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政治觉悟空前高涨，各地纷纷传来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举办文化慈善事业，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恶行径。当时，龙溪县第六区翰苑乡（现龙海县步文乡后坂村）群众也愤怒地揭发出西班牙籍修女（当地人称其为姑婆）卢立德和玛利珀两人在主持后坂“仁慈堂”期间，借着“博爱”和“慈善”的名义，施行虐待堂里收容的中国儿童的内幕。
  龙溪县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于1953年从有关部门抽调5名干部（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成员）深入进行调查了解，发动群众起来检举揭发，证实这两个外国修女，确实有着虐待和残害女婴童的事实。终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给予护送出境，遣返回国。回顾当时群众揭露的真相忆述于下。
  后坂“仁慈堂”是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罗祝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设立的。随后由西班牙天主教多明我会拨款，建筑一座“仁慈堂”。购置田地约60亩，全部出租给当地农民耕种，逐年收取租谷，并接受外资津贴，作为经常费用。该堂接收弃婴的条件；一、不是信教的，二、男性一律不收，三、家庭贫苦的小孩。从1888年——1952年，共计收容女弃婴约2000多人，平均每年约收容30—40人。因抗日事发，外资不济，收容减少。主持后坂“仁慈堂”的最后一任管理员卢立德、玛利珀（亦译为马修德）两位修女，她们的任职时间最长，所做出来的坏事也最多。尤其是玛利珀心肠更恶毒，手段更残忍。她们背离了建立“仁慈堂”原有的宗旨，滥施虐待，残害堂里收养的中国女婴童，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
  据群众揭发，后坂“仁慈堂”由于工作人员不足，管理不善，且施以种种虐待，造成收容的女婴童死亡率很高。至1953年，龙溪县民政科派陈国生同志到后坂“仁慈堂”办理接收时，解放前被收养的婴童只剩下6人，个个骨瘦如柴，虚弱不堪。群众揭发他们虐待、残害女婴童的主要事实有：管理不善，饥寒交加。据在该堂养大的郭瑞兰反映：该堂没有保育员，都让年纪大一点的女童看顾女婴孩，不管有病没病，大部份都给咽米糊。有些因消化不良而死，有些不给食而饿死。年纪大一点的给吃稀粥，夜间要看顾婴儿，白天要割草、打水、洗衣，做尽苦工，稍有怠慢，姑婆们便横加责打，有时还要罚禁闭。瑞兰就是不堪这种虐待而出逃的。又据该堂长大的女童黄淑德揭露：堂里的炊事都由年纪较大的女童轮值。抗战期间，有个叫阿早的女童，因苦于给米的限量，煮粥既少又稀，屡被姑婆责罚苦役，累得身体支持不住。有一天因贪睡误点，玛利珀不问情由地穷追责打，以致跌落楼下活活摔死。东屿乡下桥村陈河揭露：1946年他因家庭生活困难，把刚生下两天的小女婴送进该堂收养，附送去衣服5件。隔天又到该堂探望，发现其女与许多小婴儿一样，身上只穿一件单薄的衣衫，胸前既湿又脏，放在拨箕里挨冻，因而坚决把其女儿抱回去。
  丧失自由，滥施虐待。女婴一旦被送进“仁慈堂”，即与外界隔绝往来，并要服服贴贴地听从姑婆的指使和安排，否则就要遭受歧视和虐待，可以说是丧失掉了人身的自由。即使是侥幸长大成人后，还得任从外国修女给予指定配偶，根本谈不上什么婚姻自主。第十区六石乡山头顶村王戽斗，于1932年把女儿王古椎送进“仁慈堂”收养，古椎因常想念回家而遭到姑婆的歧视。1942年竟因私自逃回家，被玛利珀从三层楼上踢下而跌死。抗日期间，有4个年纪大点的女童叫阿汀、瑞兰、阿杏、柳仔，她们利用空闲私做女工，各自买双新鞋子准备过“复活节”穿戴。其中因有三人未告知姑婆，而被责违纪施以责罚。阿汀被关进楼下狗舍三昼夜不给饭吃，后被送往莆田涵江，至今下落不明。杏仔被关进厕所受尽折磨，无辜夭折。瑞兰出逃自找到归宿，她在回忆当时情境时，犹觉不寒而栗。另一名孤女献德，被姑婆指定配亲出嫁后，因不能如意，返回堂里当炊事员。直至年老不能干活，被迫住进死人间，病倒了也不给饭吃。女童怜其惨状，偷偷节粮送食，被姑婆发现竟破口大骂：“你到临终，嘴里还吃个不停，到现在不顾灵魂，还顾肉身”！后来，死了多久，竟没有人知道，当被发觉时，眼睛已被老鼠咬掉了。
  疫病传染，不防不治。过去，后坂“仁慈堂”是个十分神秘的地方，修女们规定不准外人进屋登楼，被收容的女童也不让外出与外界交杂。邻近村民反映，数十年来，只见“仁慈堂”不断挑着死婴到草坡上埋葬，夜里常听到婴孩惨哭声。后坂村有5位替“仁慈堂”哺育过弃婴的乳妈说：喂养的女婴到三岁都是又白又胖，会说会笑，活泼可爱，可是一被讨回堂里，不久就夭折身亡。一位不甘心婴儿被讨回堂里的乳母高珠说：“当时我借钱要把婴儿救出，但姑婆就是不肯，被讨回不久就死了。”有一次天花流行传染，一天里就死掉二、三十个婴儿。据曾替“仁慈堂”埋葬死婴的李仁（已逝）之妻林九升揭露：30年前，在天主堂对面田间草坡上挖了个直径一丈的圆形坑，上面以水泥封顶，旁开有一洞，死婴尽往里丢。修女们因其臭味冲天，怕惹众怒。后来改建一座约有亩半方圆的红砖围墙，外装铁门，据说已有数以百计的死婴丢弃在内，当地群众管叫它为“死囝城”。而修女们则自作解脱地掩饰道：“孩子死在仁慈堂里，圣母可以拯救她的灵魂。”赤裸裸地暴露了她们那“拯救灵魂，不救肉身”的“博爱”和“慈善”的真面目。
  解放前，后坂村附近群众即看穿了“仁慈堂”里的真相，不忍同胞骨肉遭受此折磨和迫害，曾经自发地起来封闭“仁慈堂”的大门，扬言要赶走西班牙修女，后被摄于保甲长的劝阻，大家才憋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动，群众觉悟逐步提高，开始有些群众自发地讨回自己的孩子，也有些找不回孩子的父母家长纷纷愤怒地起来进行揭发，强烈地要求政府赶走这些居心不良、手段狠毒的外国修女。县人民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和要求，于1953年12月25日把玛利珀等两名西班牙籍修女护送出境、遣返回国。仁慈堂于1953年11月，由政府派员接办为龙溪专区儿童教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