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的老家在龙海县东园公社东园乡下房村。父母因家境贫困，生活无着，在清代末年就远走南洋，侨居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火水山埠。最初当苦力、后当鱼贩。我于1918年出生在那里，所以说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所回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
  一、我的第二故乡——火水山埠
  火水山埠，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中部，东石沿海小县城，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华侨通称煤油为火水，火水山因此得名。这里生产的石油，由荷兰殖民统治者B：P：M·公司垄断经营，设有一个大型的炼油厂，有五、六千个工人。又有产量可观的鱼、虾，堪称鱼虾之乡。还产有橡胶、椰子、槟榔。这里的居民，华侨约达60％—70％。其中，龙海人不少。仅甘姓的人（祖籍龙海县东园公社），就有六、七十家，近400人。经营各类商店的有三百多家，养鸭的约有三百家，还有渔民、渔工、码头工、菜农、小贩、渔商和自由职业者等等。
  这里有一所华侨捐资兴办的“中华学校”，近千名学生，除小学外，设有初中班。这所学校创办于1905年，创办人兼第一任校长罗仲霍先生，是辛亥革命时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罗仲霍烈士以后的历任校长和教员中，也多是革命志士。他们在国外华侨中传播民主爱国思想，还回国参加“反清”“倒袁”和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在民国初年的革命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1931—1941的十年间，在这所学校任过校长和教员的吴敬夫、华兵、赵洪品、丁韵清（女）、周斌等，都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革命进步思想的人士。火水山的学生，在他们的熏陶和教育下，不断涌现一批批有革命思想和爱国热情的青少年，他们回国参加抗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我七岁入学，毕业后升入初中班。十五岁那年，日寇强占我国的东北地区，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我接受吴敬夫老师的启发教育，深感祖国的衰弱，政府的无能，加上华侨寄人篱下的痛苦生活，激起了爱国热情，渴望能够有个参加救亡图存的机会，然而事势使我并不如愿。由于步步退让的不抵抗政策，日寇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剧。其时，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中央已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同心合力，挽救民族的垂危命运。接着，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消息传来，火水山的华侨也振奋起来了！
  二、周斌老师来到中华学校
  芦沟桥事变发生，华侨虽寄居异乡，可谁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因而报纸号外、街谈巷议，几乎人人关心国事，个个愿为抗战尽力。在那紧张而又热烈的气氛中，我跟许多青年人都要求为祖国效忠。可是，爱国有心，请绥无门。我们对祖国的情况不了解，抗战了，需要做些什么工作？需要怎样尽力，才能坚持到底以争取胜利？抗战的前途会有什么意外的变化？……对这么一系列问题，还是模糊不清。
  1938年春，恰好中华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周斌。据闻，他刚离开祖国不久，对我们那些模糊不清的问题，也许可能找到解答。因此，校内外的许多人就前去访问他、请教他。他态度和霭、平易近人，凡有所求，无不竭诚接待和解答，这就博得了广大华侨青年的爱戴。然而他在校的工作很忙，除了上课，还为校外的失学青年义务开办夜校。几乎从早到晚，都没有一点空闲，既要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质量和思想认识，又要对夜校青年讲解革命道理和当时的革命形势。他把殖民当局禁售的许多书刊，如《西行漫记》、《论持久战》、《星火燎原》等，借给我们阅读。
  周斌老师时常给学生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的事迹，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爱乡热忱，他还介绍了抗战前夕，这个学校毕业的同学杜铁高（现任龙溪地委副书记杜伦同志）、雷震天（现任铁道部长）、郭卫国（皖南事变时牺牲）、林百克（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在华北前线牺牲）、杨长鞭（不明）等人，宁愿抛掉优越的物质生活，毅然回归祖国，投奔延安革命圣地的事迹，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这段时间，我参加夜校学习，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政治认识显有提高。在周斌的领导下，我和几十位夜校同学，被吸收为印尼苏岛华侨反击法西斯同盟盟员。周斌给我们传达了这一组织的任务是：1、领导和组织筹赈救济祖国难民；2、宣传发动抵制日货运动；3、筹募八路捐、支援八路军抗战。他在布置具体工作时说：以公开筹募难民捐，掩护宣传抵制日货运动。要有选择对象地秘密筹募支援八路军的捐款。
  三、抵制日货运动
  在周斌的具体安排下，以学校老师和知名人士为骨干，由小学生背着红十字会募捐箱，在街头、市场等热闹场所，公开发动难民捐。又以周斌、赵洪品同志为领导，由初中班同学和社会上的华侨青年，组成抵制日货宣传队。当劝募和宣传行动前，周斌同志慎重而详尽地给我们分析情况，指出：我们侨居的火水埠是印尼的领土，但是处于荷兰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他们对华侨的救亡抗日活动，是会极力阻挠和破坏的，我们必要提高警愓；对一般华侨商人要多做说服工作，晓以大义；对少数顽固、唯利是图分子，更要反复说明爱国道理。总之，要讲究策略，分别对待，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共同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斗争。
  依照上述指示，我们把抵制日货运动的宣传队分成小组，分赴各街道、商店、住宅，悄悄地进行个别串连宣传。着重宣传日寇在祖国的土地上，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强调华侨人人抵制日货，就能削弱侵略者的力量。
  在红十字会公开劝募难民捐的掩护下，二十多天内，就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效果。造成了华侨社会中各方面人士的相互敦促，相互鼓舞，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
  周斌同志在一次秘密会议总结说：“筹赈祖国难民捐和抵制日货，两者是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运动。为什么它能开展得如此顺利呢？主要是华侨和祖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华侨人人懂得，只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华侨的生存才有保障。所以抵制日货，支援祖国抗战的口号，一经提出就造成了浩大的声势，汇成了一股激流，滚滚向前！”
  四、筹募八路捐
  筹募八路捐，是苏岛反法西斯同盟总部给“火水山”小组的任务之一。所以在开展筹赈难民捐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结合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1、以周斌同志为领导的，以反法西斯同盟小组为骨干，秘密地进行宣传和发动：2、以香港为中转站，间接与延安发生联系。3、在棉兰市投资开办一家“大地书店”。经理决定由火水山中华学校校长赵洪品同志离职担任。“大地书店”的任务是：联络教育界进步人士，输入国内的革命进步书籍、代办代转八路捐。“大地书店”从募股、选址、向香港进货，前后不到两个月，就开张营业了。这间书店，供应了苏岛各县市学校的教科书。开办以后深得各界以及社会上进步人士的欢迊。生意兴隆。实际上成了抗日联络据点。
  当年苏岛反法西斯同盟总部定期出版地下油印小报“消息报”半月刊。主要内容是报导祖国的抗战消息，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胜利的消息。每次“消息报”出版后，我分到一份，就分别向八路捐捐款人一一传阅，阅完再收回烧毁，每次由“大地书店”转来延安寄来的八路捐收据，我也分别给募捐人一一传阅。见到延安人民政府的方块大印，盖在一张小小的薄纸上，每个人的心情都乐滋滋地非常兴奋！
  周斌同志在百忙中，经常在晚上向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了解情况，指示工作。他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千万不要粗心大意，要善于观察了解情况，宣传发展新的对象。在周斌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所出版的“消息报”，所劝募的八路捐，始终健康地、顺利地发展，直到日寇南侵，占领苏岛以后才停止活动。
  五、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苦斗
  1941年12月8日以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连续抗击消耗，深深陷入了战争泥淖。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竟然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东南亚各国，印度尼西亚就在那一年全部沦陷，苏门答腊全岛，也不免受到日寇铁蹄的践踏！
  在荷兰统治者撤走以后，日寇进驻之前的一段空隙时间，社会治安发生混乱。B·P·M·煤油公司实行焦土政策，几天的大火烧成废墟。
  日本军进驻火水山以后，由日本军宪兵部实行军事统治，弥漫着白色恐布。周斌等领导同志暂时隐避到农村去了，我们的抗日据点——中华学校，顿时失去了原先的光彩，换来了经日本宪兵部批准的新校长。表面看去，教师唯唯诺诺，学生规规矩矩，校内外公开活动的场合没有了，好象是一潭死水……，不，一时的宁静，压不住青年们心中的怒火，抗日的要求，已经深深地播种在学生们心底。
  日寇占领初期，“大地书店”被查封，反盟领导人也暴露了，八路捐的工作因此停止，但“消息报”继续按期出版分发，领导人虽都隐居乡下，抗日工作仍在坚持着。
  日本宪兵部迫害革命者的信息传来了。首先是听说在苏岛先达埠有一位流亡的小说家郇达夫被捕，后来被抢杀了。及后，又听说周斌同志在一次转移途中被敌人发现而被捕，押赴棉兰市宪兵部，受尽折磨。敌人为了从他口中得到地下抗日革命组织的情况，利诱威迫，软硬兼施，各式各样惨无人道的刑具，都加到他的身上。他意志坚强，始终不屈，最后在敌人的刺刀下壮烈牺牲了！
  六、我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来
  回顾我在印尼、苏岛火水埠这一段参加抗日斗争的经过，在我心目中，始终闪耀着周斌同志这个高大沉毅的形象，他的音容笑貌还依依眼前，历历如生。
  新中国诞生了，我就渴望着早日够能回到家乡来，但由于印荷的战争影响，我还侨居在印尼，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1954年才如愿以偿，叶落归根，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每当我碰到某些困难或挫折的时候，想起周斌同志的高大形象，就会振作起来，推动了我为人民的事业不断前进！
  周斌同志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后死者的心中，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