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铜山城的兴废修圮
  林阿定
  铜山古城从洪武二十年，即1387年修建以来，在靖边、抵御外侮、收复和统一台湾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满满正能量的化身。经笔者查阅多种相关资料，获知铜山城的被毁和重修情况如下——
  第一次大规模重修，即增加铜山城月城，在嘉靖十年（1531）。这是铜山城增加建筑项目。据《铜山志·建置志·城池》载：“嘉靖十年，漳浦县郑公禧奉委到所，人以出入为难，始议开二门，内增月城，北门未增。”1994年版《东山县志》也载：“嘉靖十年，漳浦知县郑禧筑东门月城。”这个“月城”也叫“瓮城”，权威解释是：“……在城门外（亦有在城门内侧的特例）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属于中国古代城市城墙的一部分。”此月城就在现今东门即晨曦门。站在此处，眺望大海和东门屿文峰塔，美不胜收。
  第二次在嘉靖二十三年，也是增加铜山城的北门城楼建筑。据《铜山志·建置志·城池》载：由铜山水寨把总陈言奉命修建铜山城北门楼。城楼的建成，对于更有效地观察北边海域军情，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次在嘉靖三十六年，这是因铜山城毁坏而增加建筑项目。据《铜山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载（黄俊清家藏本第四九页）：“（明嘉靖）三十六年海寇往来东北，城圮（塌坏倒塌。）具卑（矮），众议增筑为防守计。漳南道王公槐愿自修筑，委诏安县龚公有益以墩易土，以石环海为壕。”意思是：到嘉靖三十六年，由于海盗不时往来于东城门和北城门，而铜山城年久毁坏又低矮，城中民众又商议：从防守安全考虑，铜山城需要再修建。漳南道王槐公愿意自己出资修建，委托诏安县龚有成公用土堆来换上原来的旧土，用石头环城绕海作为壕沟。这是铜山城首次出现的毁坏，距离修城时间为170年。
  第四次在康熙三年（1664年）“迁界”时，这是铜山城大规模被毁，据《铜山志·铜山人物志序》载，“内地兵（即清兵）乃于五月十三日过陈平渡（即今八尺门），十四、十五日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顿成邱墟，不能不令人涕泪交颐也！”异族人的入侵毁城，除了毁掉铜山军民赖以反清复明的凭借之外，恐怕还有借此从内心毁掉反抗者意志的企图。
  第五次在康熙十九年（1680，一说在康熙十八年）“复界”时，这是铜山城大规模修复，并在东、西、南城门上增设谯楼（古代城门上建造的用以高望的楼，也叫瞭望楼），此外还重修毁坏的女墙。应该说，这是清军将领们终于明白，作为新的统治者，修复铜山城，除了它的保护功能外，是想挽回铜山民众的心。据唐朝彝的《大都督詹公重建铜城功德碑记》载：主持修城的将领詹六奇，“翳惟右都督詹公，是倚驻镇兹土城之，梓桑保障，计合三邑民力腋襄焉。诰诫筹糈所为，备者甚至，公俱惮心力以董之，洽旬而铜之垣成。”此段文字比较艰涩，翻译成现代文是：话说右都督詹六奇公，靠着他驻军在这片土地上，又修建铜山城，使我的家乡（铜山）能得到安全保障，才集中漳浦、诏安、平和三个县百姓的力量来完成它。是他告诫人民筹备粮食，所做的准备都很周到。詹六奇公都很担心修城民工精神和体力过于损耗，而加强监督管理，协调巡视，才使铜山城得以重新修成。
  重修铜山城，不管对国防，对海疆的安全，尤其对铜山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万分重要的。尤其是此城是铜山人民坚强意志的象征，重修就是重树铜山人民的意志。再其次，重修铜山城，因其保护铜山人民的作用，必然会缓和修城者与被古城保护者，即清廷及其代表清军与铜山人民的对立情绪。
  第六次在乾隆二十三年，即1758年，与康熙十九年相距78年。时铜山城因为时隔太久而倾颓（倒塌），由诏安知县秦其渭奉命重修（因为铜山城已经在雍正十三年即1735年划归诏安管辖）。
  第七次是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又是一个相距78年。据《铜山志》载：这一次重修，是由“铜士庶”（铜山城的士人和普通百姓）出资修建的。具体是哪个士人，毁坏和修建了哪个部位，不得而知。
  第八次是同治十年，即1871年，与上次重修相距仅35年。据《铜山志》载：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就重修，是因为“风雨，沟坏城倾”而重修。
  第九次是光绪五年，即1879年，这次无疑还是因毁坏而重修，只是时间又缩短了，仅仅相隔28年。据《铜山志》载：这次重修，由“参府陈公邦俊倡士庶再整顿重修”，即参将府的陈邦俊参将倡导铜山城的百姓再次整顿重修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清廷已经是强弩之末，无力出资重修古城，至于这位参将是怎么“倡导”百姓，也无从考证了。至于重修的项目是什么，同样不得而知。
  第十次是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又是相距28年。据《铜山志》载：“参府彭保清又见其圮坏数处，因自出资工修葺（修理）”，即参将府的彭保清参将看到铜山城几个地方毁坏了，就自己花钱雇工修理。看来，这位参将知道老是让铜山城百姓掏钱修城，不是办法，终于自己掏腰包修城，因此，《铜山志》赞扬他“亦可谓见义勇为者欤”。（《＜铜山志＞注译》第40页、黄俊清家藏本《铜山志》第50页）
  到此，《东山县志》（民国稿本）（第339页）有这样的记载：“溯城自洪武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三年计五百二十年，其间兴废修圮，不下十余次。”
  第十一次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与上次重修仅隔20年。这是当时驻防海军之所为，也是人为的第一次大破坏。据《东山县志》（民国稿本）载：“民国十六年海军驻此，拆毁城堞一隅，用于填码头、砌道路。”驻防军的这些长官们如此作为，不知有否权衡一下：在天平的这头，是代表铜山灿烂历史文明的古城；在天平的那头，是代表军事或民生需要。这二者孰轻孰重？之所以拆城填路，长官们显然是更看重后者。
  第十二次是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时间相隔13年后，铜山城又一次遭遇人为的大灾难！拆城者竟然是赫赫有名的抗战英雄楼胜利先生。据《东山县志》（民国稿本）同页载：“二十九年东山三度抗敌后，楼县长胜利又拆毁西门一带城垣，供筑公墓、防波堤、中正公园之用。今公正镇中心学校（即旧二小操场）体育场即城楼遗址。”楼先生无疑是位抗战英雄，但是他对保留古代灿烂文明的重要性，显然是非常无知和愚昧的。要不然，他就不会以破除迷信为由，把全县的庙宇甚至古城等不可再生的宝贵文物毁于一旦。
  第十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拆城者是600年来受铜山城保护的普通民众，这是人为的第三次最大劫难！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拆城建房。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天早晨，哪一个铜山城人，拿起锄头钢钎，拆起第一块城石，然后其他人一拥而上，齐挖齐拆，甚至在城脚处掏城石，打自家出入的门洞。数年之间，铜山古城之东，即原县工商联经过古城南门，到角仔底的城墙上；从铜山城之西的后山一带，原有的残存的古城墙体荡然无存，一个近600年的铜山古城折腾得满目疮痍。新建的民居安然自得地骑在古城之上！可怕的是，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却没有任何羞耻感、犯罪感！由此可知，愚昧比贫穷更加可怕！再过一些年月，他们或许都拿到了占据和拆毁古城的“确权证”“产权证”。当年建成的周德兴、文姓指挥祖这些先贤们，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知道破坏古城的，就是铜山城的民众，一定会痛心疾首，捶胸顿足而热泪满襟啊！
  第十四次是在1980年和1988年，这两次合为一次，是铜山城近百年来的一次大修复。据1994年版《东山县志》载（第655页）：“省建设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两次拨款修复东门两段城墙，计600米，并于东门城上建一座城楼。”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然而它距离原铜山城571丈即1903米，还有1303米的差距；当然还有其他不足。
  综合上文，古城自修建以来，共有10次毁坏，9次重修。造成毁坏，有风吹雨淋日晒，也有外族入侵者甚至我们愚昧的军方、官方和铜山城百姓的自毁。
  因此，诸多有识之士，曾经呼吁重修铜山古城和它的西门，认为古人能修铜山城，当今政府这么重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理当完整地修复它，使它重放异彩。假如这个愿望得以实现，那么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完成的平遥古城，在祖国的东南沿海又出现一座伟大的抗倭平天下的古城！但愿这一希望能早日实现。也希望古城的人们，不要忘记当年造城者的初心，拿出实际行动保护这座著名的古城，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出一份力量。
  海外洪门的圣城——康美木杨城
  陈旭山
  天地会是海外洪门的前身，而东山康美“木杨城”是天地会的圣城。天地会的内部秘籍《会簿》经常提到木杨城，现已确认木杨城就是东山康美土堡。据《东山县志》民国稿本记载：康美土堡为“明郑成功部将万礼所建，故址今存。”
  土堡为长方形，长104米，宽84米，高6米，厚约1米。城墙为三合土夯成，每隔5米开一炮眼，开东、西、北三门。北门石匾刻“北勒石碣”，源自东汉名将窦宪打败匈奴，勒石燕然山的典故。匾额两边各镶嵌一块浮雕石板，左右各雕一日一月与麒麟。南门匾额镌刻“南标铜表”，取自东汉名将马援南征交趾（今越南）时，立两铜表以标示疆界的典故。其两边也各有一方浮雕石匾，左边雕刻战马、桃李树和图为康美木杨城
  猴子；右边镌刻老虎、松柏林与雄鹰。这和天地会《会簿》所说：“左边有对桃李树，右边有对松柏林。”“苍松上立洪鹰叫。”非常一致，这是地下会党标记性指称，而且两匾额均为道宗和尚的墨迹题刻。
  崇祯末年，诏安人道宗和尚，与堂兄张礼、乡友郭义、蔡禄等18人结拜聚义，创立“以万为姓集团”，因结盟时排行第五，故称万五和尚。同时在诏安九甲草创长林寺，定法号道宗，自称“长林寺开山僧”。后来以“万”为姓的集团日益壮大，竟聚众数千，并曾于清顺治五年（1648）与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联军攻打漳浦清营。顺治七年（1650），万礼率众参加郑成功抗清队伍。道宗随营，参赞军机之余，他在铜山九仙山修建长林寺。顺治十年（1653），道宗积极筹建驻军营地，在康美港湾之内修建城堡，作为万礼驻军之地。城堡地处康美村和美山村交接地带，康美村的林姓和美山村的杨姓为堡名争执不已，道宗和尚取康美村“林”字的一半和美山村的“杨”字，将城堡命名为“木杨城”，以平息康美和美山的争议。
  这样，郑成功的嫡系将领张进驻守铜山城，万礼的部队驻守康美木杨城，万礼接受郑成功指挥，但是部队没有接受改编，保持相对独立性，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内外不同，亲疏有别的现象，非常容易产生矛盾。
  道宗念念不忘其集团结义初衷，自忖非郑成功嫡系，时刻警惕危机。于是暗中物色人才，发展天地会秘密成员。顺治十六年（1659）夏，万礼率军随郑成功攻打南京阵亡，起初入祀厦门忠臣祠。翌年有人对郑说，万礼不是战死，而是逃跑溺水而亡，怎么能和阵亡将士同列忠臣祠？郑听信谗言，撤去万礼牌位。道宗悲愤交迸，返回诏安兴建万公祖祠，以奉祀万礼和其他阵亡弟兄，这导致了郑成功集团和万姓集团的矛盾产生。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在台湾向驻守厦门的洪旭发出密谕，传令万义、万禄率部撤离铜山赴台，如不赴台，就地缴械。道宗秘密侦悉杀机，当机立断，策划两人率部叛郑降清。后来，万义、万禄被清廷调任广西、河南总兵官。道宗被授与江西督粮道，他辞不赴任，而回诏安奉佛。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叛清，万禄暗中响应，被清廷惨杀于河南，诛连甚众。万义在广西与郑经接上关系，率余众回乡哭诉，请求报仇。道宗一向视结义情高于一切，见盟友大都惨死于清兵刀下，国恨家仇齐集清廷，但又势孤力薄，无力公开对抗，只好扩大秘密队伍，决意世世代代与清廷为敌。遂于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二十五日，在诏安官陂高溪庙聚集残余部众和佛教门徒，歃血盟誓，正式建立天地会秘密组织，遥尊康美木杨城为天地会圣城。
  关于天地会起源，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东山九仙山、古来寺、康美土堡等地都留下早期天地会的活动印迹，诏安、云霄等地也是天地会早期发源地之一。而唯独康美土堡是驻军营盘，他们曾经拥有军队，正面与清军交锋，最终失败。在江山易主，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里，为了生存，也为了抗争，以道宗和尚为首的万姓集团，走过了抗清、降清、反清的曲折道路，最终以天地会的形式存在于中华大地。但是，天地会只能地下活动，兄弟们分散四方。道宗和尚希望天地会兄弟们记住木杨城的碑刻题词，那是奋斗的目标，它表达了兄弟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美好理想。
  为此，道宗和尚创设了加入天地会的拜斗歃血盟誓的仪式，以斗来象征木杨城固若金汤，让分散各地的兄弟们永远记住木杨城这个发源地。在其他地方，天地会引众入会时，必须以竹插地，糊纸作门，称为“木杨城”。又用桌椅搭制，嘱令入会者由此门进入“城”内，结为兄弟。其《会簿》有许多关于木杨城的诗歌和记载，如《反清复明诗》：“新造木杨城，惊动众洪英。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复明。”此诗点出了天地会的渊源和宗旨。
  后来，天地会受到清政府围剿，许多会员逃向海外谋求生存和发展。“明末清初在东南亚建立的闻名世界的‘兰芳共和国’，就是在这个婆罗洲（今文莱一带）建立起来的。那是明末清初的时候一批来自福建、广东农村中的‘洪门’（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子弟，远渡东南亚婆罗洲掘金谋生，人数多达七万多人，成为当地一批巨大的华侨群体。当时他们分成二十几个集团组织，这些集团当初名之为‘公司’。其中最有名气的是梅县人组织的“‘胜公司’，该公司首领为吴元盛，后来又加入了一位很有谋略和武勇的罗芳伯，使公司事业大为发展；后来于公元1777年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公司’，又名为‘兰芳大统制’，亦称‘兰芳共和国’。当时这个‘兰芳公司’，其规格和权力，的确是很大的，不下于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其权力和机构为‘大统制’，中央设有‘公班行’，下设行政、立法、教育等部门，又有省、府、县各级机构。这个带有国家性质的兰芳公司，一直存在了108年，直到1885年，荷兰国的‘东印度公司’，席卷了整个爪哇群岛，这个华侨群体的‘兰芳公司’才告结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兰芳公司’虽然结束，而东南亚的许多洪门子弟，仍然继续使用各种‘公司’的名义进行反清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活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一带的义兴公司、信义公司、信和公司、坤成公司、和成公司、华生公司、兴盛公司、洪义顺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成立，都是受了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也说明东南亚的华侨事业，自从郑和下西洋以后有了历史性的发展。”（1）
  几百年来，沧桑巨变，天地会的名称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会名，出现了“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小刀会”等等名称，后来统称“洪门”，他们设立机构，命名“致公堂”，其反清复明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而海外的“洪门”，为了在异国他乡生存，他们把当年反清复明的会旨改为“互帮互济，团结发展”，并吸收海外的广大华人入会，据不完全统计，“洪门”散播在海外各地成员将近五千多万人。他们身处海外，胸怀祖国，溯本追源，往往会联想到木杨城这座圣城。因为有“海内外洪门本是一家”的传统，许多海外洪门机构与中国致公党联系密切，他们改革旧堂规，与时俱进，加强与各界华侨华人的合作，共同推动促进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注释：
  （1）廖楚强《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华侨的影响》，《福建史志》，2007年第一期。
  清代铜陵南门黄氏家庙
  江夏
  南门黄氏家庙，位于铜陵镇顶街下巷南门大埕，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至今已有194年的历史，为东山县唯一供奉黄道周先生的家庙。最近在文史界人士的努力下揭开了面纱。
  黄道周就义与黄氏家庙的兴建
  清顺治三年（1646）三月五日黄道周在南京被害。临刑时他“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裂衿咬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慷慨就义。黄道周坚守仁义忠信，为国殉道，为中华民族增添一位固守清贫、德如天高、大义凛然、崇高圣洁的光辉形象。
  讣讯传至福建，明隆武帝“震悼罢朝”，特赐谥“忠烈”，赠文明伯，并令在福州为黄道周立“闵忠”庙，树“中兴大功”坊。铜山乡人在其出生地铜山深井故居设神位祭祀。
  黄道周殉国100年后，清乾隆帝清皇帝乾隆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为褒扬其忠节，改溢“忠端”。据《儒家文献资料汇编》记载：“京察一等、记名御史陈寿祺奏请黄道周从祀孔庙。”著名的黄道周学术研究学者翟奎凤教授在《“黄道周集”的汇结与刊刻》一文写到：“道光四年，陈寿祺上书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准，呼吁以黄道周从祀孔庙，第二年，礼部又把赵慎畛的奏请上报朝廷，得到批准，黄道周得以从祀孔庙东庑，在明臣罗钦顺之次”。黄道周先生成为闽南地区唯一列入曲阜孔庙从祀的先儒。
  清道光五年，清廷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西庑先儒”第34位、赐建家庙。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先儒人物77位。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对于一个人立德、立言、立业方面的全方位的肯定，是人生的最高荣誉。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言：“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凡能从祀孔庙者，都是官方及社会认可的大儒。《孔庙从祀的先儒名录》记载：“黄道周……明末著名学者、书画家、爱国民族英雄。助顺将军、爱国名臣。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世人尊称之‘黄圣人’、‘石斋先生’。著作甚丰。《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
  同年，铜山黄氏族人在东门黄氏分支的南门黄氏聚居地兴建独立式“黄氏家庙”，奉祀先贤黄道周先生。
  也是这一年，陈寿祺历数十年收集整理的《黄漳浦集》基本完成。道光八年，孙尔准升任闽浙总督，他倡议为出版《黄漳浦集》募捐，自己出资五十金。到道光十年，陈寿祺编的《黄漳浦集》刊刻完成，得以流通。
  民国时期因“破除迷信”，黄氏家庙受到冲击，被挪为他用。民国稿本《东山县志》及《东山文史资料》等记载：民国六年（1917）二月，东山教育会成立，黄氏家庙成为会址；十一月，县商会成立，会址也设黄氏家庙。民国十五年（1926），成立各业同业公会，会址先设恩波寺，嗣迁黄氏家庙。
  黄氏家庙建筑风格
  黄氏家庙为宫殿式建筑风格，坐北朝南，歇山顶土木结构的二进明堂，面阔三间，门前有大埕，俗称“南门大埕”。其四至为：东临公巷，西与黄吉成厝共墙，南临路，北临路。现实际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8平方米。据黄道周后人介绍，原厅堂供奉明理学武英殿大学士乡贤黄道周先生之神位，悬挂“先贤遗泽”匾额。左右厢房，西厢房边有一私塾学堂。
  拜亭、门楼均为穿斗式木架构的梁托，雕刻精致，造形优美，栩栩如生。梁架上的两对清代木雕狮子生动传情，头部上如漩涡般的卷毛清晰，双目圆瞪，张嘴扬颈，牙齿呲露，面颊上的条纹和颈上的红缨随风飘荡，佩戴的铃铛之声仿佛可闻。整体木雕图案构思巧妙，层次立体感强，体现了清代“纤细繁密”的艺术风格，具有较高的建筑美学与建筑结构科学价值，为清代铜山精美木雕之作。现存主要文物有清代石刻“黄氏家庙”匾额一方、抱鼓石一对及部分石构件，拜亭及回廊的部分木雕尚存。
  黄氏家庙现状
  黄氏家庙在上世纪“文革”期间，被当时的城关镇渔业五队占用为生产用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为的破坏。家庙前的3个大埕原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至今仍被侵占建为民房和某渔业队。
  黄氏家庙走过194年的历史，虽历经风雨侵蚀，屋面坍塌，石柱倾斜，满目苍夷，一些清代木雕也被破坏，但建制完整，主体尚存，建筑面积208平方米。实地调查发现，该家庙现已被东山县江夏黄氏源流研究会铜陵理事会收回管理，并已完成前期的垃圾清理和腾空处理。
  黄氏家庙修复的意义及建议
  名人精神是一种永存的、正面的、先进的精神，它作为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推动着当代社会的发展，净化人民的心灵。黄氏家庙作为黄道周文化的传承地和精神领地，见证了铜山古城的文化历史，是建设铜陵镇这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赋予不可再生的人文旅游资源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它的保护问题已越发重要与急迫。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将其进行列入南门湾改造项目的配套项目进行抢救性的修复并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后的黄氏家庙可与黄道周故居、黄道周纪念馆组成公益性的纪念黄道周文化载体，对提升铜陵的知名度，打造以黄道周为主题的旅游文化品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必将成为南门湾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亮点。
  铜陵天后宫的选址与分灵建庙
  陈泗四乐
  一、铜陵天后宫选址与建庙
  寺庙的选址，除了宗教自身的诸多因素外，还受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有关“风水”之说见于晋代郭璞？“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中国风水学是中华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是古代朴素的环境学、生态学、心理学的综合，更有传统审美的艺术。按照中国传统风水学的观念，大致寺庙都修建在藏风聚气的山上或依山傍水之地。古人认为，寺庙一般都建在地气结穴之处，也就是生气聚集之处，有利于寺庙香火播衍。
  说到“气”便离不开形。形即形状，地形地貌，环境状况。形与势凝聚了气，形为气之所依，气为形滞，形为气之表，气为形之体，使寺庙与自然相和合，适应自然，自然为人所用，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应该说是中国风水学使寺庙所处之所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寺庙乃祈福纳祥、辟邪消灾之地。寺庙奉祀的神祗大都是民间崇拜的突出人物。当人们把他们奉为神祗，相信在冥冥之中有一股高深莫测的力量在主宰着一切，而且能给人们带来安慰、希望、和善德的精神寄托。因为寺庙的建筑方式与布局有别于其他建筑方式，师其自然，宁静幽深，脱离红尘，和谐致祥，从而使寺庙显得格外庄严、神圣。
  “天妃之英灵，非独著于江淮河海已也。上而国家之大事，下而草野之细故，凡竭诚致敬而祷者，如影之随行，响之随声，靡不从其愿而锡之福”“谓神之灵爽直与经天之日月，行地之江河，运乾坤而不息可也。”《天妃显示录·序》
  天后圣母妈祖是海峡两岸及海外同胞共同信仰的神祗，在台湾、澎湖就有500多座的天后宫，铜陵就有4座天后宫。
  铜陵天后宫（亦称“大宫”）。该宫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位于铜山古城西门澳之傍，即铜陵镇打铁街，主祀海神圣母妈祖。庙宇濒水而建，背靠水寨大山，右临岵嵝山。占地面积1333.9平方米，建筑面积517.39平方米。
  坐西南朝东北，由大殿、前殿、东西过水廊道、厢房、庙埕、牌坊、旗杆座、拜台、梳妆台等组成。大殿面阔三间，进深四间，抬梁式木构架，硬山顶。前后殿有雕刻龙凤石柱四根，镌刻柱联八角石柱，菱形木柱。
  主殿祀奉妈祖，主殿前面分立“千里眼”和“万重耳”两位神将。两侧附祀注生娘娘和注寿娘娘、伽蓝公和水仙王。左右厢房分别奉祀三宝佛祖和海口佛母祖。东西过水廊道中间天井有一座石拱桥（亦称“圣旨桥”）。西过水廊道山墙嵌一方立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石碑，俗称“大宫碑”。庙前石埕竖立一座花岗岩牌坊，牌坊上嵌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时镌刻的“天后宫”石匾，左侧青石旗杆座一座。东西过水廊道屋面为卷棚，屋顶装饰采用传统的具有闽南地方特色的剪瓷雕。庙的正面有镶嵌墙上人物故事石雕和具有海洋特色的蟹壳形嵌墙石雕，以及多处嵌墙石肚和青石日月窗。
  铜陵天后宫虽然不大，但在选址修建上运用了风水学的“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四大要素，并以古的四大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根据地形、地脉布局相形而建。
  从铜陵天后宫的建筑可以看出，明代初期铜山人口不多，卜地建庙在选址上是件容易的举措。但它没有建在铜陵的古城里，也没建在山上或丘陵之地，而是建在铜山古城西门外数百米处的西门澳濒海处。如此卜地选址，正是修建铜陵天后宫的奥妙之处。
  修建铜陵天后宫是大名鼎鼎的明江夏侯周德兴。周在修建铜山关帝庙四年后，修建铜陵天后宫。周德兴有了修建铜山关帝庙的经验，加上对铜山地形地脉的了解，同样运用修建铜山关帝庙做法，在修建铜陵天后宫时突出闽南寺庙古建筑的特色与海洋文化的结合，又因为圣母妈祖是海上保护神，故将铜陵天后宫濒水而建。
  修建铜陵天后宫的卜地选址是江夏侯周德兴的独到之处。从东山山脉发源与走向和铜陵的地形地脉，在威峰山（亦称东岭山或大伯公山）、水寨大山（亦称观音亭山或九仙山）与古嵝山掎角之间，东山湾西门澳水边卜地修建。在地理方位上，铜陵天后宫恰好与铜山关帝庙同一条东西走向轴线，这也符合福建丘陵山川大部分是东西走向的特点。将铜陵天后宫坐于龙脉之间，选址得当，庙宇建成后肯定圣灵显赫。
  在修建铜山关帝庙之后修建铜陵天后宫，是有其作用的。周德兴修建铜山城、铜山水寨署，并用兵驻守与海上防卫，是为抗击外侵与防倭，巩固东南海防。修建铜山关帝庙是为了让驻守铜陵的将士有了精神依托，崇仰关帝忠、勇、仁、义的的精神和爱国爱民思想，更好地保卫大明王朝。铜陵环海为区，岛民自古以海业为生。明以来铜陵的海上捕捞业、海上运输业有了发展。圣母妈祖在人们心中有很多海上救难、保境安民的传奇故事。修建铜陵天后宫，祀奉圣母妈祖是让将士们在有了精神依托上更上一层，获得所向披靡的信心与勇气，相信在海上航行、作战时圣母妈祖会保佑平安、胜利。修建铜陵天后宫，祀奉圣母妈祖，无疑给驻守铜陵与海上防卫的将士，百姓在海上捕捞和海上运输吃下一颗定心丸，安上一张平安符。
  龙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和文化象征。人们在地理风水上总是以龙的角度察看地形、山脉，确定龙脉的状态、走向。周德兴将铜陵天后宫坐于龙脉之中。无疑在风水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点穴得当，“聚之使不散”，会使庙宇灵气顿生。庙宇濒临于秀水而建，符合风水学的“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的说法，使庙宇灵气集结，不流失于水。庙宇面向大海，符合圣母妈祖是海上保护神的特点，庙宇建成后自然而然就会灵气显发，香火日益鼎盛。
  周德兴顺应四时，日月天象，匠心独具地把铜陵天后宫坐向定于坐西南朝东北。据传，铜陵天后宫建成之后，在每年夏至季节前后，日出于东北方向，照耀着东山湾的海面上，海上一道道霞光折射入庙，辉映在圣母妈祖神像的脸上。以此，晚上月亮的光芒同样会映照在圣母妈祖神像的脸上。庙宇建于龙脉掎角之间，藏于逶迤的龙脉之中，又得日月之精华，圣母妈祖的圣灵愈益显赫。
  铜山地处海上交通要冲，自古具有重要的海防地位，被视为“闽南海上锁钥”，铜山水寨为明代闽海五大水寨之一。从戚继光案临铜山，到郑成功屯兵铜山，于水寨大山（亦称九仙山或观音亭山）水操台上，指挥山下西门澳水师海上训练，最后取得平台胜利。至清康熙年间，靖海侯施琅二次征台未果，总结经验，确定铜山是征台最好起点。奏请朝廷，将水师驻扎在铜陵东山湾的西门澳。相传，靖海侯施琅在水寨大山指挥、训练水师，夜宿水寨大山恩波寺（明代修建寺庙），祈请观音佛祖赐佑征台告捷。入夜“梦见观音授水一桶，觉而曰：水者海也，一桶者大一统也，我今兹必破赋矣！”，并把观音神示“梦见观音授水一桶”梦解告知征台将士，使征台将士大受鼓舞。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三日，靖海侯施琅祈请铜陵天后宫圣母妈祖，于东山湾举行征台誓师仪式，出师制胜，顺利统一台湾。
  靖海侯施琅征台水师的阵容是强大的，在征台水师的众多的战船中，船上设置妈祖龛，祀奉妈祖。清朝《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规定：“水师营大赶缯船，妈祖龛用杉木板十二块、鹰板二块、番仔板四块、順风板二块，各長二丈五尺、宽六寸、厚一寸。高洋木妈祖旗杆一根，长二丈、围大一尺三寸……冲风旗一面，长、寬各一丈六尺；一条龙旗一面，长六丈、宽三尺；妈祖旗一面，长、宽各五尺；大、小定风旗三面，内一面长六尺、二面各长四尺五寸：均宽一尺。从清朝《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中看出，战船除了配置清朝的龙旗和作战用的冲风旗、定风旗，还要妈祖配置神龛、妈祖旗。由此说明清朝以将圣母妈祖视为海上保护神，作为清廷钦定水师战船的主要配置。
  从朝廷到民间，圣母妈祖在官方眼里、百姓心中已是至高无上的神祗。圣母妈祖在传说中能腾云驾雾，海上救难。能排兵布阵，变化多样，击退倭寇，吓走敌人。懂医识药，排除瘟疫救死扶伤，为百姓治病。很多的传奇故事在百姓中众口皆碑。
  二、分灵建庙
  随着海上捕捞、海运业等海上作业的逐步发展。铜陵天后宫从建成之后神圣显赫。铜陵岛民认为一座天后宫来主管铜山海上的四面八方，碧波万里，恐有疏漏之角，要增建妈祖庙，扩大妈祖圣灵的覆盖面，保佑各种海业的平安与发展。这也是铜山岛民从铜陵天后宫分灵建庙的主要原因。
  从明成化四年（1468）到康熙三十四年和四十年，在这面积仅有5.5平方公里的铜山城就分建三座天后宫。而且这四座天后宫恰好分布在铜陵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让人们感受圣母妈祖的圣灵就在身边，象征着妈祖的圣灵无时不刻在庇佑着铜陵平安。分灵建庙让我们无不佩服先人独具慧眼。小小的铜陵就有四座天后宫，而且每座天后宫的职责有所不同，这与全国建有天后宫的地方相比是比较罕见的。
  1.明成化四年分灵建庙的东宫圣母庙
  东宫圣母庙坐落于铜山关帝庙右侧，与铜山关帝庙同坐向，坐西北向东南，背靠岵嵝山龙脊，面对东门屿与大海。是铜陵四座天后宫之一，内祀圣母妈祖。东宫圣母庙不称天后宫，而称东宫圣母，这也许与庙宇的方位坐向有关。
  该庙由总兵林云（官授江南江陵总兵，赠荣禄大夫）助建。占地面积百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平方米。土木结构，抬梁式木构架。屋面硬山顶，正脊饰以“双龙戏珠”。
  殿内祀奉妈祖神像，两侧分立神将“千里眼”和“万重耳”。妈祖神像上方悬挂“万民景仰”？烫金匾额。两侧对联曰：“圣地攀龙基四海均沾德泽，母仪昭凤闕历朝景受褒封”。镶嵌于檐廊两侧山墙的对联为：“圣德无上慈护黎民同赤子，母仪配天灵敷海国静波涛”。
  庙宇前有一铺石的小埕，小埕前面是一个小园，可通东山关帝庙和城隍庙。园中点缀山石花草，古榕蔽日，是信众、香客、问道之人小憩的好地方。园中有一巨石，巨石顶端石缝长着一颗有600百多年树龄的七里香。巨石的西南面有一摩崖石刻，是民国十二年（1923）在东山任知事孙尧天镌刻的。石刻有二大字为“虚心”，小字有的模糊，但可辨读出“民国十二年冬月偕友人高君尚志、黄君石铭、□君子□、□君子登、丁君□、孙君□文，刻之以留念。孙尧天书”。孙尧天在东山任知事仅二月，却留下“虚心”“钓鳌台”“小蓬莱”等多处石刻。足见铜陵的地理风光在这位文人墨客的心中有何等的吸引力。孙尧天的摩崖石刻给小园添加了一道文化色彩，也给游人留下驻足观赏切磋的话题。园中巨石立于庙宇之前，成了庙宇的“镇庙之石”。庙宇处在一种“环若列屏”之中，符合古代建筑风水学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说，庙宇香火也因此日益显盛。
  据传，东宫圣母庙原建在铜山古城东门外，香火是从铜陵天后宫分灵而来。主要是供在东山湾及近海捕鱼的渔民祀拜。祀拜的人须经铜山古城“晨曦”东门出入。东门置月城，有兵士看守，到规定的时间就关上城门。这对于来城外东宫圣母庙祀拜妈祖的信众出入产生不方便。因此，有人建议把庙宇迁入古城内。总兵林云从地理风水学角度慧眼选址，把庙宇建在铜山关帝庙与城隍庙之间，与铜山关帝庙、城隍庙并排。既方便了信众祀拜，又把庙宇融入古城的庙群中。东宫圣母庙也因傍了铜山关帝庙名气而香火日益鼎盛。据说，总兵林云修建东宫圣母庙还有另一作用。周德兴是一个深谙地理风水的堪舆家，通过山脉走向，寻龙点穴，将铜山关帝庙坐之上于龙穴之上，城隍庙坐建于虎穴之上。从地理风水学角度，龙虎会出现相斗。为防止相斗便将东宫圣母庙坐于东山关帝庙和城隍庙之间。一旦有事，圣母妈祖即可调停。城隍庙虽然与东山关帝庙、东宫圣母庙并排，但坐向背靠东山关帝庙，是否与这个传说有关？
  几百年来东宫圣母庙和东山关帝庙一样香火绵延，蜚声天下。圣母妈祖的精神在万民心中已升华为永恒。
  2.海上航运的保护神明德宫。
  明德宫位于铜陵镇码头街澳雅头港水边，俗称下宫，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祀奉妈祖。历代均有维修，现有重修。明德宫面向东山湾的澳雅头港，坐东南向西北，与铜陵天后宫和东山关帝庙同一条东西走向轴线。占地面积为498.30平方米，面阔13.07米，进深38.12米，面阔五间（含厢房），前殿一进有两根精美的镂雕龙柱，大殿前部轩亭屋面为卷棚，进深四柱，悬山顶。有镂雕龙柱、梭形石柱，鼓状柱础。右侧过水廊道山墙镶嵌石碑二通。一通是《本府曹爷陛升水利道恩禁碑》，立碑年代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另一通是《明德宫碑》，上世纪“文革”中受损，碑文大部分缺失，且漶漫难辨。立碑年代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两通石碑均是当时漳州府官方对澳雅头港和船只出入实行管理的告示。碑刻内容既是告示，也是澳雅头港的一段历史。碑刻《本府曹爷陛升水利道恩禁碑》内说到，“近则就内海以采捕，远则往广潮以买籴籴，百余载安生异”。从这一段碑刻的内容可以看出，澳雅头港从明以来就是一个很繁华的通商港口，为闽南内地和广东潮汕一带货物的集散地，重要的航运中心。在清光绪年间设立海关分支机构“铜山常关”，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审单”“查验”和“放行”监管程序。现在的“东山海关”也设在此地。澳雅头港处在“东山十八景”之一的“鹅颈藏舟”内，并在港口建有“石沪”的防浪堤，布局相当规范。澳雅头港周边商行竞立，商贾云集、港内桅帆林立，呈现一派繁华景象。数百年来，澳雅头港的作用长盛不衰，一直沿用到现在。由于海峡两岸贸易发展的需要，现辟为台商、台轮专用码头。
  事物的出现也是应运而生。紧接澳雅头港是有铜陵“航海街”。这条只有几百米长，3米左右宽的老街道，两畔都是服务于海业的作坊和店铺。从明、清以来一直到解放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都在发挥海的特色与作用。繁荣的港口给铜陵的海上运输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这些海上运输户除了自身的努力拼搏之外，他们相信只有在神祗的保佑下才能平安、发达。圣母妈祖是海上保护神，从其庙宇分灵建庙，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他们相信分灵建庙，将祀奉圣母妈祖的明德宫建在澳雅头港水边，也符合风水学的濒临秀水而建，灵气界水而止的说法。其实，在澳雅头港西面不远处，也有一座修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的水仙宫。水仙宫也是濒水而建，面向大海，祀奉大夏圣帝（大禹帝）、白盟尊王（奡王）、西楚尊王（楚王）、忠烈尊王（屈原大夫）、五盟辅王（伍员大夫），民间称之为“一帝二王两大夫”。这些人生前死后都与水有关，人们将他们奉为水神，建庙祀拜，成为海上航行、捕捞的保护神。
  澳雅头港处在东山湾的西门澳内，由于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在郑成功平台和施琅征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在东山解放前夕，国民党的胡琏部队败退东山，也在澳雅头港乘船逃台。在澳雅头港周边就有两座与水有关的寺庙，足见澳雅头港在当时是何等的繁荣。另一方面，从铜陵天后宫分灵修建明德宫，打铁街的形成与发展，可以看出当时铜陵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3.沃角尾福兴宫。
  沃角尾福兴宫的修建具有谜一样的历史色彩。沃角尾福兴宫（亦称“沃角尾圣母宫”）。位于铜陵镇东南端的澳角尾，铜山古城外的水边，距海不上十步。福兴宫面临有天池之称的南门湾，遥对着一柱擎天的苏峰山，风光旖旎，占尽了地理优势。沃角尾福兴宫修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主祀天上圣母妈祖，主殿两侧分立神将“千里眼”和“万重耳”，两边配祀注生娘娘和注寿娘娘。用地面积333平方米，清代建筑风格，硬山顶，单间带门楼，两护厝及拜厅，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向南偏西30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有台胞捐款进行重修。
  沃角尾处于铜山古城外，南面至东面水边奇石嶙峋，崎岖山路难以行走。现已架设木栈桥，成了绝佳的观景通道。历史以来，沃角尾只有一处可泊渔船，就是现在的铜陵南门湾渔人码头。沃角尾福兴宫就在渔人码头边。
  据传，沃角尾的原住民有一部分是胥民的后代。胥民是我国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属于汉族。研究学者认为“胥民”是古越族的后代，秦朝时被官军所迫，逃入江海河上以船为屋，以捕鱼为生，此后世代传承。胥民因为常年漂泊海上，居无定所，又被称为海上“吉卜赛”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从元朝到清朝很长的时间里，胥民被限制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胥民开始向岸上悄悄发展，傍岸临水架设棚户，逐渐成为具有新的生活方式的“两栖胥民”。疍民祀奉龙王和妈祖。当其亲人出海打鱼迟迟未归时，她们就上妈祖庙、五龙公庙为他们祈祷神灵保护……
  从明、清以来，胥民都在从事海上捕捞，有竹桁（定置网）、驶缯、打鸟、撩白带等多种作业。航程相对较远，捕捞的时间也比较长，风险程度相当大。加上当时不得上岸等等历史条件限制，不能随心所愿地到岸上的寺庙祀拜，祈求平安。况又胥民信仰、祀奉的是龙王和妈祖。在开始向岸上迁移，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一个较大的生活群体。他们需要一定的配套，需要平安。除了自身的安全防患之外，更需要神祗保护，在他们住处之地修建妈祖庙最适合不过。
  沃角尾福兴宫的分灵建庙是这一带渔民的福祉。
  胥民在东山的形成与发展至今相对空白，加深对沃角尾福兴宫的研究有助于对东山疍民的历史了解。
  在铜陵的四座天后宫中，铜陵天后宫实际上已成了总宫。在铜陵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妈祖庙，使人们感受在天后妈祖的庇佑之中。
  铜陵“义勇祠”调查
  铜陵镇文促会
  目前，铜陵镇南门湾片区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但是在拆迁中有一座古老的“义勇祠”何去何从问题成为工作的难点。由于这座古祠与其他供奉神明的庙宇不同，它涉及清代铜山戍台班兵为国家统一大业而殉难壮士的悲壮历史，又是1950年国民党军58师洪伟达部抓兵去台关押壮丁的场所，牵扯着铜山民众的乡愁。因此有必要深入调查这座古祠的历史沿革，对迁建方案问计于民使之有利于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定。
  近日，本会特邀部分热心人士参加座谈会，并进行现场采访，调查如下：
  一、义勇祠的历史沿革。
  义勇祠，顾名思义，即义勇者之祠。因祭祀清代铜山戍台班兵义勇之士的亡灵而名，址在铜陵南门下寮沙滩，今南门海堤南堤边，真君宫西侧约50米。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月。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从铜山出师统一台湾后，清廷为加强对台湾的防卫，改明朝“游兵”对台澎的定期巡查为“班兵”的长期戍守，从铜山等沿海地区征调班兵戍守台澎，每期3年。在“班兵制度”200年中，先后征调铜山班兵一万六千余名，许多铜山籍戍台将士忠于职守，无畏艰难险阻，英勇作战，前赴后继，抵御外侮，为国捐躯，其中一部分班兵遗骸装殓“金斗瓮”魂归故里，集葬于演武亭后的“东山戍守台湾官兵墓群”（2013年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他们的亡灵，则集中立坛设祭，供牌位曰“众公妈”，由关帝庙住持僧广益（静波）倡建“义勇祠”入祀，铜山民众年年月月供以食馔，至今香火不断。另有部分班兵（45人，有名有姓）亡灵入祀澎湖妈宫澳“昭忠祠”。
  入祀义勇祠的还有“四命妈”和一些或因无嗣供祭、或因含冤屈死、或因海上遭遇风浪罹难无人收葬的孤魂野鬼，如“魏先生”等，故又称“四命妈祠”“大众祠”。
  “四命妈”，是祭祀在清代因遭人毁谤而含冤受屈，携两子一女投井殒命的铜山籍班兵李斌光之妻吴氏碧娘。史载，雍正四年（1726），铜山人李斌光出戍台湾安平（今台南市），因家计艰难，托好友陈永春代为照顾家事。陈每于月中送来米炭济助，凡吴氏碧娘有事，皆于门外致询，从未擅入其家。日久，邻人诽谤此中必有奸情。李妻吴氏闻之无以申诉，为洗清白，遂谢绝济助，生计无着，无奈于六年（1728）七月十八之夜，将亲生子女先行投入自家井中，继焚衣从容自坠。此案震撼官府，惊动朝廷。当时铜山隶属漳浦县，知县带领差吏从一百公里外的县城绥安（今漳浦县城）赶赴铜山，中途遇风浪翻船，船上官员全部溺死。翌年九月，雍正帝下旨颁诏，“每年每季加赠俸银”以供戍台班兵家属。雍正十三年（1735），又将铜山划归诏安县管辖。
  铜山兵民仰念吴氏碧娘的贞节烈举，遂于道光二十七年（1848）将吴氏碧娘入祀义勇祠，称“四命妈”，官府封赠“烈贞节义”匾额一方。
  义勇祠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修。
  民国二十九年（1940）后，古祠又兼作他用。抗战时期曾作为南澳难民收容场所；后曾作为保安团、再生部队营房（可驻一个营300多人）；1950年作为国民党军洪伟达部抓壮丁（其中就有当年5月10日夜从铜钵村抓来的147名壮丁，酿成“寡妇村”妻离子散、旷古未见的人间悲剧）的临时关押场所。
  解放后，义勇祠年久失修，海浪入侵，古祠逐渐破败，成为渔民堆放“打鸟”和缯网具的场所。1962年，县委书记谷文昌主持修建南门海堤，义勇祠部分墙体被拆除。之后，有无知者将古祠的中脊、石柱等一应拆去建牛寮，将“义勇祠”石匾额拆去当饭桌，仅剩一堵大殿的后墙。文革时期，更有人利用这堵面墙占建民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民众集资将义勇祠遗址建成一小祠，继续奉祀戍台班兵“众公妈”“四命妈”“魏先生”等亡灵，墙上还镶装“义勇祠”石匾至今。
  二、义勇祠的规模原貌。
  据吴九秋（84岁）、吴丽君（76岁）等知情人士回忆，义勇祠原有规模较大，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比真君宫略小。
  原义勇祠大殿为歇山顶式结构，白墙绿瓦，四开大门，门前立四支石柱，门额挂一方青石匾额，石刻“义勇祠”三字，无落款。匾高42厘米，宽84厘米，今完好。大殿左右各有厢房4间（其中厨房一间）。大殿前有一天井，前墙不设中门，而是左右各建一个圆拱门，曰“龙虎门”。前墙凃有“爱民、保民、为民”。（见文后附图）
  大殿奉祀地藏王、四命妈、众公妈、魏先生等神（塑）像。厢房安放殉难戍台班兵神位牌及渔民、民众在海上或山上捡来的无主神牌，祠后置有几口大缸以装殓无主骨骸。
  三、义勇祠迁建方案的建议。
  我们认为，义勇祠是为祖国统一大业而捐躯的义勇之士灵魂栖息地，是体现铜山入“人文关怀”、弘扬正能量的历史遗迹，应采取措施切实加以保护。
  为此建议：
  1、东山“义勇祠”与“戍守台湾官兵墓群”（2013年已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重要涉台文物，提议县文化管理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论证、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
  2、将“义勇祠”的迁建列入《铜陵镇南门湾片区改造项目建设规划》，可以在现有“义勇祠”的后面或附近选择一块地，按原貌重建。
  南门湾片区改造项目是县委提出的今后五年为民办实事的“十件大事”之一。重建“义勇祠”，可以提升南门湾片区改造项目的历史文化品位。
  3、延续200年的“班兵制度”是海峡两岸历史文化重要一页。重建“义勇祠”，可以利用这一平台，深入这一涉台历史事件的研究，如创办“海峡两岸班兵制度讲坛”等，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
  4、重建“义勇祠”，是民众的诉求和乡愁所在，可以采用“公办民助”的方式，在政府出土地、出资金建成“粗坯”的基础上，发动民众捐资完成装修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