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和李林同志同学一年半，同寝室半年，同教室也是一年半，我们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是好朋友加战友。在上海时，我们都是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
  1935年春季开学后，上海爱国女中的校园，出现了两个穿着打扮很特别的同学。就是李林和她的挚友刘銮英。她俩剪短头发——男式偏分头，穿的是男式长袍——不是旗袍，是长袍。当时我很奇怪，在上海这样大的都市里——所谓东方巴黎，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打扮？！真是惊世骇俗，需要多么大勇气。我自己是从四川农村去上海的，语言不通，衣着寒伧，土里土气，所以很有一点自卑心理，不敢跟别人接触。尽管我对她们两人非常敬佩，觉得这两人很有点英雄气概，但是不敢跟他们交谈。一直到1935年4月（也许是5月），我记得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同在图书馆借书，因为借的是进步作品——鲁迅和高尔基的小说。这样，我们才交谈起来了。借了书以后，又到图书馆下面的樱花园作了一次长谈，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这次谈话以后，我们就很接近了，而且很快成为好朋友。
  李林的兴趣非常广泛。喜欢音乐，弹风琴、吹口琴、唱歌，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剂品。有好几张照片都是在吹口琴。还喜欢打篮球，掷铁饼，画油画。只有一样不喜欢，就是数学。每次考试虽然事先准备得好好的，一到临场就慌了，把公式都忘了。总是考不好。作文不错。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读《木兰辞》有感”，李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她的爱国情怀。结果得到105分，传为佳话。
  爱国女中校址在江湾。老校舍毁于“一·二八”日军的炮火。我们去时，已建了新校舍。距虹口的日本兵营很近。日本兵营演习放炮，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有时闹得课都上不成。这给李林的刺激很大。每次听炮声，李林就气得不得了。我们从学校去南京路也要经过虹口日本兵营。李林每次从那里经过时，都恨不得和日本兵拼了。好几次她都咬牙切齿，狠狠地说：“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赶出去！”这一切使她时时痛感国家、民族的屈辱，在心里燃起了复仇的火焰。但是国民党当局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眼看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但又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我们都非常苦闷。那时，又认识了当时的一个地下社员胡文新（现叫方铭。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顾问）。她和我同一个桌位。胡文新从我们的谈吐中，了解到我们要求进步。于是她便有意识地接近我们、帮助我们、教育我们。她介绍我们看苏联小说，如《毁灭》、《士敏土》、《铁流》、《十月》、《夏伯阳》。同时介绍我们看上海的几种进步杂志，《生活周刊》、《世界知识》和《妇女生活》。李林成了生活书店的常客。在胡文新的帮助下，我和李林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认为国家要有出路，非要大家起来参加救亡运动不可。但那个时候上海似乎还看不出有什么公开的进步活动。也许我们不知道。
  1935年6月，我经胡文新介绍，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全名是“社会科学者联盟”。实际上，那时这个组织已经变为一个进步的群众组织了。只要要求革命，中学生也可参加。李林没有参加。并不是她不够条件，而是她对这个名称不理解，还要考虑。但是她表示：愿意参加“社联”领导的一切活动，事实也是如此。
  1935年秋季开学后。爱国女中的“社联”小组提出来，要我和李林参加学生会的竞选。果然我们两人都选进去了。好像分工是教育干事之类的职务。反正我们两人负责办壁报，我们就利用壁报这个阵地来进行宣传，主要是宣传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呼吁大家关心国家大事。胡乔木是“社联”的领导人。他化名为我们的壁报写了一篇文章，日记形式，上海方言，生动活泼，内容又针对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所以很受同学欢迎。都问：“这是谁写的？”我们笑而不答。
  我们又用学生会名义，筹办平民夜校。在学校外面，借了一间平房，作为教室。招收附近工厂（附近纱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子女，晚上来夜校读书识字。除识字之外，着重讲当时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如何欺负我们，工人如何受压迫，另外还教唱救亡歌曲。每天晚上上课。教员除李林和我以外，还有两位同学，他们都是上海人，也是“社联”成员。平民夜校大概二、三十个学生，其中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居多，她们大多是纱厂童工。样子非常可怜，头发稀稀拉拉，又黄又少。皮包骨头，营养不良，工作很累。平民夜校对李林的启发教育很深，因为她亲自看到上海的工人和他们的子女，生活如何困苦。他们大多在日本纱厂做工，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使李林又增加了一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我和李林都参加了《妇女生活》杂志社搞的一个“妇女联谊会”，它宣传进步思想，使我们和外界有一点联系。另外，胡文新出面组织的“时事问题研究会”和“妇女问题研究会”，我们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原来我和李林都很爱看巴金小说，后来也不大看了，取代的是社会科学书籍。胡文新介绍我们看十二本一套的《青年自学丛书》。另外还介绍我们看倍倍的《妇人与社会》。这些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大体上知道了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出路何在，妇女解放的道路……，所以在“一二·九”运动之前，我们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些准备。
  北平“一二·九”运动发生以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就知道了。我和李林把刊有“一二·九”运动消息的报纸贴在壁报栏上，加上按语介绍，大家情绪很激动，“暴风雨终于来了”。李林更是慷慨激昂地到各班讲解“一二·九”运动的经过。胡文新召开“社联”小组会，研究如何响应。以后又找学校的积极分子，在校外郑彦珍家开会，决定由李林和我加上另一个学生会于事（也是进步同学），三人联名向学生会主席提出来，要求召开干事会，讨论怎样声援北平同学。在干事会上，李林起了很大作用。学生会主席是一位上海小姐，爱出风头，政治上也不太反动。虽然我们都发言，但李林的发言特别强硬尖锐，逼着学生会主席一定要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声援北平同学的爱国行动。学生会干事大概七、八人，进步分子占了三个。我们三个人又劝又激，软硬兼施。学生会主席迫于形势，答应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胡文新事先就布置李林和其他一些进步份子在大会发言。李林在大会上，悲愤地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经过。最后大声说道：“北平同学的‘一二·九’爱国行动，受到北平当局的镇压，我们是爱国女中学生，难道能袖手旁观吗？爱国女中的学生，就应当爱国。我们责无旁贷，应该起来声援北平同学，表示我们爱国热忱。……”李林的发言产生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李林提出，成立爱国女中学生救国会，并与上海各中学救国会取得联系。大多数同学情绪很高，一致同意成立学生救国会。结果李林、胡文新和我们几个都选进了救国会。救国会成立以后，马上以爱国女中救国会的名义，参加了上海中学联（上海中学生救国联合会）。我们学校算是中学中最早成立救国会的学校之一，也是最先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学校之一。
  12月19日，上海大学生到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当日晚中学联通知我们：20日上午，中学生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我们立即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李林和我守在校门口，等待游行队伍到来。大约是20日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夫还未亮，中学生游行请愿队伍就到了爱国女中门口，高呼：“欢迎爱国女中同学参加请愿。”李林和我飞跑进去，把同学喊起来，打着校旗，由学生会主席领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参加的人很多，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参加了。冒着寒风小雨，步行十几里路，到江湾市政府门前广场。我们要求吴铁城接见。可是吴早就躲起来了。我们在那里又唱歌，又呼口号，坚持了很久，教育局长潘公展才出来见我们。潘公展很狡滑，表面上似乎答应我们的要求，实际上不着边际，引起许多同学不满。于是好些学校队伍提出到南京路游行，向市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扩大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得到了大多数学校的同意。我们尚未行动，突然开来了许多公共汽车，运来了许多面包。许多学校的训育主任都来了，包括我们学校的宋主任。他们来到各校学生中间，一面散发面包，一面劝说学生不要去南京路游行。还威胁学生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这时，李林气得脸都青了，她表现得很勇敢，当面斥责宋主任说：“我们不坐你们的车子，我们走得来，走得回去。我们对市教育局长的答复不满意。我们要到南京路去游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且说：“你们运来的面包，我不吃，我们都不吃。”当时天气很冷，大家的确又饿又累，有些初中小同学支持不住了，准备上汽车回去。这时李林生气了，站在汽车前面堵着不准上。先是劝那些小同学，后来还同他们争了起来，上去的人不多，主要是小同学。阻拦小同学上车这件事情，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幼稚。但当时，李林的表现的确是很勇敢，，完全出于爱国心。大多数同志都一起到南京路游行，影响很大。这是李林和我第一次参加的群众斗争，心情激动无比，嗓子都吼哑了。李林说：“这次游行真正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
  12月23日，复旦大学学生到南京请愿。经过我们的学校时，高呼：“欢迎爱国女中同学参加我们的请愿队伍。”如果说讲策略的话，这个行动博得了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有许多中间同学害怕游行，愿意到南京请愿。当然目的各有不同，有的小姐想去南京玩一次，大多数人认为和平请愿合理、合法。所以复旦大学发起的请愿，参加的人很多。但是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过左。胡文新向我们布置说：“我们不参加请愿，南京政府不可靠，请愿没有用，我们要到南京路游行。”李林和我尤其反对去南京请愿。复旦大学的请愿学生在外面等我们的答复，救国会立即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是否参加游行。事先胡文新就布置李林等几个同学要抢先发言，反对请愿。大会开始，我们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的发言，反对请愿，不去南京。要到南京路去游行。李林的发言尤其激愤。结果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实际上垄断了会场，其他中间分子不敢发言了。勉强通过“不去南京请愿，到南京路游行。”结果大多数中间分子不满意，不愿跟我们去南京路游行。参加游行的人大大减少。这样我们脱离了大多数中间同学。游行以后，学生会出了一张布告说：“以后胡文新、李林等人的行动，学生会不负责任。”这样使我们的处境更为困难。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失误，我们未从大多数同学的觉悟出发，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复旦大学请愿的结果如何呢？国民党当局不准他们去南京请愿。几千人阻于上海北火车站，后来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障碍，没有司机自己开火车（交大学生），自己抢修被国民党破坏的铁路。没有水，喝雪水。终于到了苏州。可是国民党当局开来一列车的宪兵，硬把他们押回上海。这样许多人对国民党当局彻底失望了，觉悟反而大大提高了。
  还有一次游行，时间就是12月24日。这次游行，斗争很激烈。游行队伍是在南京路飞行集合。李林、刘銮英和我们几人，早早就到南京路转悠。只见到处都是人。大家心照不宣，知道都是来参加游行的。当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三声炮响后，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先施公司集拢。互不相识的人，手挽手，肩并肩，八人一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开始游行。那个场面是十分感人的。
  队伍走到外白渡桥，通不过了。印度巡捕排列桥头，手持“哭丧棒”，不准上桥。这时传来指挥部的命令说：“英国人吹嘘如何尊重妇女，现在我们试试看，让女同学排在最前头，也许不会打。”李林和我们几个都排在最前面，往桥上冲。印度巡捕也不客气，不管是男是女，“哭丧棒”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女同志虽然表现十分勇敢，也经不起打。冲上去打下来，又冲上去，又被打下来。李林气愤已极，她站起来对印度巡捕喊话说：“你们也是亡国奴，跟我们是一样的命运。我们是兄弟，应当携手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她的喊话，当然不会感动所有的印度巡捕，但个别巡捕确实受了点感动，把“哭丧棒”放下来了。我们在外白渡桥坚持了一阵，指挥部决定不过桥了。以免造成大的牺牲。在冲的过程中，李林的头被打了几棒，鞋子也被踩掉了一只。
  12月25日（也许是26日），上海市宣布提前放寒假，以分散学生的力量。
  寒假中李林回家一次。现在想起来时间是1936年1月。她说是接到家里的电报，要她回去。是我送她上船的。回来的时间大概是2月。
  1936年的三八节纪念会，也是一次斗争激烈的会。会议主席团成员，左、中、右都有。左的如史良，右的如立委刘王立明。会议由刘王立明主持。李林和我对这样的安排本来就不满意。心里咕噜：“为什么要刘王立明当主席？”刘王立明讲话之后，第二个讲话人，安排的是美国节育专家山额夫人。这是国民党人士有意冲淡会议的政治色彩而安排的。果然，山额夫人一开口就说：“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太多的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靠节制生育。”今天来看，人口多也是事实，节育也应该。但是，当时的迫切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迫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是亡国灭种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李林和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胡文新走来悄悄地布置我们起来反对。于是我们在下面就闹起来了，又叫又嘘。李林吼得最凶，在下面喊：“请她下来，请她下来，我们不听，不听！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口问题，是亡国问题……”弄得那个山额夫人下不了台，最后只好没有讲完就下来了。说起来有点不礼貌，但青年学生不管那一套。山额夫人被轰下来之后，主席刘王立明狼狈极了。大家就要求史良主持会议。史良就是后来的“七君子”之一，上海著名女律师。当时她也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史良主持会议就请何香凝老人讲话，香凝讲话很激动，她边讲边举起手杖“笃、笃、笃”地敲击地板，以表示心头的愤怒，她大骂蒋介石是不肖之徒，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最后她愤慨的大声疾呼：“他们不抵抗，把东北送给日本，让他们把军衣脱下来，给我们妇女穿上，我们妇女要去打日本，”群众报以热烈鼓掌。接着，我们大家要求史良带领我们游行。外面早就聚集了男男女女几千人。这样，史良走在前面，开始了游行。这次游行也受到法国安南巡捕的阻挡，还打了人。史良也挨了几棒。
  1936年上半年，经常游行。李林和我每次都参加，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李林和我对游行上了“瘾”，心头憋得慌，只有游行时，大声唱歌、喊口号才感到痛快一些，才感到自己是和千千万万群众站在一起的。现在想来也有点幼稚可笑。
  1936年春季开学，我们在校外租了农民的房子住，这样便于开会和外出参加活动。李林和林希智、高惠芳三人住在校门口一间平屋里，我和黄丽倜同住，要远一点。
  1936年春，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把“武卫会”、“社联”等外围组织合并起来，重新组建了一个青年组织叫“抗日救国青年团”。领导人是胡乔木。实际上就是地下共青团，也像北平的民先。这样，我就由“社联”转到“抗日救国青年团”。李林是从家里回到上海后，大概是二月吧，参加了这个组织。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参加‘抗日救国青年团。’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今后我是这个伟大集体中的一员，我感到更有力量了。……”李林参加后不久，就被派到虹口公园与上级领导人接头。回来兴奋不已。那时我的住房对面楼下住了一个人，但终日窗户紧闭，从来都不见那个人。虹口接头后的第二天，李林正在我房里讲虹口接头的趣事。她无意中从窗口向下探视。那个人的窗子打开了，正伏案写什么。他偶然抬起头来，李林看清了他的面孔。大叫一声“啊呀！就是他，”弄得我莫名其妙。一问，才知对面楼下住的人就是和她在虹口接头的人。这无意中的发现，我们两个人感到十分神秘、有趣。又兴奋，又高兴，大笑不已，不断的说“太妙了。”谁知第二天那个人就搬走了，我们感到很歉然，始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是谁？我们一直在猜想。1940年，我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和蒋南翔同志谈及此事。南翔同志说“就是我。”“那你为什么搬走？”“下级发现了上级的住处，是不合秘密工作的原则，何况你们当时那么幼稚、天真……。”当年的谜才解开了。
  1936年暑假，上海学联组织：“上海大中学生暑期抗日宣传团”准备沿沪杭线进行宣传。里面分几个组，有戏剧、歌咏、宣传……李林和我参加了宣传组。第一站是松江，中午到达，天气很热，大家顾不得休息，就开始分头活动。我们先搞街头宣传，李林向茶馆借了一张桌子，四面围了一些小孩，她站在上面教唱救亡歌曲，不一会儿，群众来的多了，李林开始讲演。她是极善于鼓动的，群众越来越多。戏剧组借了一个电影院演宣传抗日的话报剧。群众来了，妆也化好了，正准备演出，国民党松江县县长派人来通知说：“不准演出，上海警备区司令已来命令。”当时大家气得不得了。据理力争说：“我们演的抗日的剧有何不可？一定要演。”正要演出时，剧场电灯突然熄了，黑漆漆的大家乱作一团，戏自然是演不成了。不一会儿，松江县县长亲自来了。很严厉地说：“我已接到上海警备区命令，要我马上送你们回去。不准在松江停留。”大家一齐吼道：“为什么不准演？为什么不准演？为什么不准在松江停留？”于是这位县长口气缓和地说：“这样好不好，等一会儿灯亮了，你们派一位代表在台上讲讲剧本内容就算演了。”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我们说：“我们是演戏，不是讲演。”经过与县长交涉，这时电灯又亮了，但仍然不准演。突然来了许多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把宣传团的人包围起来，强迫离开。当时我们的周围围了几百群众。大家就是不走，于是警察便来拖。正在那里拉扯，群众实在忍不住了，突然有一个人高声抗议道：“为什么不许上海同学演抗日剧……。”这一下，特务火了。凶神恶煞地吼道“谁敢反抗，站出来，老子宰了他。”崩的一声，朝天开了一枪。这样，群众当然不敢再讲话了。李林气得咬牙切齿，她就是不走。还跳上台阶，向群众讲演：“老乡们！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东北已经沦陷，华北又在告急，可是政府还是不抵抗，还不准我们演抗日剧，进行抗日宣传，真是爱国有罪，卖国有赏。这还成什么世界？……”李林讲得声泪俱下。许多群众也在拭眼泪，警察看到这个形势不好，两三个人跳上台去，拖起李林就走。李林是运动员，力气很大，她挣扎着，边走边回头向群众继续讲话。这样一路走，一路讲，一直讲到被押上火车，群众一直是跟在她后面。在火车上，大家非常悲愤，有的沉默，有的大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李林和我也用唱歌来解恨、出气。我们携带的宣传品还很多，歌单、传单……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于是大家动手，从车窗往下丢，从松江到上海丢了一路。多少也能起点宣传作用吧。这是李林和我在上海参加的最后一次救亡活动，这次活动以后，学校传出话来说：要开除李林和我，不过还没有挂牌。怎么办？爱国女中是呆不下去了，转学恐怕也不行，于是我们决定到北平去。当然多少有些浪漫成份，正如当初我们到上海找寻光明，追求真理一样，想到北平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那里的进步力量强大，那里距抗日前线近等……。还有实际的考虑是：北平的生活程度比上海低得多，这对于经济困难的我们来说，是理想的求学之地。但是北平也是陌生的，只认识一个人——我哥哥的一个朋友，秦仲方。
  1936年6月或7月初，我们坐船从上海到天津转北平。到达北平之后，我们住在沙滩大学夹道的一小公寓里。人生地不熟，加上水土不服，她生病，我也生病，我们更是相依为命了。
  大概是8月左右，秦仲方介绍我和李林参加“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填了表的。因为秦仲方知道我们在上海参加了学生运动，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由于经济困难，李林决定进大学，可以早点找职业。9月我进了两吉中学，李林进了私立民国大学。开学不久，仅有的一个熟人秦仲方也到西安张学良的学生队去了。不过，很快我们便有了更多的朋友和伙伴。
  1936年秋，当时是彭真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纠正过去的一些过左的做法，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不多了。初去时，我和李林都不习惯，对北平有些失望，认为不如上海。实际上，是我们过左的思想在作怪。
  我和李林虽然各在一个学校，但是差不多一个星期来往一次，你来我往。我只记得她住在校外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光线也不好，吃得很简单。我去时，她请我吃了一小碟“肉末雪里红”，她说：“这就是你们四川的打牙祭。”
  1936年12月12日，北平举行了一次最大的游行示威。口号是要求释放上海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城内外的大学共分四个大队，我是属北京大学大队。当我们的队伍在太平仓会合时，我看见了李林。她高举着红旗走在前面。我非常高兴，向她频频招手。这天的游行也受到警察的阻拦，不过总指挥部也学会如何应付，采用“化整为零”的战术。警察来了四下分散，警察走了，又集合拢来。这样和警察捉迷藏搞了一天，还比较成功。
  12月13日，我们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李林特别跑到我的学校来，共同庆祝这大喜事。我们兴高采烈，一起到小馆子里去喝点酒，表示庆祝。李林说：“早就盼望这一天，终于来了。蒋介石该杀，一定要杀，才能解人民心头之恨。……”我自然也是这样看法。谁知大大出于意外，后来把蒋介石放了。李林又到学校来找我，我们都十分生气。“为什么要把杀人魔王蒋介石放了，”万分不理解。这是大部分左派学生的心态。
  大概是1936年底。李林来告诉我，她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鼓励我也争取入党。当时中学党的工作薄弱些，两吉女中又是落后单位，李林入党的消息，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终于我在1937年5月入党了，并写信告诉了她。
  1937年春，大概是2月，李林决定到太原去参加牺盟会办的军政训练班受训。一方面是由于她经济上有困难，无法再念书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她到抗日前线去建功立业。走时，仍然是我送她上火车，这次与上次送她回家不同，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难过得哭起来。她安慰我说：“不要难过，将来你也到太原来，我们一起干革命。”她到太原后，还经常写信来，报告她在训练班的生活情况。“七·七事变”后，音讯断绝，从此不知她的消息。
  1938年本来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可惜错过了。
  1938年2月，我从延安到山西工作，5月又调到晋西隰县牺盟会搞宣传工作。大概是8、9月间，李林到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出差，那里距我的住地只有20多里路。但因彼此都改了姓名，竟然近在咫尺，却互不知道。她回去以后，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在隰县，于是，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长信，报告她已和屈健结婚了。我得到信后也立即回了一封长信，对那次未能见面，表示万分遗憾，详述了自从和她分别后的经历。这是我与李林最后一次通信，可惜那封信在战乱中丢失了。
  李林一生的最大愿望，用她的话来说：“和日本鬼子拼了！”她的确实践了她的志愿，驰骋雁北战场和日本鬼子拼杀。最后，她把24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亲爱的祖国。李林烈士不朽！
  （本文根据贾唯英同志的录音整理，她是李林在上海、北京的同学，后任《重庆日报》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