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归侨女英烈李林的少年时代
  陈亚芳
  李林烈士，小名李翠英，学名李秀若。福建省龙溪县（今龙海县）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十一月。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时期，闽南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遭剥削，工农群众终日劳累不得温饱，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
  出生于这个黑暗年代的李林，在她刚刚出生40天，就被贫穷的父母弃置于龙溪县城漳州的塔口庵前，当她挣扎着悲啼时，刚好来了一位救星——养母陈茶，把她抱回塔口庵附近的家中抚养起来。陈茶在家中从事手工印制纸箔，其夫李瑞奇（又名李华林）则远在爪哇经商。夫妻结婚已五年，未有生育。因此，陈茶才收养了李林这个弃婴，开始时取名李翠英。
  李林的养父早年好赌，因受其母亲责骂，为表示悔改，竟持菜刀欲砍断自己的手指。虽未砍断，但却留下了刀痕伤疤。他后来到石码镇米街仔隆庆当店任店员。1910年与陈茶结婚。后来，他远渡重洋，到荷兰的殖民地爪哇岛经商。经过艰苦创业，在爪哇泗水开设了经营土产杂货的瑞南公司，还担任爪哇华侨团体“外南梦”委员会的主席。他热心于公益事业，关心华侨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就带头在华侨中集资兴办爪哇中华学校，并任该校董事长。
  李林这个弃儿命途多舛，历经坎坷。由于旧社会卫生环境条件差，疫病流行。她被养母收养后不久，不幸身患天花，虽经治疗救回了幼小的生命，但还是在身上、脸上留下了麻斑痕迹。1918年，养母陈茶风闻李瑞奇在南洋又另娶妻室，心中一急，就携带三岁的李林南渡。到达爪哇泗水时，证实了李瑞奇再娶的妻子名叫高容。于是，她们母女就在泗水定居下来。后来，陈茶依靠表兄陈中奎的帮助，也在泗水开设经营中药、食杂和中文书店瑞林公司。
  在李林进入学龄之时，养父李瑞奇就把她送入自己创办的中华学校读书，取学名为李秀若。在校期间，由于目睹荷兰殖民统治者压迫华侨及当地人民的种种罪行，又由于爱国华侨老师的谆谆教导，使她在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生了反抗殖民统治强烈情绪和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并把老师教导的一句话：“为振兴祖国尽力”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李林的庶母高容同样没有生育，在印尼收养了一个儿子，名叫李和成，一个女儿名叫李秀娇。随后养母陈茶也在爪哇玛琅市收养了一个儿子，名叫李永成。由于养母和庶母始终不和睦。养母陈茶乃变卖瑞林公司的存货，于1929年6月端午节前后，携带14岁的李林和2岁的李永成回国，定居于石码。同李林的堂兄李太乙、堂嫂吴燕生活在一起。开始租住石码龙门街，约半年后迁居石码十六橺。再过半年后，养母陈茶用从南洋带回来的钱在石码“桥内”（原甘棠前街，现解放南路20号）购置一座楼房居住。
  李林回国后，即同养母陈茶到漳州一带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可是，一直杳无踪迹。翌年，李林就到大埕一所私塾念书。1931年秋，李林考取了集美学校幼师六组，1932年9月转入集美女中十组。跟她一道到集美学校读书的石码女同学有三人：一位名叫林毓贞（又名玉叶，抗战期间病故）；一位名叫林专心（现住漳州炮仔街5号）；还有一位名叫魏秀华（现住漳州澎湖路6号103室）。在集美学校念书期间，李林还同两位归侨女生结拜为姐妹：一位是菲律宾吕宋侨生刘銮英，一位是缅甸侨生紫薇。每逢节假日李林回到石码家中探亲访友。此时，集美同学林专心、刘銮英就经常到她家玩，大家相处犹如亲姐妹。
  学生时代的李林，念书十分认真，经常手不释卷。她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爱好文学、体育、图画、音乐。精通英语、日语。英语是她在爪哇中华学校学习到的，日语则是靠她自学苦练而成的。
  那时她购买了整箱的书籍，其中还有不少是外文书籍。总之，她是一位品学兼备、多才多艺的女学生。
  李林年轻时就有坚强的性格，强壮的身体，更有炽热的爱国情操。平时她喜着男装，剪短发，扮成男孩子的模样。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目睹日寇步步进逼我国，从而产生了投笔从戎，为国御侮的念头。她时常跟着养母吵着说要去当兵，养母对她说：“姑娘家能当什么兵？你能拿枪打仗吗？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你还是早点结婚，找个归宿，老老实实过日子。”李林反驳说：“姑娘也是人，为什么男人能够拿枪打仗，女人就不能？我们为什么要轻视自己？”李林还经常向养母列举我国古代的花木兰、梁红玉等女英雄在驰骋战场、报效国家的事实，以说明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同样能干的道理。她还私下对堂嫂吴燕说：“如果结了婚，就有了拖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李林外出读书，经常写信鼓励弟弟李永成要多读书，还买了两把口琴给他，以培养他对音乐的兴趣。1933年12月，李林从集美女中毕业。1934年春，又北上杭州女中读书，随后再到上海爱国女中求学。1935年春，养母陈茶病危，李林从上海赶回石码家中照顾养母。同年农历三月十三日，养母不幸病逝，李林为她操办丧事。当时，弟弟李永成年幼不懂得哭，李林打了他两巴掌，说：“你当孝男怎么可以不哭！”办完养母的丧事后，李林带走了家中的金饰细软，又返回上海念书。她所带走的钱除自己读书生活费用之外，还用来接济贫苦同学，捐助抗日活动经费。后来还因失窃而产生经济危机。1936年夏，李林与同学贾唯英离开上海到抗日前线北平去。临行前，她感到自己名字与当时个性不相符，根据好友高惠芳的建议，把李秀若改成列宁的中文谐音——李林，立志要当一名列宁式的好战士（直到后来光荣牺性留下了抗日英雄李林烈士的芳名）。同年8月，李林考进了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并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由一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6年的农历十一月间，李林的养父李瑞奇带同庶母高容和弟弟李和成、妹妹李秀娇从印尼回国定居石码。李林曾于同年年底寒假期间回石码看望父亲。随后李林就于1937年春奔赴山西抗日最前线，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统一战线活动，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1940年4月26日，壮烈牺牲于晋北平鲁的抗日战场上，年仅24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李林烈士为祖国的独立，为人民的解放，为党的事业而牺牲至今已经有五十个年头。她归自海外，来自南国，驰骋于晋绥边区，长眠于长城脚下，她的英雄事迹与长城共存，她的英名将永垂青史！
  （本文根据访问李林的弟弟李永成、堂嫂吴燕回忆材料整理）
  李秀若在集美
  下面收集两篇李秀若在集美同班同学的回忆录：
  李林，她在集美读书时名叫李秀若。1931年春天，她同林毓贞（已故）两人考进集美幼师六组。那时，我同魏秀华、郑荣春也同时考进该组。
  她待人和气，说话温和，不会随便对人发脾气，喜欢帮助人，大家都喜爱同她相聚在一起。
  记得那一学期结束回家乡过暑假，因我家距离她家只相隔几十间房屋，所以常到她家去玩。她的房间里有图画架、放大尺、炭笔、彩色、放大像……。我也想学画，她说没有放大尺，采用打方格也行。我就按照她讲的打方格方法，放大图像，果然画起来轮廊一模一样，真使人感到有趣。
  第二学期，她转学到集美女中读书，我就再也没见到她了。
  前年，看到电视荧屏上关于李林同志，为祖国的独立而勇敢抗敌作战。为了掩护群众安全撤退，不幸战马中弹，她从马上摔下来，胸部受伤，腿部中弹，依旧奋不顾身地战斗到最后而英勇献身。
  啊！原来她就是我在集美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李秀若。她已经为国捐躯、壮烈殉国五十周年了。她那崇高伟大的一生，令人没齿难忘，在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上永垂不朽！
  林专心
  李林（李秀若）是我的同班同学，又是同乡，所以我们很亲近。我们是集美幼稚师范第六组的学生，她是插班生。听说她读小学时，曾跳过几年班级。她学习很认真，遇到问题时很虚心请教同学。每天晚上自习休息后，息灯睡觉了，她还在被窝里照着手电偷偷地看书。星期天同学们都休息去了，但她仍是手不释卷地学习，因而她的文学很好。
  她为人和气，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很有礼貌。她的体格健壮，个性刚强，喜爱打扮男装。她好文学，又好体育运动。记得她刚参加打篮球，别人把球传给她，她并不转传别人，也不运球，只是拿着球乱跑；有时她在篮下，是投篮的好机会，人家把球传给她，还喊她快投篮，她接到球不投篮，只管拿着球在手中转，大家都笑她，她却不笑，也不生气，只学打下去。但到后来，听说她是一个很出色的篮球队队长。
  她的个子不高，人又胖，在赛跑时她老是跑在后面，我跟她开玩笑说：秀若，我拉你一把。她喘着气说，你自己快跑！
  上美术课时，她可高兴了。美术课要去美术馆上，在路上高兴地说说笑笑。她学画也很认真，无论是山水、人物，都画得很好。
  五十多年很快地过去了，回想起来，好像就在眼前，可痛而今已阴阳两隔，好不叫人悲叹！她活的伟大，死的光荣，我们也感到自豪。她的英雄事迹，可以教育下一代，学习她爱国的好榜样。
  魏秀华
  回忆李林学友
  贾唯英
  我和李林同志同学一年半，同寝室半年，同教室也是一年半，我们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是好朋友加战友。在上海时，我们都是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
  1935年春季开学后，上海爱国女中的校园，出现了两个穿着打扮很特别的同学。就是李林和她的挚友刘銮英。她俩剪短头发——男式偏分头，穿的是男式长袍——不是旗袍，是长袍。当时我很奇怪，在上海这样大的都市里——所谓东方巴黎，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打扮？！真是惊世骇俗，需要多么大勇气。我自己是从四川农村去上海的，语言不通，衣着寒伧，土里土气，所以很有一点自卑心理，不敢跟别人接触。尽管我对她们两人非常敬佩，觉得这两人很有点英雄气概，但是不敢跟他们交谈。一直到1935年4月（也许是5月），我记得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同在图书馆借书，因为借的是进步作品——鲁迅和高尔基的小说。这样，我们才交谈起来了。借了书以后，又到图书馆下面的樱花园作了一次长谈，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这次谈话以后，我们就很接近了，而且很快成为好朋友。
  李林的兴趣非常广泛。喜欢音乐，弹风琴、吹口琴、唱歌，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剂品。有好几张照片都是在吹口琴。还喜欢打篮球，掷铁饼，画油画。只有一样不喜欢，就是数学。每次考试虽然事先准备得好好的，一到临场就慌了，把公式都忘了。总是考不好。作文不错。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读《木兰辞》有感”，李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她的爱国情怀。结果得到105分，传为佳话。
  爱国女中校址在江湾。老校舍毁于“一·二八”日军的炮火。我们去时，已建了新校舍。距虹口的日本兵营很近。日本兵营演习放炮，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有时闹得课都上不成。这给李林的刺激很大。每次听炮声，李林就气得不得了。我们从学校去南京路也要经过虹口日本兵营。李林每次从那里经过时，都恨不得和日本兵拼了。好几次她都咬牙切齿，狠狠地说：“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赶出去！”这一切使她时时痛感国家、民族的屈辱，在心里燃起了复仇的火焰。但是国民党当局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眼看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但又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我们都非常苦闷。那时，又认识了当时的一个地下社员胡文新（现叫方铭。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顾问）。她和我同一个桌位。胡文新从我们的谈吐中，了解到我们要求进步。于是她便有意识地接近我们、帮助我们、教育我们。她介绍我们看苏联小说，如《毁灭》、《士敏土》、《铁流》、《十月》、《夏伯阳》。同时介绍我们看上海的几种进步杂志，《生活周刊》、《世界知识》和《妇女生活》。李林成了生活书店的常客。在胡文新的帮助下，我和李林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认为国家要有出路，非要大家起来参加救亡运动不可。但那个时候上海似乎还看不出有什么公开的进步活动。也许我们不知道。
  1935年6月，我经胡文新介绍，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全名是“社会科学者联盟”。实际上，那时这个组织已经变为一个进步的群众组织了。只要要求革命，中学生也可参加。李林没有参加。并不是她不够条件，而是她对这个名称不理解，还要考虑。但是她表示：愿意参加“社联”领导的一切活动，事实也是如此。
  1935年秋季开学后。爱国女中的“社联”小组提出来，要我和李林参加学生会的竞选。果然我们两人都选进去了。好像分工是教育干事之类的职务。反正我们两人负责办壁报，我们就利用壁报这个阵地来进行宣传，主要是宣传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呼吁大家关心国家大事。胡乔木是“社联”的领导人。他化名为我们的壁报写了一篇文章，日记形式，上海方言，生动活泼，内容又针对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所以很受同学欢迎。都问：“这是谁写的？”我们笑而不答。
  我们又用学生会名义，筹办平民夜校。在学校外面，借了一间平房，作为教室。招收附近工厂（附近纱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子女，晚上来夜校读书识字。除识字之外，着重讲当时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如何欺负我们，工人如何受压迫，另外还教唱救亡歌曲。每天晚上上课。教员除李林和我以外，还有两位同学，他们都是上海人，也是“社联”成员。平民夜校大概二、三十个学生，其中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居多，她们大多是纱厂童工。样子非常可怜，头发稀稀拉拉，又黄又少。皮包骨头，营养不良，工作很累。平民夜校对李林的启发教育很深，因为她亲自看到上海的工人和他们的子女，生活如何困苦。他们大多在日本纱厂做工，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使李林又增加了一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我和李林都参加了《妇女生活》杂志社搞的一个“妇女联谊会”，它宣传进步思想，使我们和外界有一点联系。另外，胡文新出面组织的“时事问题研究会”和“妇女问题研究会”，我们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原来我和李林都很爱看巴金小说，后来也不大看了，取代的是社会科学书籍。胡文新介绍我们看十二本一套的《青年自学丛书》。另外还介绍我们看倍倍的《妇人与社会》。这些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大体上知道了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出路何在，妇女解放的道路……，所以在“一二·九”运动之前，我们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些准备。
  北平“一二·九”运动发生以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就知道了。我和李林把刊有“一二·九”运动消息的报纸贴在壁报栏上，加上按语介绍，大家情绪很激动，“暴风雨终于来了”。李林更是慷慨激昂地到各班讲解“一二·九”运动的经过。胡文新召开“社联”小组会，研究如何响应。以后又找学校的积极分子，在校外郑彦珍家开会，决定由李林和我加上另一个学生会于事（也是进步同学），三人联名向学生会主席提出来，要求召开干事会，讨论怎样声援北平同学。在干事会上，李林起了很大作用。学生会主席是一位上海小姐，爱出风头，政治上也不太反动。虽然我们都发言，但李林的发言特别强硬尖锐，逼着学生会主席一定要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声援北平同学的爱国行动。学生会干事大概七、八人，进步分子占了三个。我们三个人又劝又激，软硬兼施。学生会主席迫于形势，答应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胡文新事先就布置李林和其他一些进步份子在大会发言。李林在大会上，悲愤地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经过。最后大声说道：“北平同学的‘一二·九’爱国行动，受到北平当局的镇压，我们是爱国女中学生，难道能袖手旁观吗？爱国女中的学生，就应当爱国。我们责无旁贷，应该起来声援北平同学，表示我们爱国热忱。……”李林的发言产生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李林提出，成立爱国女中学生救国会，并与上海各中学救国会取得联系。大多数同学情绪很高，一致同意成立学生救国会。结果李林、胡文新和我们几个都选进了救国会。救国会成立以后，马上以爱国女中救国会的名义，参加了上海中学联（上海中学生救国联合会）。我们学校算是中学中最早成立救国会的学校之一，也是最先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学校之一。
  12月19日，上海大学生到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当日晚中学联通知我们：20日上午，中学生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我们立即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李林和我守在校门口，等待游行队伍到来。大约是20日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夫还未亮，中学生游行请愿队伍就到了爱国女中门口，高呼：“欢迎爱国女中同学参加请愿。”李林和我飞跑进去，把同学喊起来，打着校旗，由学生会主席领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参加的人很多，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参加了。冒着寒风小雨，步行十几里路，到江湾市政府门前广场。我们要求吴铁城接见。可是吴早就躲起来了。我们在那里又唱歌，又呼口号，坚持了很久，教育局长潘公展才出来见我们。潘公展很狡滑，表面上似乎答应我们的要求，实际上不着边际，引起许多同学不满。于是好些学校队伍提出到南京路游行，向市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扩大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得到了大多数学校的同意。我们尚未行动，突然开来了许多公共汽车，运来了许多面包。许多学校的训育主任都来了，包括我们学校的宋主任。他们来到各校学生中间，一面散发面包，一面劝说学生不要去南京路游行。还威胁学生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这时，李林气得脸都青了，她表现得很勇敢，当面斥责宋主任说：“我们不坐你们的车子，我们走得来，走得回去。我们对市教育局长的答复不满意。我们要到南京路去游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且说：“你们运来的面包，我不吃，我们都不吃。”当时天气很冷，大家的确又饿又累，有些初中小同学支持不住了，准备上汽车回去。这时李林生气了，站在汽车前面堵着不准上。先是劝那些小同学，后来还同他们争了起来，上去的人不多，主要是小同学。阻拦小同学上车这件事情，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幼稚。但当时，李林的表现的确是很勇敢，，完全出于爱国心。大多数同志都一起到南京路游行，影响很大。这是李林和我第一次参加的群众斗争，心情激动无比，嗓子都吼哑了。李林说：“这次游行真正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
  12月23日，复旦大学学生到南京请愿。经过我们的学校时，高呼：“欢迎爱国女中同学参加我们的请愿队伍。”如果说讲策略的话，这个行动博得了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有许多中间同学害怕游行，愿意到南京请愿。当然目的各有不同，有的小姐想去南京玩一次，大多数人认为和平请愿合理、合法。所以复旦大学发起的请愿，参加的人很多。但是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过左。胡文新向我们布置说：“我们不参加请愿，南京政府不可靠，请愿没有用，我们要到南京路游行。”李林和我尤其反对去南京请愿。复旦大学的请愿学生在外面等我们的答复，救国会立即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是否参加游行。事先胡文新就布置李林等几个同学要抢先发言，反对请愿。大会开始，我们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的发言，反对请愿，不去南京。要到南京路去游行。李林的发言尤其激愤。结果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实际上垄断了会场，其他中间分子不敢发言了。勉强通过“不去南京请愿，到南京路游行。”结果大多数中间分子不满意，不愿跟我们去南京路游行。参加游行的人大大减少。这样我们脱离了大多数中间同学。游行以后，学生会出了一张布告说：“以后胡文新、李林等人的行动，学生会不负责任。”这样使我们的处境更为困难。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失误，我们未从大多数同学的觉悟出发，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复旦大学请愿的结果如何呢？国民党当局不准他们去南京请愿。几千人阻于上海北火车站，后来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障碍，没有司机自己开火车（交大学生），自己抢修被国民党破坏的铁路。没有水，喝雪水。终于到了苏州。可是国民党当局开来一列车的宪兵，硬把他们押回上海。这样许多人对国民党当局彻底失望了，觉悟反而大大提高了。
  还有一次游行，时间就是12月24日。这次游行，斗争很激烈。游行队伍是在南京路飞行集合。李林、刘銮英和我们几人，早早就到南京路转悠。只见到处都是人。大家心照不宣，知道都是来参加游行的。当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三声炮响后，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先施公司集拢。互不相识的人，手挽手，肩并肩，八人一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开始游行。那个场面是十分感人的。
  队伍走到外白渡桥，通不过了。印度巡捕排列桥头，手持“哭丧棒”，不准上桥。这时传来指挥部的命令说：“英国人吹嘘如何尊重妇女，现在我们试试看，让女同学排在最前头，也许不会打。”李林和我们几个都排在最前面，往桥上冲。印度巡捕也不客气，不管是男是女，“哭丧棒”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女同志虽然表现十分勇敢，也经不起打。冲上去打下来，又冲上去，又被打下来。李林气愤已极，她站起来对印度巡捕喊话说：“你们也是亡国奴，跟我们是一样的命运。我们是兄弟，应当携手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她的喊话，当然不会感动所有的印度巡捕，但个别巡捕确实受了点感动，把“哭丧棒”放下来了。我们在外白渡桥坚持了一阵，指挥部决定不过桥了。以免造成大的牺牲。在冲的过程中，李林的头被打了几棒，鞋子也被踩掉了一只。
  12月25日（也许是26日），上海市宣布提前放寒假，以分散学生的力量。
  寒假中李林回家一次。现在想起来时间是1936年1月。她说是接到家里的电报，要她回去。是我送她上船的。回来的时间大概是2月。
  1936年的三八节纪念会，也是一次斗争激烈的会。会议主席团成员，左、中、右都有。左的如史良，右的如立委刘王立明。会议由刘王立明主持。李林和我对这样的安排本来就不满意。心里咕噜：“为什么要刘王立明当主席？”刘王立明讲话之后，第二个讲话人，安排的是美国节育专家山额夫人。这是国民党人士有意冲淡会议的政治色彩而安排的。果然，山额夫人一开口就说：“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太多的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靠节制生育。”今天来看，人口多也是事实，节育也应该。但是，当时的迫切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迫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是亡国灭种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李林和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胡文新走来悄悄地布置我们起来反对。于是我们在下面就闹起来了，又叫又嘘。李林吼得最凶，在下面喊：“请她下来，请她下来，我们不听，不听！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口问题，是亡国问题……”弄得那个山额夫人下不了台，最后只好没有讲完就下来了。说起来有点不礼貌，但青年学生不管那一套。山额夫人被轰下来之后，主席刘王立明狼狈极了。大家就要求史良主持会议。史良就是后来的“七君子”之一，上海著名女律师。当时她也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史良主持会议就请何香凝老人讲话，香凝讲话很激动，她边讲边举起手杖“笃、笃、笃”地敲击地板，以表示心头的愤怒，她大骂蒋介石是不肖之徒，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最后她愤慨的大声疾呼：“他们不抵抗，把东北送给日本，让他们把军衣脱下来，给我们妇女穿上，我们妇女要去打日本，”群众报以热烈鼓掌。接着，我们大家要求史良带领我们游行。外面早就聚集了男男女女几千人。这样，史良走在前面，开始了游行。这次游行也受到法国安南巡捕的阻挡，还打了人。史良也挨了几棒。
  1936年上半年，经常游行。李林和我每次都参加，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李林和我对游行上了“瘾”，心头憋得慌，只有游行时，大声唱歌、喊口号才感到痛快一些，才感到自己是和千千万万群众站在一起的。现在想来也有点幼稚可笑。
  1936年春季开学，我们在校外租了农民的房子住，这样便于开会和外出参加活动。李林和林希智、高惠芳三人住在校门口一间平屋里，我和黄丽倜同住，要远一点。
  1936年春，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把“武卫会”、“社联”等外围组织合并起来，重新组建了一个青年组织叫“抗日救国青年团”。领导人是胡乔木。实际上就是地下共青团，也像北平的民先。这样，我就由“社联”转到“抗日救国青年团”。李林是从家里回到上海后，大概是二月吧，参加了这个组织。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参加‘抗日救国青年团。’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今后我是这个伟大集体中的一员，我感到更有力量了。……”李林参加后不久，就被派到虹口公园与上级领导人接头。回来兴奋不已。那时我的住房对面楼下住了一个人，但终日窗户紧闭，从来都不见那个人。虹口接头后的第二天，李林正在我房里讲虹口接头的趣事。她无意中从窗口向下探视。那个人的窗子打开了，正伏案写什么。他偶然抬起头来，李林看清了他的面孔。大叫一声“啊呀！就是他，”弄得我莫名其妙。一问，才知对面楼下住的人就是和她在虹口接头的人。这无意中的发现，我们两个人感到十分神秘、有趣。又兴奋，又高兴，大笑不已，不断的说“太妙了。”谁知第二天那个人就搬走了，我们感到很歉然，始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是谁？我们一直在猜想。1940年，我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和蒋南翔同志谈及此事。南翔同志说“就是我。”“那你为什么搬走？”“下级发现了上级的住处，是不合秘密工作的原则，何况你们当时那么幼稚、天真……。”当年的谜才解开了。
  1936年暑假，上海学联组织：“上海大中学生暑期抗日宣传团”准备沿沪杭线进行宣传。里面分几个组，有戏剧、歌咏、宣传……李林和我参加了宣传组。第一站是松江，中午到达，天气很热，大家顾不得休息，就开始分头活动。我们先搞街头宣传，李林向茶馆借了一张桌子，四面围了一些小孩，她站在上面教唱救亡歌曲，不一会儿，群众来的多了，李林开始讲演。她是极善于鼓动的，群众越来越多。戏剧组借了一个电影院演宣传抗日的话报剧。群众来了，妆也化好了，正准备演出，国民党松江县县长派人来通知说：“不准演出，上海警备区司令已来命令。”当时大家气得不得了。据理力争说：“我们演的抗日的剧有何不可？一定要演。”正要演出时，剧场电灯突然熄了，黑漆漆的大家乱作一团，戏自然是演不成了。不一会儿，松江县县长亲自来了。很严厉地说：“我已接到上海警备区命令，要我马上送你们回去。不准在松江停留。”大家一齐吼道：“为什么不准演？为什么不准演？为什么不准在松江停留？”于是这位县长口气缓和地说：“这样好不好，等一会儿灯亮了，你们派一位代表在台上讲讲剧本内容就算演了。”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我们说：“我们是演戏，不是讲演。”经过与县长交涉，这时电灯又亮了，但仍然不准演。突然来了许多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把宣传团的人包围起来，强迫离开。当时我们的周围围了几百群众。大家就是不走，于是警察便来拖。正在那里拉扯，群众实在忍不住了，突然有一个人高声抗议道：“为什么不许上海同学演抗日剧……。”这一下，特务火了。凶神恶煞地吼道“谁敢反抗，站出来，老子宰了他。”崩的一声，朝天开了一枪。这样，群众当然不敢再讲话了。李林气得咬牙切齿，她就是不走。还跳上台阶，向群众讲演：“老乡们！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东北已经沦陷，华北又在告急，可是政府还是不抵抗，还不准我们演抗日剧，进行抗日宣传，真是爱国有罪，卖国有赏。这还成什么世界？……”李林讲得声泪俱下。许多群众也在拭眼泪，警察看到这个形势不好，两三个人跳上台去，拖起李林就走。李林是运动员，力气
  很大，她挣扎着，边走边回头向群众继续讲话。这样一路走，一路讲，一直讲到被押上火车，群众一直是跟在她后面。在火车上，大家非常悲愤，有的沉默，有的大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李林和我也用唱歌来解恨、出气。我们携带的宣传品还很多，歌单、传单……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于是大家动手，从车窗往下丢，从松江到上海丢了一路。多少也能起点宣传作用吧。这是李林和我在上海参加的最后一次救亡活动，这次活动以后，学校传出话来说：要开除李林和我，不过还没有挂牌。怎么办？爱国女中是呆不下去了，转学恐怕也不行，于是我们决定到北平去。当然多少有些浪漫成份，正如当初我们到上海找寻光明，追求真理一样，想到北平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那里的进步力量强大，那里距抗日前线近等……。还有实际的考虑是：北平的生活程度比上海低得多，这对于经济困难的我们来说，是理想的求学之地。但是北平也是陌生的，只认识一个人——我哥哥的一个朋友，秦仲方。
  1936年6月或7月初，我们坐船从上海到天津转北平。到达北平之后，我们住在沙滩大学夹道的一小公寓里。人生地不熟，加上水土不服，她生病，我也生病，我们更是相依为命了。
  大概是8月左右，秦仲方介绍我和李林参加“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填了表的。因为秦仲方知道我们在上海参加了学生运动，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由于经济困难，李林决定进大学，可以早点找职业。9月我进了两吉中学，李林进了私立民国大学。开学不久，仅有的一个熟人秦仲方也到西安张学良的学生队去了。不过，很快我们便有了更多的朋友和伙伴。
  1936年秋，当时是彭真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纠正过去的一些过左的做法，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不多了。初去时，我和李林都不习惯，对北平有些失望，认为不如上海。实际上，是我们过左的思想在作怪。
  我和李林虽然各在一个学校，但是差不多一个星期来往一次，你来我往。我只记得她住在校外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光线也不好，吃得很简单。我去时，她请我吃了一小碟“肉末雪里红”，她说：“这就是你们四川的打牙祭。”
  1936年12月12日，北平举行了一次最大的游行示威。口号是要求释放上海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城内外的大学共分四个大队，我是属北京大学大队。当我们的队伍在太平仓会合时，我看见了李林。她高举着红旗走在前面。我非常高兴，向她频频招手。这天的游行也受到警察的阻拦，不过总指挥部也学会如何应付，采用“化整为零”的战术。警察来了四下分散，警察走了，又集合拢来。这样和警察捉迷藏搞了一天，还比较成功。
  12月13日，我们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李林特别跑到我的学校来，共同庆祝这大喜事。我们兴高采烈，一起到小馆子里去喝点酒，表示庆祝。李林说：“早就盼望这一天，终于来了。蒋介石该杀，一定要杀，才能解人民心头之恨。……”我自然也是这样看法。谁知大大出于意外，后来把蒋介石放了。李林又到学校来找我，我们都十分生气。“为什么要把杀人魔王蒋介石放了，”万分不理解。这是大部分左派学生的心态。
  大概是1936年底。李林来告诉我，她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鼓励我也争取入党。当时中学党的工作薄弱些，两吉女中又是落后单位，李林入党的消息，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终于我在1937年5月入党了，并写信告诉了她。
  1937年春，大概是2月，李林决定到太原去参加牺盟会办的军政训练班受训。一方面是由于她经济上有困难，无法再念书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她到抗日前线去建功立业。走时，仍然是我送她上火车，这次与上次送她回家不同，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难过得哭起来。她安慰我说：“不要难过，将来你也到太原来，我们一起干革命。”她到太原后，还经常写信来，报告她在训练班的生活情况。“七·七事变”后，音讯断绝，从此不知她的消息。
  1938年本来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可惜错过了。
  1938年2月，我从延安到山西工作，5月又调到晋西隰县牺盟会搞宣传工作。大概是8、9月间，李林到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出差，那里距我的住地只有20多里路。但因彼此都改了姓名，竟然近在咫尺，却互不知道。她回去以后，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在隰县，于是，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长信，报告她已和屈健结婚了。我得到信后也立即回了一封长信，对那次未能见面，表示万分遗憾，详述了自从和她分别后的经历。这是我与李林最后一次通信，可惜那封信在战乱中丢失了。
  李林一生的最大愿望，用她的话来说：“和日本鬼子拼了！”她的确实践了她的志愿，驰骋雁北战场和日本鬼子拼杀。最后，她把24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亲爱的祖国。李林烈士不朽！
  （本文根据贾唯英同志的录音整理，她是李林在上海、北京的同学，后任《重庆日报》社编辑）
  驰骋长城内外日寇闻风丧胆
  ——缅怀民族女英豪李林烈士
  屈健
  李林是福建省龙溪县（现为龙海县）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晋绥边区第十一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在1940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为掩护该地区党政军人员突围，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壮烈牺牲。近五十年来，她的战友、亲人和广大雁北人民，无不怀念这位忠心赤胆的归侨女英烈。她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妇女界的骄傲，也是归国华侨和福建人民的骄傲。
  投笔从戎 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6年春季，绥东抗战爆发后，与晋绥军事上相联的山西北部已成为国防的前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薄一波等同志奉党的派遣，到太原改组和加强“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简称“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了培养大量干部，牺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举办了军政训练班、民政训练队和军训团。这年冬末，中共北平市委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太原接受牺盟会的军政训练。李林积极响应市委的号召，于12月底，同北平、天津的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到达太原。
  李林到太原与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随即编入军政训练班。先是在男女混合的十二连，同笔者在一起。后来，李林服从组织分配，又被调入女队十一连，一面学习，一面秘密地任连党支部书记。同时还被推选为军政训练班特区党委的宣传委员。她遵照特区党委的指示，大胆而又谨慎地在学员中开展党的工作。
  编入十二连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便装改军装。上边发来的灰棉军装是一包一包的，旧、霉、臭、污，有的还有血迹，且不合身。许多学员不满意，议论纷纷：“当兵连个新军装都不发。”李林看了看，拿了一件上装，套在旗袍上说：“大家看，这不蛮好嘛。穿上军装，才算是个兵哪。”她还说：“旧军衣脏，不合身，咱们可以动手拆洗、改造嘛！”经她这一说，不少人也觉得是这个道理。不几天功夫，大家把棉军衣拆洗改制好了，脱下学生装，穿上棉军装，打上绑腿，戴上军帽，原来的女学生都变成了飒爽英姿的女兵了。
  在军政训练班，政治课由薄一波、韩钧、刘亚雄（女）等共产党员讲授，军事训练都由从阎锡山军队中调来的军官担任。那些军官们常是板起面孔，一出操就是半天，从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跑步、拔慢步到匍匐前进，都讲究形式，要求严格。对不服从命令的，还要体罚。学员们每日两餐，进入食堂都由值星官下口令。一声起立，不管吃完没完就得出食堂。这一切，使青年学生一时难于适应，产生了抵触情绪，部分学员中出现了向军官寻衅的苗头。特区党委根据李林的汇报，决定一方面建议牺盟会对军事教官进行工作，使之改进训练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党委动员大家克服怕苦怕累情绪，认真学习军事，准备上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织课外活动，如球类、歌咏、时事座谈会等以活跃生活。李林很理解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经过一番工作，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端正受训态度，军官的作风也有一定改进，使训练生活很快正常起来。
  李林在受训学员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她在十二连同男学员一样，天天出操，苦练射击、投弹，回来常是满身灰尘，脸晒得黑红。有的学员回来，躺在床上不愿起来，显得很疲劳，而李林仍然情绪昂扬，谈笑风生，津津乐道在军训中的体会。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有的学员知道了她是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就向她要求参加共产党。在特区党委的指示下，李林抵制关门主义的倾向，大胆吸收了够标准的同志入党。
  “七·七事变后，为加强接近前线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牺盟总会决定建立牺盟大同中心区，以吕调元为首（称谓是秘书），由阎秀峰、李林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接着阎秀峰、李林、侯富山等根据山西省工委的指示，组成中共雁北工作委员会，李林担任宣传委员。当时工委对中心区无直接领导关系，而是通过党员起指导作用的。
  1937年7月，大同中心区的工作人员在吕调元的率领下到了大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张家口，窥伺柴沟堡和天镇、阳高等地，敌机不断地空袭大同市区和卸河桥。李林同其他同志一样，不顾敌机轰炸，在工委和牺盟中心区统一部署下，编写印刷各种宣传品，散发到群众中，给正在恐慌、苦闷中的人民指出了抗战必胜的方向与希望。
  在雁北工委开会时，李林提出学习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建议组织农民抗日自卫队，首先开赴大同和怀仁县的西山进行训练，待敌人来时，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工委和中心区讨论，大家表示同意。于是分头到附近农村中发动农民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到8月下旬已发展到120多人。自卫队采取边发展边训练的办法，两三天集合一次，由李林宣讲抗日救国、抗战必胜的道理及毛主席有关游击战的论述。李林讲得深入浅出，自卫队员都深受启发。
  8月下旬，中心区召开了雁北13县牺盟特派员会议，总结5至8月份的工作经验，讨论日军占领城市后如何动员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这时张家口已陷敌手，阎锡山的李服膺六十一军在天镇一线布防，被日军击溃，败退下来。日本进而向阳高进逼，大同吃紧，阎锡山在大同的军政人员都在偷偷地做逃跑的准备。
  9月10日，吕调元带李林等到大同城内，找到阎锡山的城防司令。这位司令未等吕开口就说：“你们没有走呀？日军一两天就进大同了，各机关撤退在即，你们也赶快撤吧！”
  吕调元等回到小南头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集合抗日自卫队，向大同、怀仁山区转移。11日，抗日自卫队集合起100多人，为避免敌机袭扰，决定晚上行军。拂晓时，到达怀仁一个庙前的广场上，大家十分困乏，坐下来就睡着了。突然，被一阵敌机轰炸声惊醒了的李林，她爬起来一看，自卫队员都跑散了。李林非常痛惜，深感自己带兵没有经验。无奈，她只好随中心区的同志向关内撤退。
  一路上，看到溃兵伤员和国民党机关人员纷纷南逃。有的散兵抢夺群众衣物、牲口，公路两边村庄的群众都跑光了，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一片悲惨景象涌现在眼前。李林深感痛心，她回忆这一情景时写道：“因为工作没有基础，同时，也没有工作经验。不得已，同志们都离开了工作地区，记得我们步行到雁门关的时候，我望着那盘曲的汽车路，那耸立的山岭，我忍不住偷偷地流眼泪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返回来，什么时候再会出雁门关？”翻过雁门关时，中心区的同志们也都走散了，只有大同一位特派员和李林同行。
  正当日本侵略军疯狂侵犯雁北，阎锡山的晋绥军溃退下来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中共晋绥边工委书记赵仲池和牺盟会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雁北游击司令梁雷，率领着30来个干部从太原向雁北挺进。这支队伍到雁门关南阳堡休息时，李林与他们相遇了。在太原时，李林就认识赵仲池，她真是喜出望外。她回忆当时激动的心情时写道：“我发狂似的高兴，又将步出雁门关了。”可是，当李林提出和他们一起返回雁北的要求时。他们认为，到抗日前线去，环境险恶，队伍必须精悍，只有李林一个女同志怕不合适，劝李林仍回太原去。她不干，坚持要到前线去，她说：“让我回太原，为什么？难道女同志就不能上前方吗？”赵、梁觉得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有这样坚定的抗日热情，实在可贵。于是答应了她的要求，发给她一支六五步枪，一同北上。
  赵仲池、梁雷带领这一行人翻过雁门关到了朔县。这时大同附近的左云、怀仁等县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为迅速赶到平鲁县（现为平鲁镇），与坚持在那里的牺盟会特派员会师。他们到井坪（现平鲁县机关所在地）休息之后，日夜兼程，时正值“九·一八”的次日，是中秋佳节，晚上皓月当空，人们谈着、走着，感慨万千。李林的情绪特别高涨。午夜，大家累了，坐下来休息，李林引吭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振奋了大家，梁雷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走，拼命也要赶到目的地！”
  20日早晨，平鲁特派员屈健（笔者）、康庄等数人，正在三里庄（距平鲁城3里，是井坪到平鲁的必经之地）发动青年农民参加抗日游击队时。忽然有群众跑来说：“红军来了！”屈健等人又喜又疑，立即跑到村西头一看，才知道是赵仲池（在太原时是屈的党的领导人）、李林，还有河南的朋友王平等也一同到了这里。可以想象，在那样无政府混乱情况下来了党的领导，大家欢欣的情绪是难以言喻的。
  赵仲池说明任务后，立即与屈健等一班人一同走向平鲁。大家走到城南门，有数百名男女老幼听说红军来了，都涌出门外。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地上含泪呼喊：“救命恩人来了！”赵仲池、梁雷、李林一行人含泪把老人扶起来，安慰他们。大家互相簇拥着走到街中心，赵、梁趁势向群众做宣传。继而，李林登上板凳，提着她的六五步枪，用她流利的北方话慷慨激昂地讲起来：“父老兄弟姐妹们，日本人欺侮到我们家乡啦！我们怎么办？当亡国奴吗？不，咱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啦！来领导咱们老百姓自己起来打日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讲到末尾，她提高嗓声说：“我要打日本，我还有我手里的枪呀！”说着把枪举起来，她的话非常有鼓动力，群众深受感动，人人喜形于色，特别是在场的青年更为振奋。有的年轻人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女兵，还敢到前方来打日本，真有出息！”
  两三天后，我们得到确实消息，日本侵略军要侵犯平鲁城了。赵、梁决定转移到临近黄河边的偏关县，一面与后方领导机关建立联系，一面指挥开展雁北各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李林第二次出雁门关，了解情况，观察形势后对同志们说：“要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要在这个地方存在，非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可！”这是她以后坚决要搞武装工作的思想基础。
  领兵打仗 驰骋于长城内外
  1937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式，全华北的党都要借八路军作战的声威，动员群众参加各种游击队。”边工委迅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并派出屈健、傅生麟带领工作组分别在平鲁、右玉等县组建游击队和动委会。
  赵仲池、梁雷等转移到偏关后，分配李林筹办党员训练班，并负责偏关县妇救会工作。李林又提出她还是愿意搞武装工作。当时，边工委（11月改为边特委）正式决定在偏关组建游击队，因此批准了李林的要求，番号是雁北抗日第八游击支队。
  对此事，李林后来回忆写道：“大家决定我担任武装工作。不，开始的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不让我负责武装的责任，他们总以为一个女的干武装工作，多少有些不合适。但我自己对这一工作好象有些自信心，又有兴趣，同时觉得在这时候女的也应该有学军事的必要。我坚决地要求，大家没有办法，答应了我在偏关发展该地游击队工作。”
  八支队在1937年10月开始组建，李林亲自为这支队伍物色干部；找营房、办伙食；编写军事政治教材。她同偏关妇救会、工救会的同志们一道，到县城外的农村发动青年农民，到煤窑发动青年工人，在城内挑选从敌占区逃来的青年，动员他们参加八支队。历尽艰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党委领导和支持下，终于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她回忆这段感受时写道：“的确，武装工作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更多的干部，一个人政治、军事、后勤都要负责。更因为过去没有军事经验和常识，仅仅受过几个月军事训练。所以，开始只有十几个人的游击队，但已经够忙的了。我常常整夜睡不着觉，想着他们的管理问题，计划着他们第二天的军事操、政治课以及生活各方面，真是熬费苦心了！一直到后来，来了一个军事干部，我们这一支队工作才健全些，而且以后便成了其他支队中较有基础的主要模范支队。”李林说的军事干部就是王零余同志。
  王零余，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在东北军骑兵二军搞军事工作。其时，他所在过的部队移防到偏关。经统战关系，他被从何柱国部队要出来，任八支队参谋长，李林任支队长兼政治主任（未设政委）。老百姓叫顺了咀，都称李林为“李政委”。他们两人合作得很好，这是八支队成为模范支队的主要条件。
  八支队除了李林动员的战士外，边工委还派刘华香、柏玉生等到偏关和清水河县交界处的水泉、韭菜庄窝一带动员组织了30多人的游击队，带回城内编入了八支队。梁雷同志任偏关县长后，从监狱里解放出来的一些无辜青年也编入了八支队。因此，八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到12月已发展到200多人。县政府发了一些枪支和手榴弹给八支队，他们又从散兵游勇中收缴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逐渐装备了起来。
  王零余负责训练是很严格的，从制式训练、队列训练、战术训练，到打野外等基础课目都是按步兵操典进行的。在训练过程中，还几次组织八支队到城外打过小股土匪，初步锻炼了游击队的作战能力。
  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李林负责的，她给战士讲抗日救国，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等。李林还十分关心战士和基层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况，经常查岗查哨，天冷了还帮助战士穿衣服、盖被子。一有时间，她就找战士们谈心，吃饭和课外活动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她对人和蔼可亲，打仗时勇敢果断，深得战士们的拥护。
  1938年2月，边特委决定深入敌后各县指挥工作，同时侦察到伪军李守信部将配合日军“扫荡”晋西北根据地，要从清水河县南侵偏关、河曲等县的情报。经研究决定，由八支队掩护边特委机关向平鲁、右玉一带转移。行军途中的第一天晚上，队伍即在偏关县以东与一小股伪军遭遇，李林、王零余指挥八支队打退了敌人，掩护边特委机关安全到达平鲁境内。
  在平鲁西山经过一段整训后，八支队随即开赴右玉、左云以北，转战长城内外。剿伪军、打土匪、抓敌特，取得了不少胜利，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3月间的一天下午，八支队行至凉城天成村附近，得知麦胡图一股伪军骑兵正在此地，每天下午由少数人带领马匹到村南河饮马。王零余和李林商量后，抽出30个精悍的战士，换上便衣，潜伏在河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将带马的敌人歼灭，夺得50多匹马、10几支步枪。随即，他们便将一中队改为骑兵中队，使八支队成为步骑混合支队。到1938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八支队与在右玉组建的五支队、在平鲁组建的七支队中的骑兵部份，合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六支队骑兵营。
  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首长非常关心李林，考虑到一个女同志在部队上长期行军打仗不方便，准备调她到地方上工作。李林很感激首长的关怀，却一再诚恳表示，愿意留在部队直接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经过晋绥边特委研究，嘉许她的壮心，答应了她的要求，由她担任骑兵营教导员，王零余任骑兵营副营长（不久任营长）。骑兵营在八支队的基础上壮大了，不但人马俱增，还配了机关枪。整编后，他们抓紧时间练兵。
  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绥南地区（现在内蒙丰镇、凉城、和林一带），区、村抗日政权损失严重。晋绥边特委为了解情况，拟定恢复方案，决定组织绥南工作团去调查研究。为完成这一任务，边特委书记赵仲池与六支队队长商定，由新建的骑兵营担任掩护。
  李林、王零余根据支队参谋处按军事地图划定的行军路线计算，从右玉南山到目的地梁城南山二十家子一带，大约有140多里路程，中间要经过火烧沟一带的敌人封锁线。为安全起见，李林认为必须在后半夜通过封锁线，王也是这个想法。于是在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骑兵营从右玉南山出发，按计划于次日拂晓到达了二十家子。为掩护工作团工作，骑兵营不顾行军的疲劳，仅留下一个班在工作团附近，大部队转移到丰镇县附近打游击（丰镇是当时绥远的一个县，是日本侵略军的据点），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工作团赢得了时间，深入了解情况，恢复了一批基层组织，打击了汉奸敌探，工作告一段落后，又在骑兵营掩护下回到了右玉南山。由于骑兵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边特委表扬了他们。
  李林和王零余率领的八支队和改编后的骑兵营，转战长城内外，接连取得了许多次胜利，队伍的名声渐渐传了出去，特别是李林这位“女游击队长”（敌伪的说法）名气更大。敌人曾出布告要缉拿李林，声称以5000元的重赏收买李林的首级。李林无所畏惧，她坦荡地说：“敌伪汉奸莫奈我何！”
  工作战斗 晋绥牺盟边委会
  1938年夏天，根据晋西北区党委指示，边特委决定由武养民、屈健负责筹建牺盟会晋绥边工作委员会（简称边委会）。7月下旬，边委会在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右南县前榆林村正式成立，武养民负主要责任（称为秘书），屈健任组织委员，尚缺乏宣传委员。
  恰在此时，一二〇师贺、关首长又一次指示李林到地方工作。晋绥边特委考虑到：李林原来是牺盟会大同中心区的宣传委员，擅长宣传，即决定调李林到边委会任宣传委员。又考虑到她热爱武装工作，有作战经验，因此告诉边委让李林和柏玉生一同管边委会的武装工作。
  要李林离开她亲手创建的骑兵营，她真是舍不得。边特委书记赵仲池找她谈话时，她希望不调动，赵做了解释，说明这是贺、关首长的指示，经边特委会议上讨论决定的。李林就不再坚持了，含泪向骑兵营告别，于8月上旬到边委会报到，开始任宣传委员的工作。不久武养民调走，屈健任秘书，李林还兼任了一段组织委员工作，直到韩燕如同志（现在内蒙文联）来任宣传委员，她才专做组织委员的工作。
  在边委会讨论恢复牺盟会工作时，李林提出：首要的工作是培养干部。她立即找到王尚志做助手（王是当时边委会里很能干的地方于部），便迅速做出训练计划，经边委会讨论修改后，立即着手进行。
  在敌后办训练班困难不少。如训练班与边委会在一起，在游击区活动随时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因而必须经常转移，无固定地址。为了稳定学员情绪，就得深入做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要安排几十名学员的住房，以及解决吃粮吃菜等等问题，有着不少困难要克服。学员来自不同的县、区，虽然都做过一段工作，但文化程度、家庭情况各不相同，来训练班有各种想法，如何统一认识，引导大家专心学习，也是不大容易的。这一切都需李林认真考虑，逐步加以解决。
  第一期学习班按计划于8月下旬在边委住地前榆林村开课。报到学员一共60多人。来班之前，李林都一个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入训练班想法，过去做过的工作以及家庭情况等，有针对性地帮助学员端正思想。训练班的课程，主要由李林讲授。当时现成的教材很少，有些政治课程如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牺盟会工作、群众工作等都是由她自己分别根据毛主席著作和牺盟会文件编写的。为此，她常常在小油灯下持续工作到深夜，以至通宵达旦。遇上数九寒冬，北风凛冽，室内也冷得令人难以忍受，她只得坐到坑上工作。
  在训练班中，李林尽心尽力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大家对她都很钦佩。为了活跃学员们的生活，她还积极帮助王尚志搞体育活动，组织篮球队，搞篮球比赛。她亲自教学员唱救亡歌曲，编导抗日新话剧。她和学员打成一片，通过讲解歌词，讲解剧情，提高了学员觉悟，这是李林做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初，办了六期训练班，共培养学员26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各县区。都成了牺盟会的骨干和领导人。1940年打顽固派取得胜利后，这些从训练班毕业的骨干又都转入政府或党委工作，不少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表现得坚决顽强，有的同志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
  为揭露敌人实行奴化教育，揭露敌人所谓“中日亲善”、“王道乐土”的欺骗宣传。雁北党组织号召各抗日团体和机关，采取多种形式与敌斗争。边委会在李林领导下，与韩燕如委员一起筹办了《战斗生活报》。报纸转载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抗战形势的论述，国内国际新闻、党中央的指示；刊载雁北八路军、牺盟游击队对日伪作战的消息、表扬抗日斗争中的好人好事。张念沟惨案后，报纸开辟了追悼烈士的专刊，还刊载过《我雁北军民粉碎敌寇八次围攻》、《我军奔袭岱岳敌据点》、《八路军警备六团王老沟重歼日寇》等文章，充分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士气，从政治上打击敌人的作用。
  在敌后游击区，为适应战争环境，随时得准备和日伪军、汉奸、清乡队进行战斗。李林虽然在边委会主要担负着宣传组织工作，但她时刻不忘打仗。她热爱她的武器——六五步枪和驳壳枪，热爱她的菊花青战马。在敌人对晋绥边地区中心地带——右南县多次“扫荡”中，她都亲自参加指挥反扫荡，用她的长短枪射击敌人，冲锋在前，骁勇异常，不减在部队打仗时的英姿。
  1939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策划对晋绥边地区、洪涛山南麓、赵孟山一带进行第七次“扫荡”，妄图消灭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的领导机关和六支队主力。10月25日早晨、边委会在驻地——黑龙池村（赵孟山东侧）得到情报：洪涛山周围各据点敌人又一次倾巢出动，分七路向赵孟山一带扑来。这一带有20多个村子，方圆不到30平方公里。情况十分紧急。李林立即向党政军驻地发出情况通报，提出互相配合，组织起来反“扫荡”的任务。为此，边委会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边委会和训练班人员分别组织小组突围。由李林、柏玉生和屈健率领边委政卫连奔袭敌兵空虚的重要据点岱岳镇，“调动”围攻赵孟山的敌人回援，以解除敌对根据地的包围。
  政卫连约有120多人，武器装备较好，有个机枪排。晚饭后，政卫连离开黑龙池，朝东偏南方向，沿着崎岖山路突破敌人的包围线，向岱岳进发。队伍在山路上绕来绕去，走了50多里，到了岱岳西边娘娘山的一个小山村停下。大家吃了一顿饭，稍事休息后已是26日凌晨了。他们当即又布置兵力，机枪排攻打敌兵营，二排向镇边大同方向布防，三排攻打敌镇汉奸政府。随后队伍跑步出发，原定李林、柏玉生、屈健三人在铁路两侧地坎洼处建立指挥所。但在机枪连经过指挥所进入阵地时，李林说了一声：“我到前边去。”没等屈、柏答话，她已和机枪排越过铁路朝敌营跑去。片刻之间，机枪吼叫起来，后来战士们说是李林亲自开机枪射击的。敌人卫兵被打死，营内空虚，敌人慌忙开炮还击。这时天已微明，袭击敌政府的一个排也开枪了。不一会，东方渐渐发白。带领政卫连进抵预定转移地点——陆家窑还有20多里时，柏、屈认为袭击敌人已达到预定目的，决定撤退，便吹起了预定的撤退信号——冲锋号。随即三个排立即跑步向岱岳西北怀仁山区撤退。当大家登上山路时，发现从大同方向飞来两架敌机，李林立即叫部队就近隐蔽，敌机没有发现目标而向赵孟山飞去。
  当政卫连到陆家窑宿营时，派往山上的哨兵听到从平川上来的人说，大同还开来铁甲车到岱岳镇支援。据后来侦察得知，敌机指挥“扫荡”赵孟山一带的敌军撤下平川，为岱岳解围。六支队骑兵营因比还趁机袭击了曾子坊和吴家窑的敌军。
  这次反“扫荡”的奔袭战斗是比较成功的，迫使敌人迅速撤退，为赵孟山被围的我机关工作人员解了围。事后不久，李林写了题为《突破敌人的第七次围剿》的文章，在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发表。文章中写到：“边委会去袭击岱岳是出于敌人意外的，使敌人惊慌失措，所以不得不在第二天，即26日早晨，以飞机来调走岱岳出来的敌人返回袭击我们。而神头、马邑之敌当时同样怕我军去袭击后方，急忙跑回去。井坪、吴家窑、曾子坊之敌看势头不对，也狼狈回原防了。这样我们援助了在敌人围攻带内的各团体、各友军，突破了敌人第七次有计划有准备的围剿。文章总结说：“边委会采取了反攻的战略，乘敌后防空虚袭击岱岳，运用与敌人换防的方法牵制了敌人。”在文章的结尾，李林满怀信心地写道：“处此新阶段时期，敌人一定会挣扎着他的力气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不警惕和准备着。总之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是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秋林会议 义正词严震山河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召开了晋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在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部驻地秋林镇召开，被称为“秋林会议”。会议是阎锡山阴谋打击新军，取消牺盟会等抗日进步团体，为顽固派对日军妥协投降铺平道路而召开的。这是一次反对进步、反对团结、反对抗战的会议。李林奉党的指示于3月初离开雁北，南下千里按期赴会。在会议上，李林根据薄一波、牛荫冠的安排，在会议上当着阎锡山的面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她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介绍了牺盟会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同日伪军浴血奋战的事迹、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新军和八路军“游而不击”、“扰民害民”等谰言。在第二次发言中，她针对会上顽固派诬蔑新军和牺盟会是“狐狸尾巴藏不住”的攻击，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抑制着受冤屈的激动之情，声音宏亮地大声疾呼：“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并肩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历尽艰险同敌人浴血奋战，敌人曾悬赏5000元的巨款要我的头颅，可是今天换来的却是一个狐狸的名声……我，我受不了这样的糟踏，我们到底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你们说出来嘛！”
  在李林义正词严的质问下，会场上寂无人声，许多顽固派分子头抬不起，阎锡山也无可奈何地闭上双眼。李林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给了顽固派以迎头痛击，引起了会议极大的震动。会后，牺盟总会的报纸《牺牲救国》用专版对李林作了介绍。阎锡山还假惺惺地接见了李林，要留她在长官司令部工作，被李林拒绝了。事后，李林对别的同志说：“真是活见鬼。”就连国民党的新闻记者和电影社也认为，一个归国华侨女青年在敌后指挥抗日游击队与日本鬼子作战真了不起，纷纷找李林访问。国民党的电影摄制组还拍了李林骑马奔驰及她在会上发言的镜头，当时制作纪录片《华北风光》（据说开始片名叫《华北风云》国民党批不准，因之，把“云”改为“光”）在各战区放映。
  秋林会议一直拖到5月间才结束。李林回雁北时，把牺盟总会给的一部分银元和手榴弹驮了回来。到雁北的第二天，她就投入了组织群众支援八路军警备六团，在洪涛山下的王老沟对日军的歼灭战，积极抢救伤员，运送弹药，送饭送水。
  坚持雁北 开展反顽派斗争
  1939年，随着阎锡山等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准备对日妥协投降阴谋的加剧，雁北的形势也日益紧张。这期间，游击队在艰苦地对日作战，而顽固派所制造的事端却日甚一日。阎锡山相继派到雁北来的敌工团、精建会、突击队等各种组织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并下令取消工、农、青、妇各救国团体，停止粮食供应。
  为排除、减少摩擦事件，根据晋西北的经验，在雁北也组织了联席会，由六支队的政治处、牺盟会边委会、动委会办事处和阎锡山的雁北敌区办事处都派代表参加，每半个月到一个月轮流到各机关开会。
  李林多次代表边委会出席联席会议。她事先准备好当时所发生的摩擦事件具体情况的材料，有理有据地在会上予以揭露，进行批判斗争，每次都取得一定胜利，使阎锡山的敌区办事处不得不接受联席会议的建议，对停止供应粮食、不许抗日队伍扩兵等摩擦事件承担责任。
  当时，县以下也多处发生摩擦，李林主张选择典型给予揭露打击。8月下旬，朔五区牺盟会在顽固派驻地韩村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在李林、屈健等同志指导下，同顽固派区长进行了说理斗争。各救国团体负责同志和农民代表也在大会上痛斥顽固分子取消抗日群众团体，限制抗日部队吃粮、扩军等错误行径。有的群众气愤至极，抢上台去要揪打顽固派区长。李林见状，赶紧劝阻道：“我们不能打，要坚持说理斗争！”在此情况下，顽固派区长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错误，收回成命。
  12月间，全山西各根据地的顽固派向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牺盟会和决死队奋起自卫反击。期间，雁北地区的顽固派到处造谣诬蔑，甚至暗杀抗日干部的事件不断发生。中共晋绥边特委根据晋西北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对右玉南山附近4个县的顽固派进行武装反击，这个任务交给边委会，由李林统一指挥。参加反击的武装力量除十八团二营和边委会政卫连外，边特委还指派六支队骑兵营和二营一个连支援。李林把这两部分队伍编为4个分队，作了统一的部署和动员，要求12月底出发，三天内完成突袭顽固派县政府的任务。李林亲自带一个分队，突袭设在陆家窑的怀仁县顽固派政府机关。仅3个小时即抓获顽固派分子10多人，并收缴了枪支弹药、文件档案等。其他三个分队也都按计划完成了反击左云、右玉、平鲁、朔五等县、区顽固派政府机关的任务。至此，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雁北军民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晋西北反顽固派斗争胜利之后，李林奉区党委的指示、受雁北人民的委托，于1940年1月中旬参加晋西北军政民各界代表会，会议决定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李林被推选为行署委员。她回雁北后对大家说，她在大会上看到会场内外写有“欢迎女英雄李林参加代表大会！”“欢迎来自前线的战斗女英雄！”很受鼓舞。还说，会上很多熟人同她握手道：“欢迎你，来自前线的李林同志。”对此她感到心跳脸发烧。她对同志们说：“我哪能受得起这样的称赞呀！”
  使她感到特别荣幸的是贺龙师长接见了她。那是开第一次行署委员会的时候，贺龙一见李林，就亲切地问她的身世，问她在雁北的工作情况，接着向在场的同志们介绍：“这是我们的女英雄！一个女同志，回国华侨大学生，来自大城市，能带着骑兵部队与日本鬼子打仗，打出了威风，很不简单呀！”贺龙师长勉励李林回雁北后，要不断总经验，与独立六支队配合，把雁北游击区发展巩固起来，并嘱咐她要提高警惕。李林表示感谢首长的关怀，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李林常说，贺师长的接见，给了她极大鼓舞，是她一生难忘的！
  回雁北后，李林根据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的指示，召开各界代表会，成立了第十一专员公署，李林被推选为专员公署秘书主任。此后，边委会全体干部和政卫连都转入专员公署工作。武装力量仍由她和柏玉生共同领导和指挥。
  壮烈殉国 热血洒在羚羊山
  羚羊山是洪涛山西北侧的余脉，在抗日战争中期是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即在山阴县与平鲁县交界处）。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阶段，在雁北的对敌斗争也开始日趋残酷。当时，包括雁北在内的晋绥边地区处于敌人战略区的心腹地带，共产党在这个地区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敌人心腹之患。因此，从1937年12月开始，敌人一连八次进行残酷的“扫荡”、围攻，妄图摘掉这个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反顽固派斗争取得胜利，并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之后，日本侵略军更是变本加厉地对这个地区加紧残酷的进攻。这年春天，各据点日伪军进行的第八次“扫荡”，被游击区抗日军民粉碎后。紧接着，日伪军又于4月25日发动了第九次更大规模的“扫荡”。
  在这次“扫荡”中，不仅洪涛山周围各据点的日伪军又一次倾巢而出。而且还和从伪蒙疆“扫荡”晋西北回师的日伪军相配合，拼凑数千兵力，向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分进合击，形成大包围圈。这个时期，晋绥边特委和专员公署，各救国会，还有几个训练班都住在洪涛山脚下的吴辛寨等村。当得到各路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袭来的情报后，李林和边特委负责同志赵仲池、姜胜等，立即开会分析敌情，当即决定迅速向六支队步三营靠拢，以谋粉碎敌人“扫荡”之良策。当天晚饭后，集中起来约700多人排成一字长蛇阵，于1时左右，到达三营驻地乱道沟村。随即边特委赵仲池、姜胜、专署李林同三营首长李登瀛、康庄紧急商定，组织队伍向敌兵薄弱地带平鲁方向突围。而后与六支队主力会合，以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一路，粉碎敌人的“扫荡”。具体部署是三营两个步兵连为前卫开路。李林、姜胜带政卫连、警卫排和骑兵连作后卫，带领机关和训练班人员向预定方向前进。三营行动后，其余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在村边河滩里，李林在队前作了动员。她激昂地说：“敌人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了，妄图消灭我们这些抗日力量，我们一定要打出去，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前边有我们的主力六支队，后边有我们的政卫连警卫排，在行军中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准掉队，不准拉下距离，……”随之，骑兵连走到前边，成一路纵队，开始跟在三营后边行进。三营行动迅速，很快经过平太村。当他们抢上刘小峰山头时，发现左前方山坡上黑压压一片人正往山上爬，营首长一分析，认为肯定是敌人，立即指挥发动攻击，让三营突了过去。之后，就地布开阵势，以掩护机关人员突围，但经两次派人与机关人员联系都无结果。当姜胜、李林听到枪声时，一部分人刚上刘小峰的山坡，山头却已经被敌人抢占，并向我后卫队伍射击，拦住了去路。李林、姜胜当即命令骑兵连冲锋。但因地形不利，敌众我寡，久攻不下。李林根据多次作战经验，与姜胜紧急商定，趁天还未亮，由政卫连边打边退边掩护；骑兵连、机关和训练人员先退到山下平太村，待机再向北突围。可是，当大
  队退到平太村时，敌人从南北两边压过来了，一时间枪声四起，大队腹背受敌，人员一片慌乱，形势万分危急。边特委赵仲池、姜胜、李林正研究对策时，忽然间妇救会于洪漪骑的马惊了，将她摔在地上，李林立即把她扶上马往外冲。这时，李林听到赵、姜在商量说，让骑兵连向相反方向即向东冲杀，吸引敌人，掩护大队向西北突围。但由谁来指挥呢？李林二话没说，立即提上她的驳壳枪，跨上她的菊花青战马说：“我带过骑兵，我去指挥。”她大声向骑兵连的同志们说：“同志们跟我来！”说完，她一马当先，向枪声最紧的东边冲去。骑兵连纷纷勒过马头，喊着杀声向村沟东口猛冲。刹时间，一阵尘土飞扬，敌人以为被围的八路军都向东突围了，也随之向东方向尾追。趁这时机，姜胜所带的人马大部向西北突围，一部分走不了的男女同志在群众中和山沟内隐蔽起来。李林指挥的骑兵连边打边冲，战斗十分激烈，人马伤亡惨重。李林的警卫员二和子的马中弹倒地，但小家伙仍要跟随李林杀敌。李林认为他年幼，强令他带上文件到郭家窑找群众掩护。接着，她带着为数不多的骑兵冲到西短川村边。那儿地形开阔，李林与同志已快冲出包围圈了，但她听到西南方枪声还响得厉害，又掉转马头向西南方向冲去。李林的菊花青善于在枪林弹雨中奔驰，她脚踏马镫，伏在马背上，用驳壳枪向敌人射击。就在她冲到小郭家窑村后羚羊山时，菊花青不幸嘴部中弹，马失前蹄，李林被摔下马来。这时，跟她的两名战士已经牺牲，李林腿部、胸部也已中弹。她挣扎着选择一个地坎，朝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接连毙伤数名，使敌人不敢近前。战斗中，李林又负伤多处。这时已是4月26日上午8时左右，她的驳壳枪的子弹也已打光，小手枪也只有一粒子弹了。面对越逼越近的敌人。她视死如归，终于用最后一粒子弹打进自己的喉部……她牺牲时，还不到25岁！
  李林英烈 永活在人民心中
  李林的牺牲，使雁北地区的人民深感悲痛。郭家窑村的群众在专署干部王平、孟元中和李林的警卫员的协助下，从村外挑来清水，几位老太太含着眼泪擦洗烈士的遗体，用珍藏多年的白粗布包裹了烈士的身躯，在干部和群众的哭泣声中入殓盖棺。李林牺牲时的血衣，辗转送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
  李林牺牲后，为了确定烈士的墓地，边特委和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选择几个地方，最后决定寄葬在洪涛山脚下东石胡村高涯一旁。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是晋绥边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而且有条大路直通南北。也是李林作战、行军、宿营常到的地方。东石胡村群众听到李林烈士要安葬在他们村边，几个老人说：“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李委员，再不让鬼子动她一指头。”
  在安葬李林烈士那一天，专署和救国团体联合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几百名干部和群众都淌着热泪向烈士遗体告别。在特委书记赵仲池和副专员武养民致悼词时，许多人痛哭失声。几个平时与李林有交往的，有的被李林称为干妈妈的老太太，也带着祭物到墓前痛哭祭奠。追悼会后，边特委和专署研究决定在平鲁县西山创办了李林学校。1942年，敌人侵占了右南县后，在白色恐怖中，群众中仍然怀念李林，有的老太太逢年过节还拿香火、白馍到李林墓前供奉，也有在家中设牌位供奉的。
  李林牺牲的消息传到后方，中共中央妇委在延安发出哀悼讣闻。《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晋绥边区《新西北报》、重庆《新华日报》相继登载了李林光荣战死的消息、社论和悼念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介绍李林履历中，特别指出李林是归国华侨，她“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临阵杀敌，骁勇异常。贺龙将军及晋绥抗日军民均甚钦佩，咸称为民族英雄。”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新西北报》，于1944年5月26日发表了悼念李林的社论：“李林是一个果断、坚定、顽强战斗组合的名字……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虽有不少民族女英雄。然而，像李林深入敌后，指挥武装部队，领导工农群众与敌冲锋陷阵，血肉相拼，以至坚持3年之久，创立下永远不可磨灭辉煌战绩的，恐怕只有李林同志了。尤其是此次敌人四面包围而来，无法冲出终不免一死的坚强信念，沉着、英勇、顽强地毙敌6名，最后遂毅然以枪膛中最后一粒子弹打死自己，而免于遭敌辱杀。这种伟大的壮举，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成为中华民族英雄的最光辉的典范。”
  全国解放后，党中央于1951年派出老区访问团分赴雁北山区，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怀念着李林。在洪涛山下东侧水头村李林曾住过的房东老太太流着眼泪说：“你们回来了。李委员，我们见不到了。”1952年，雁北平鲁县将东石胡群众保护下来的李林的遗骨和其他烈士的遗骨，一同移到平鲁县党政机关所在地井坪所建的烈士陵园内，每年清明节都举行仪式悼念烈士英灵。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到大同访问时。委托邓大姐告诉雁北地委：“要多宣传李林，要写李林的传记。”1979年8月，由樊云芳、周浙平撰写的《民族女英雄李林》出版了。以后又相继出版了《李林连环画》、《巾帼英雄李林》以及舒志超撰写的《南侨女杰》。雁北电视台和山西电视台还在1985年合拍了12集电视连续剧，在山西和中央台先后播放。
  1985年4月26日，是李林光荣牺牲45周年纪念日。全国侨联和山西省委共同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归侨民族女英雄李林45周年纪念活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簿一波同志为纪念李林题了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刘亚雄、牛荫寇、屈健撰写的《缅怀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烈士》的文章。
  李林的英雄形象，将永远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间。
  （作者屈健，河南桐柏人，共产党员。李林同志的丈夫。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平鲁县牺盟特派员，中共平鲁县工委书记，牺盟晋绥边委会秘书，十一专署专员，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村部副部长，水电部农水局局长等职。现已离休。）
  重修李林碑文
  李林，原名李秀若，女，一九一六年生于福建龙溪。幼年随父母侨居印尼爪哇。一九三〇年回国，先后求学于福建集美中学、上海爱国女中、北平民国大学。“九一八”后，积极参加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为拯救民族危亡，投笔从戎，赴太原参加军政训练班学习。一九三七年夏，来到抗日前线——雁北。历任雁北工委宣传部长，雁北游击队八支队政委，八路军一二〇师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牺盟晋绥边区工委宣传委员，晋绥边区十一专署秘书主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委员等职。在抗日战争期间，李林同志宣传发动群众，培训地方干部，组织人民武装，转战长城内外，为开辟雁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我县东平太村反扫荡战斗中，为掩护专署机关及群众安全转移，英勇奋战，壮烈殉国，时年仅二十四岁。
  李林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在她革命的一生中，对敌骁勇讨杀，建功卓著；与人民血肉相连，亲如手足；对祖国无限热爱，赤胆忠心；为革命坚贞不屈，鞠躬尽瘁。她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是亿万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中共平鲁县委员会
  平鲁县人大常委会
  平鲁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重刻
  （本文转引自山西平鲁县党史县志研究室编印的《巾帼英雄——李林》）
  军民并肩剿灭陈仁瑞股匪
  杨文英
  （一）
  海澄县大土匪头陈仁瑞，白水镇西凤村人。解放前任过白水镇镇长。解放初抗拒缴枪，煽动、纠集地主恶霸、流氓地痞、散兵游勇等一批人持械上山为匪。并亲自逃往尚未解放的东山县，寻找国民党八十五师师长洪达伟、匪“行政院第一公署专员兼闽粤边区反共救国自卫军”指挥官翁化清求援。接受匪翁化清的指令，任匪“闽粤边区反共救国自卫军突击支队”支队长职务。
  1950年2月潜回澄、浦交界的灶山、玳瑁山、太武山一带。大肆发展组织，扩大反动势力，阴谋建立“敌后游击区”，准备迎合逃台的国民党反攻大陆。并在漳浦县赤岭乡土塔社召开匪徒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支队”组织，进行封官许愿，任命李永清为副支队长，洪耀枢为政治主任，谢木奎为参谋主任，下设3个大队，9个中队，纠集匪众200人。持有轻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步枪及驳壳、大曲七、左轮、连珠、曲七等手枪共100多支，以及手榴弹等武器装备，部署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二）
  匪“支队”建立后，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大肆造谣破坏，盅惑人心，到处散布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共产党不久要被消灭！”第三大队副大队长甘北海明目张胆地写信给海澄县委书记蔡良承、县长郭景周、公安局长安汉奎威胁说：“你们必须要照顾我们的结拜兄弟和家属。否则，将来要与你们算账！”同时还策划攻打海澄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和第一区（城关）、第五区（白水）区公所。阴谋从狱中劫出匪首黄河东、许庚申、苏虱母等人。1950年4月18日晚上，匪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吴连泉、大队副刘晋美带领匪徒9人，武装袭击海澄县第一区区公所，打死区干队2人，打伤4人，抢去驳壳枪1支。匪第三大队长陈少瑞带领匪杨松和等10多人在白水西凤村伏击村干部，打死、打伤村干部陈振盛等5人。匪中队长杨松和带领匪陈石路、陈九婴等袭击金鳌村，打伤民兵杨天赐、杨贼才。惯匪苏万才在太江村打死前去剿匪的第一区区委副书记马玉俊。惯匪苏来德也带领匪徒打死六口碑社群众陈森淼一家6人，並把财产抢劫一空。这股匪徒经常出没在陈苍岭、西凤岭、石佛岭等地拦路抢劫。据不完全统计，共抢劫银元2000多元，人民币1000多万元（旧币），黄金、布匹、药材及其他物资一大批，向群众勒派乌单银元5000多元。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匪患灾殃，恳切期望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消灭这股土匪。
  （三）
  中共海澄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了迅速消灭股匪，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建立了海澄县剿匪指挥部，实行军事清剿为主，发动群众撒下天罗地网，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具体采取四条有力措施：
  一、联合清剿，歼灭股匪实力。县委书记蔡良承亲自挂帅，加强剿匪工作的领导，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实行村与村联防自卫。在地区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先后在漳浦和海澄第五区公所召开南五县（即海澄、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剿匪联席会议。确定了玳瑁山、灶山等地为重点，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七一团为主，配合基层干部、县大队、公安队、区干队、民兵等地方武装力量，部署开展清剿工作。多次主动出击郊边、油柑岭、松浦、田中央、太江、土塔等地进行围剿，击毙匪苏电火、杨乌龟等人。1950年5月2日，与漳浦县第三、五、六区联系，组织军民3000多人，联合围剿玳瑁山，抓获匪13人，给匪以沉重打击，大大地鼓舞干部和群众。在我军民联合围剿压力下，这些匪徒时刻心惊胆战，惶惶不安，不得不化整为零，到处逃窜。为了迅速消灭股匪，乘胜追击，不停顿地开展围剿斗争，7月16日在漳浦县湖西乡坑仔尾社击毙匪第三大队长陈少瑞。同时，加强与有关部门和兄弟县、市互通情报，通力协作，在群众支持下，又在厦门、漳浦、海澄等地抓获匪政治、参谋主任洪耀枢、谢木奎，匪正副大队长及惯匪甘北海、林江东、刘晋美、苏万才等人。同时加强公安行政管理，建立户口登记，开展户口大清查。在海澄城关清查时，查获隐隐藏散匪30多人，有力地打下股匪的嚣张气焰。
  二、控制匪情，摧毁联络点站。公安机关密切与解放军侦察连、排配合，深入群众，加强匪情调查，及时准确地了解控制股匪活动地点、人数。摧毁匪秘密联络点和情报站10多个，抓获匪秘密情报员陈南泉、陈石心、陈王仲、蓝合理等人。1950年11月26日，县公安局了解控制匪副支队长李永清等人在太武山附近的内托活动。立即与驻地解放军配合，调遣四个班兵力配合区干队、民兵，在第三区（港尾）党委王照承带领下，分成两路进行围剿，活捉李永清，缴获副支队长委令1张，驳壳枪1支，子弹30发。7月13、14日，分别在第一区、第三区的城关、港尾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匪首李永清、惯匪苏万才死刑，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三、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在剿匪斗争中，多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农协会，青年、妇女、民兵，以及匪属会等，反复说明政府对剿匪的决心和方针政策。指出匪首陈少瑞、匪徒苏电火等人坚持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的下场，启发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要求大家做到不窝匪、不通匪、不资匪，发现土匪及时检举揭发，协助政府捉捕，使土匪没有立足和藏身之地、同时，发挥政策的威力，开展强大政治攻势，争取分化瓦解匪徒。如匪方土生等一批匪徒，即在我政策感召下，纷纷向我政府自新，接受集训教育。在集训中，老实坦白交代，检举揭发，表示弃邪归正、改恶从善。人民政府再根据他们的罪恶轻重和悔改表现，对照政策，分别处理，该释放的立即释放。迫使匪首更加孤立，走投无路。匪正副大队长徐大馏、吴连泉则隐瞒枪枝，向我假自新，妄图待机而动。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基本上消灭股匪的有生力量，安定了社会秩序。
  四、发动群众，追捕溃逃散匪。为了彻底消灭溃散的土匪，我们组织一支强有力追捕围剿散匪队伍，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开展调查了解散匪的下落，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但发现，立即组织追捕围剿。先后发现匪甘春令逃藏在郊边山上的石洞里，匪苏来德等3人，逃藏在六口碑社邱宗礼家的地洞里，马上组织力量进行围捕。在围捕中，匪甘春令、苏来德等人，竟继续开枪负隅顽抗，甘、苏两匪被当场击毙，匪邱宗礼等2人被活捉。缴获卡宾枪1支，驳壳枪2支，大曲七1支。匪首支队长陈仁瑞与代理大队长杨松和，在我军民围剿压力下，四面楚歌，逃藏在西凤山上人空坑的石洞里，准备顽抗到底。由于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不通匪、不资匪，而致粮草断绝，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终于在1951年1月1日，被迫携械到我第五区公所投降。至此，匪“支队”被我彻底消灭。
  （本文作者解放后至今均在县公安局任职）
  围歼洪振隆股匪纪实
  杨文英
  龙溪县著匪洪振隆，南乡（今颜厝）田址社人。解放前任过龙溪县莲古潮联防独立分队附。解放前夕参加应变组织，任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行动总队第十七大队长”，死心与人民为敌。
  1949年9月龙溪县解放后，洪振隆率领匪徒上山流窜，又接受匪“十二兵团漳泉指挥部”委任为该部第九纵队第四支队长，拥有匪徒60人。该股匪分成四个大队，配备有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自动步枪1支，步枪、手枪40支。准备配合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作为内应。
  解放初期，洪匪在颜厝、九湖、程溪、步文、漳州一带，猖狂进行造谣破坏，煽惑人心，抢劫财物，勒派乌单。前后勒索掠夺黄金20两，银元530元，大米20多万斤。自1949年12月至1950年6月19日，洪匪采用武装袭击、伏击、威胁、诱骗等等手段，先后在长福、大梅溪、马洲、下洋、南坪、庵兜、下店尾、上溪、院后、洋老洲等地，15次杀害我县、区、村干部和农会代表许面、许水年、徐水生、庄扁头、许绍兴、杨标等10人；县公安队战士李连根、吴逢赐、杨朝水等3人；民兵蔡杨木等2人；群众朱太兴、黄欺、黄开芳、陈海根等9人，伤1人。抢去枪枝50多支。至此，洪振隆已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人民政府为剪除这一股匪，决定以武力进行剿灭。
  1950年1月23日，龙溪县建立剿匪指挥部，加强剿匪工作的领导，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持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民兵组织，部署侦察匪情，撒下天罗地网，开展剿匪斗争。6月1日，经公安部门侦查获悉：“洪匪振隆决定于20日晚召集匪徒40多人，准备在程溪南坑村祖厝开会”。立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区司令部报告，迅速调遣4个排的兵力，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驻漳押粮特务营机炮连一部分兵力，于20日晚赶赴围剿地点。21日拂晓，我剿匪部队发现有匪从祖厝向外逃窜，当即下令开火，枪炮齐发。这时，匪首洪振隆见已被包围，走投无路，进行垂死挣扎，命令匪徒回枪抵抗，企图突围，打死解放军排干1人。但是，在解放军炮火猛烈的攻击下，经半小时激战，共开炮200多发，六〇炮17发，掷手榴弹10枚，把该股匪全部歼灭，毙匪大队长陈友成等12人，活捉匪支队长洪振隆、大队长和大队附朱五县、朱茂盛、陈铜、林富生以及中队长以下匪徒27人。缴获轻机枪1挺，冲锋枪、自动步枪、步枪、驳壳枪计33支，各种子弹300多发，自行车2辆，其他物资一部。随后又于7月10日，在六区庵仔边围剿活捉匪副支队长郑扫等8人，缴获短枪10支。至此，该匪支队悉数就歼。
  龙溪县人民政府根据党对待匪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政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于1950年7月21日，在一区古县召开公审大会。把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首洪振隆，及其得力帮凶朱五县、朱茂盛、陈铜、林富生等5人，依照《华东军政委员会惩治土匪条例》有关规定，判处死刑，当众执行枪决。为广大人民群众和死难者申冤雪恨，人心大快。
  彻底查禁鸦片
  杨文英
  鸦片战争至解放前夕的一百年间，帝国主义乘机把鸦片源源输入中国。龙溪、海澄一带深受其害，贩毒、吸毒、种植罂粟相当盛行。据调查，石码镇解放前设有鸦片烟间93家，吸毒人数达320人，每年吸食鸦片即消耗掉130多万斤谷子。有43户因吸毒而致倾家荡产，有32人卖妻卖儿。集镇如此，农村亦然，且有占用农田种植罂粟者，误国贻民，屡禁不止。
  解放初期，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广泛开展禁烟宣传和查禁工作，种植罂粟已呈绝迹，贩毒、吸毒也有所收敛。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治安还不稳定，贩毒分子继续乘机进行活动。白水镇陈纯良、罗坑黄鸡母等继续前往云霄、漳浦等地贩运鸦片，危害人民。石码镇杨锦川于1950年5月间即因贩毒为我破获，缴获鸦片180两。经教育后，仍不思悔改，于1951年2月间，继续前往广东汕头等地贩运鸦片1050两，在石码等地出售。至8月发案后，在清毒运动中依法被判处死刑。
  1952年7月7日，为了保障人民健康，彻底消灭烟毒对人民群众的危害。龙溪、海澄两县，在完成土地改革，基本消灭土匪，肃清敌特的基础上。遵照上级指示，成立禁烟禁毒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侦查、预审、集训三个组。确定石码和海澄城关为重点，角美、浦南、天宝、白水、罗坑为副点，开展清毒运动。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下，认真贯彻执行“说服教育集中管理为主，强制与镇压为辅”的方针政策，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先后分别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和召开各级干部、职工、群众、妇女、家属等会议。层层宣传发动群众，启发政治觉悟，使之充分认识到烟毒的危害性和开展清毒运动的重要性、紧迫性，动员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做好禁烟禁毒工作。从而，掀起了群众性空前规模的检举揭发，互相监督，劝导戒烟的热潮。与此同时，进一步组织力量，开展专案侦查，并依靠基层和群众，深入调查，掌握充分证据，连连侦破贩毒吸毒案，促其坦白交代，立功赎罪，达到及时结案，扩大战果。并先后在石码、海澄等地召开宣判大会，进一步发动和教育群众。清毒运动至9月26日结束，共查处烟毒犯218人，其中判刑63人，劳役16人，管制30人，教育释放102人，其他处理7人。缴获鸦片、吗啡等毒品784.71两，烟具37付，在石码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烧毁，彻底消灭鸦片烟毒。人民群众称赞道：“只有人民政府才有办法教育改造这些贩毒吸毒的人，才能彻底消灭鸦片烟毒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坚决取缔娼妓
  杨文英
  旧社会允许设立娼馆，公开拉嫖卖淫，腐败的地方政府还把它列为特种行业，用以收取娱乐捐。据1948年调查，仅石码这个不上三万人口小集镇，公开或半公开的娼馆达40多所，被迫卖淫的妓女有300余人。一些坠落的官僚政客则利用它搜刮民脂民膏、发财致富；一些无耻的流氓地痞也利用它进行敲诈勒索、不劳而获；个别无知的老百姓被色情引诱而致腐化坠落、倾家荡产。因而，拐骗妇女，迫良为娼，逗嫖染毒，谋财害命等等桃色案件时常发生，严重毒害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风气。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为了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彻底改进社会风气，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明令禁止和取缔娼妓活动。因此，娼妓活动有些收敛，开始由公开转入秘密。1951年7月，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取缔娼妓工作，坚决打击鸨头、窝主计6人；教育改造挽救坠入火坑的妓女，共收容有70人。经过教育改造，回忆对比，认清危害，表示洗手不干。有的安置工作，安排劳动生产；有的回家找归宿；有的改嫁从良建家立业。从而煞住了娼妓活动，铲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人们的精神和社会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犬大树立起遵纪守法，勤劳俭朴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经过改造，过去娼馆林立的石码竹篙巷，现在建成人民市场；公益街建石码人民卫生院；海澄西门桥一带建设百货商场、侨星戏院、侨光旅社、国营饮食店，成为广大群众娱乐、生息的活动场所。人民群众感激地说：“共产党领导真正好，旧社会黑暗的地狱，如今变成了人间的天堂”。
  国际知名学者郑子瑜先生
  —一荣登世界名人录
  王凤池
  新加坡籍华人郑子瑜先生，祖居福建龙溪县丹洲（今龙海县丹洲）。1916年出生于龙溪县石码镇。其先世为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早岁旅居南洋，后定居新加坡。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语言学教育研究所研究修辞学，获修辞学研究证书。他在新加坡曾被选为南洋学会理事，受聘为新加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语言与文学科顾问。
  1962年应邀至日本各大学及研究所作短期讲学。
  1964—65年应日本早稻田大学聘任研究员（按：当时外国学者要在日本的学府当教授极不容易，即使欧美的著名教授，有自己的专著，在日本亦只能当讲师）。当时，多位教授要求听他讲课，准备开办“特殊讲座”，但格于研究员资历，胡能对教授讲课？为此破例聘为教授（日本这种排外和不合理制度直到1982年才废除）。“特殊讲座”开办后，讲授中国修辞学，听讲者限于大学教授。参加听讲者，均为日本著名教授、学者、专家，成为教授中的教授。
  1978—80年任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
  1984年一现在应聘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1986年应上海复旦大学聘任为顾问教授。同时应聘为厦门大学客座教授。
  子瑜先生数十年来致力钻研中国修辞学，成绩斐然，先后著有：《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国修辞学史》等巨著，对文坛有极大影响。他的治学成就记述，已列入：英国剑桥与美国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世界智慧人物传》、《世界荣誉人物传》、《世界杰出领袖名录》等书。
  附录：
  郑子瑜先生著作：
  《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在日本出版）
  《人境庐丛考》
  《郑子瑜选集》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与实藤秀惠共同编校）
  《红豆簃滕稿》（在日本出版）
  《中国修辞学史稿》（在上海出版）
  《悼东瀛文友》
  《鲁迅诗话》
  《诗论与诗纪》（第一版在香港出版，第二版在北京出版）
  《门外文谈》
  《东都习讲录》
  《青鸟集》（在香港出版）
  《郑子瑜修辞学论文集》
  《华文精读指导》
  《中国修辞学史》（在台湾出版）
  （其中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日等国文字流行于彼邦。）
  （本文作者为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郑子瑜先生的知交）
  读者来信摘登
  龙海政协文史办同志：
  《龙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有关石码建埠五百周年大事记有几则是可以再斟酌的，不知对否？请裁之。
  ①“广东护法军陈炯明攻进漳州”，在事件性质上模糊，贯词也不妥。是否可写：“援闽粤军总司令奉孙中山命令攻克漳州进行护法……。”（见72页第14行民国七年大事录）
  ②民国十五年“张贞驻漳”，似不实。十五年，北伐军攻克漳州，东路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进漳后，遂派军到石码抓一土匪团长，未几天就尾追张毅而去，此系路过而非“驻”。张师驻漳，那是1928年3月起（北伐时，谭曙年师和起义部队曹万顺也派兵到石码，非驻）。（见74页第4行，民国十五年大事录）。
  ③民国十六年：“何应钦在群众大会上演说，”这就错了，何应钦演说那是北伐当年（民国十五年）。民国十六年，何在南京策划清党（见75页第5行民国十六年大事录）。
  肖林
  199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