同学中寻找革命伙伴，建立同盟会组织，宣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想以及传播同盟会的宗旨。同时向台湾同学阐述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媚外腐败的清廷是无法收复的，只有中国民众同心协力，彻底推翻清皇朝，台湾才有可能回归祖国。一些台湾同学听后深受感动，逐渐由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同年5月1日，同班知己、台南籍同学翁俊明毅然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台湾籍会员。不久又有张聿怀、蒋渭水、张培英先后加入。是年9月，中国同盟会设在漳州的机关部委任翁樵（翁俊明的化名）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会务，同时也宣告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
  在我和翁俊明的审慎推动下，同盟会在台湾的组织逐渐发展。两年后会员增至30余人，其中除以后崭露头角的社会活动家蒋渭水等人外，尚有几年前辞世的台湾医学家泰斗杜聪明等人。会员从台北的医学校，扩展到台湾的高等学府、国语学校及农事试验场。当时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叫“复元会”，常在太平町之江山楼，艋舺（台北附近）的二仙楼、屏乐游酒家等处秘密集会，筹集经费，讨论政局，策划光复台湾。会员很快地增加到76人，这些同志中如杜聪明、张聿怀、蒋渭水等人参加同盟会后，都走在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斗争的前列。张聿怀在回国后，还进入陆军小学，成为辛亥革命学生军的中坚分子。
  继英烈遗志光复漳州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宣告了统治中国人民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结束。真是举国欢腾，人人笑逐颜开，奔走相告。
  辛亥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11月初，漳州同盟会陈智君等同志电告我返回漳州。我即偕张聿怀、张培英等赶回漳州。立即与漳州同盟会会员陈智君、朱润卿、陈兆龙（彬侯）、陈寿西、白植滋、陈清福、潘澄峨等人共商光复漳州计划，奔走于福州、厦门之间串联同盟会组织。并与陈寿西等人组织学生军，协助革命军光复漳州。11月9日，省会福州宣告光复，漳州已成破竹之势。道台、县知事等都逃之夭夭，整个漳州地方大有“万木无声待雨来”的形势。11月11日，漳州经过小规模战斗，即告光复，社会秩序井然，商贾开户营业，鲜艳的革命旗帜，高高地悬挂在原清廷漳州道台衙门上空飘扬。小学生举行火炬提灯游行庆祝，在角美招募的革命军，有的手执鸟枪，有的佩刀持棍入城巡逻、示威，虽然他们没有穿军装，却也声势浩大，威风十足，令人肃然起敬。漳州光复前夕，城内已有剪辫子组织，多是青年学生带头剪去长辫子，还摄影留念。同时成立了“天足会”，反对包缠小脚，号召妇女解放双脚。福州也马上派了扶风学校的话剧团到漳州演文明戏，宣传民主革命道理和皮除封建迷信恶习，民众看后都拍手叫好。
  光复后，漳州同盟会同志和农会、商会、教育会等各界人士，共商成立漳州议事会。当时议事会会长是陈智君，警察局局长是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华侨义士黄顺昌。我是同盟会代表，也在议事会内占一席位。陈智君要我当卫生局局长，那时我还年青，且对医学颇有兴趣，一心想“医学救国”，决心在医学上继续深造，故婉言辞谢。
  议事会成立不久，在漳州发生了同盟会会员陈清福、白植滋被暗杀的事件（陈清福原是在马坪街开“福南昌”照相馆的主人，白是陈的同行友人）。大家猜测纷纭，莫衷一是，真相始终不明不白从起事到光复成功，前后半个月，局面十分混乱，真共和军和假革命队伍纠集在一起。有的主张流血，有的主张和平，争权夺利，借机升官发财。漳州知识界则分成东、南两派相互争雄，恐怖气氛笼罩整个漳州城。我对此极为愤懑，遂于当年底离漳来榕找施明讨论时局（施当时在福建省教育司工作，教育司司长是黄展云），认为当时思想复杂，非个人力量可以扭转，故我决心离政从医。
  在东京聆听孙中山先生教诲
  辛亥革命后第二年，卖国贼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控制军队，实行专制独裁。进而黄袍加身做皇帝，整个中国又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我由于不满足已得的知识，故于公元1912年3月，由漳、泉、厦同盟会组织的推荐，经施明帮忙，赴日本深造，以公费生资格保送进入东京慈惠会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不久，施明也到日本，在东京担任福建留日学生的管理员工作。我被选为福建省留日学生同学会会长。真巧，在日本又遇见了台湾好友张聿怀等人，同时还结识了几位台湾青年。此时，孙中山先生也在日本，对留日学生作过一次演讲，当时孙中山先生慷慨激昂的伟大形象，使我们深受感动，他讲到国家当前形势危急时，大家泣不成声，至今记忆犹新。他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协力，彻底铲除国内军阀，恢复共和，普利民生，以达到革命的宗旨，完成国民之夙愿。会后，还接见各省留日同学会会长并合影留念。公元1914年，我们数人又由施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继同盟会之后创立的中华革命党，服膺中山先生的教导，为推翻封建帝制，继续为革命奋斗……。
  公元1915，袁世凯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廿一条”不平等条约，我积极联络留日同学张聿怀、方声沈、王和容、黄璜等人暗中集会，呼吁同学投入倒袁护国的斗争，写文章、发声讨电文寄回国内。可是我们这些爱国正义的活动，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我的寓所门口挂的“王寓”牌子，经常遭到日人破坏，甚至到屋内搜查。我从中悟出在异国他乡进行爱国活动，必须要有掩护。于是，我就搬迁地点，并在门口改用“太原寓”牌子后，才躲过了这些歹徒的破坏与搜查。
  公元1916年4月我学成毕业，取得医学士学位后，感到需要再深造，增加临床实践的经验，将来回国后能发挥更好作用，故于三年中，先后在东京慈惠会医院、东京帝大医院担任医师。
  （据《辛亥革命老人王兆培先生生平》中的《百岁自述》一文摘录，编辑时略作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