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东山岛今昔“脚踏车”
  展华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东山岛自行车的历史。据《东山县交通志》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一日本籍医生从日本带进1架。翌年，铜陵镇黄昌龙和他的儿子黄亚定2人从外地购进自行车旧部件，组装自行车6架，父子既载客运货又开店铺搞维修业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以后，全县有自行车30架，其少数是红牌、三枪，但多数是组装杂牌车。1950年后，自行车曾一度作为陆运主要工具，参加营运自行车有100多架。”
  改革开放初期，“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仍然是东山岛人梦寐以求的“四大件”，姑娘找对象能有这“四大件”，简直像今天嫁给了“土豪”。那个年代，谁拥有崭新的自行车无不有着满满的自豪感，有人还会推着车到照相馆照相，犹如与明星合影引以为豪。干部有一辆自行车可供下乡也是颇为神气的。在当时，一个人骑着一辆进口旧自行车回家，势必引来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上前摸这摸那。如果这辆自行车后轮旁挂着一个小瓶似的微型发电机，与车轮摩擦后，能使车头电珠发亮，大家更觉得新奇不已。曾在县财政局工作过的退休干部陈炳文先生回忆：“记得当年财政局拍卖赃物时，这辆残缺不全的旧车是县公安局花35元买下的。”记者14岁时曾几次向老爸吵着要练车，惜车如命的老爸，以“这是公家执行任务用的”为由，说什么也不肯，后来实在拗不过我，他才答应让骑一次。但他怕摔坏车不好交差，便将扁担横绑在车后架，这样万一车倾倒了也不致损坏。
  改革开放前，点煤油灯的油都得凭票供应，自行车难买也就不奇怪了，对于汽车就更不敢奢望了。当时东山岛县城有个“东山汽车站”（在今华侨大酒店斜对面），但是班次却少得可怜。1978年，每天从东山岛开往漳州的班车只有4班，买张车票别说有多难。在车站不远处的“榕树脚”有个“单车社”，出差县内外的人大都到单车社坐自行车出行。当时未开通到汕头的班车，到汕头办事，130多公里路程也一样得靠自行车。今年83岁的单车社老工人谢玉光回忆：“当时用自行车载客到汕头是按公里计算车费的，每公里3分，到达汕头每人也只有3元多，遇到路况不好或者坡陡，乘客还得下车。”单车社有一位城关（今铜陵）师傅车技好生了得，他经常骑自行车到25公里外的西港盐场装载14包海盐，车后架还载了个10来岁的小孩，遇到上坡时，孩子就跳下来帮助推车，其辛苦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完全取消计划经济，自行车得凭票供应，主要由县商业局、县供销社安排供应，就连小孩子骑的玩具自行车也不易买到。1986年元宵节，笔者到漳州参加九县一区首届灯谜会猜。起程前，妻子千叮万嘱要给小孩子买一辆儿童自行车，不想跑遍漳州城，竟然一无所获。最后只好转道厦门，逛了几条街，才在一家商店花19元买到了。19元的“小车”占去笔者将近一半的月工资！尽管如此，全家人还是很开心，祖母平时不苟言笑，看到孙女骑着童车在庭院转来转去，也高兴得咧嘴笑起来。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东山岛也开始出现新型运输工具——手扶拖拉机，让人们打心里感觉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曙光的到来。东山县交通服务公司购买了15辆在全县专业营运。村里有个华侨回乡探亲，其亲人为表示恭敬也为显摆，特意雇了一部“手扶仔”，车上放着椅子，让年老的华侨坐在其上，想载他看东山岛的变化，没想到摇转曲轴，拖拉机起动后，像大发脾气似的“突突突”巨响，路况不好加上车子剧烈颠簸，刚开了一段路，华侨连连摆手叫停：“心脏受不了！”他的亲人只好改用手推的板车，载着他沿途看风景。
  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到新世纪初，自行车仍然是东山岛人的主要代步工具，这期间，人们买到新自行车后，必须持购车发票到县公安局自行车管理所办理自行车执照，俗称“挂车牌”。当时县公安局车管所对自行车管理有好几条严格规定，例举其中两条：“无车牌、车证、无车闸、车铃或未打钢印者，不准行驶，如发生失窃，要及时报案”“车辆过户、迁出，遗失车证、车牌要持单位证明，及时向原核发机关办理过户，过境和补发手续。”
  斗转星移，随着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取消，买自行车再也不用凭票和批条，街头大量“摩的”喷着浓烟，发出震天吼叫肆意撒野，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如蚂蚁似地穿行在大街小巷，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好几辆自行车。以笔者家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换了10辆自行车，最后也逐渐被摩托车、小车取代了。许多家庭自行车被抛弃在房前屋后，任由日晒雨淋。至今我家还搁置着3辆比当年迎娶新娘还好的自行车。
  今非昔比！经过“升级换档”的自行车，已不再是代步和货运的主要工具，它变成骑游、体育运动和锻炼身体的“玩具”，成为绿色出行和健身运动的另类需求。海岛自行车运动协会、骑行俱乐部相继诞生，体现了更多的绿色低碳和休闲趣味，骑友们不时邀约出岛外、游省外，骑出健康和乐趣。2016年10月15日，我县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中国·东山岛首届国际自行车邀请赛，国内外800多名自行车爱好者倾情奉献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自行车盛宴。
  回望这40年，自行车从凭票供应到人人共享，从主要交通工具到环保健身时尚，它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历史见证。
  从“寡妇村”到富美村
  林长华
  一些读者兴许记得，在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回大陆探亲之前的1987年9月26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和徐璐绕道日本到福建东山岛采访，发表了《东山岛寡妇村见闻》的报道，在台湾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报道记述，“这里贫穷落后，道路破烂窄小，房屋低矮昏暗，民众吃的是番薯……”
  光阴荏苒，倏忽31年过去，当年的“寡妇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沿海富美新村。
  “寡妇村”，本名“铜钵村”。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前，遭遇兵灾劫难，当时全岛被抓4793个青壮年，仅200多户的铜钵村，5月10日半夜就被掳走147名壮丁，最小的仅17岁，最大的55岁。这其中有91名已婚妇女没有再嫁，守“活寡”盼夫归近半世纪，“寡妇村”因此而得名。从当地流传的一首嵌十字巧，便可看到当年她们生活之艰辛，思亲之悲切：“一命生来真叫苦，两手劳作酸如醋。三餐缺食孩儿哭，四季衣衫打百补。五方无门宿破屋，六亲很难相照顾。七夕泪对海峡流，八字眉头锁紧箍。九州未圆无坦途，十分思亲仰天诉。”“活寡”们望穿秋水38年，终于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老兵返乡时，得以与丈夫见面。然而，当年去台的147人，只有19人回村。至今去台的147个“老兵”幸存5个老残病弱者在台湾，难以出行。91个“活寡”也只剩2个病卧在床。
  改革开放10年后，“寡妇村”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村里广开致富门路，村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种芦笋、跑运输，有的承包采石场，兴办加工厂，出现了许多万元户。如今这里成了全县有名的蔬菜之村，全村155户台属，户户建了新房，每一座都是上数十万元的，而且多是漂亮的一厅四房间。过去交通闭塞的“寡妇村”，柏油马路修到村门口，乡亲们一出门就能搭上直通福州、汕头、厦门的巴士。医疗站、购销站一应俱全。大戏台、放映场请来有名的潮剧团，村民手里有钱，家中有电，劳作之余，足不出村就可以了解天下事。台属沈如意1950年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被抓兵去台。30多年来她一直等着他，养女、女婿和孙儿都很孝敬她，她说：“现在家里吃穿住用样样不缺，只缺人了！”
  2001年1月1日开始的两岸“小三通”以及后来的两岸双向“三通”给“寡妇村”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可喜变化。笔者步入村中，眼前所见的是一座比改革开放前大好几倍，花木点缀，瓜果飘香，车来车往的新村。宽敞平坦的环村水泥大道连着海边风景区，也连着岛上的主干道西铜公路，路灯如昼，通宵达旦。各式建筑风格的新楼、别墅鳞次栉比，商店、酒楼、戏台、小学、敬老院、村部办公楼错落有致。
  目前，铜钵全村1060多户人家，3570多人口。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发挥地利优势，发展高优创汇农业，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果蔬等经济作物，发展近海渔业生产，养殖鲍鱼、海带等海产品，从事水产品加工。2014年以来，村民每年人均纯收入都在1.1万元以上。已退休的原“寡妇村”展览馆馆长黄镇国说：“别说外人，就是我们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感觉到咱村变化很大。”村干部说，全村台属早都盖上新楼房，家家户户有手机、闭路电视，好多户台属购置了小车。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大多数去台人员都在台湾另立新家庭，有的回乡还带来台湾妻小。上世纪两岸隔绝年代，黄镇国长期为寡妇们义务写家书800多封，被誉为“两岸信使”。他帮寡妇们写的家书要寄到台湾可不容易，要先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找到可靠乡亲，然后把信从东山岛寄给他们，换上新信封重新“包装”中转到台湾。东山岛距高雄只有245海里，但是通过第三地转寄，一封信往往多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的距离才能到达海峡对岸。同样，去台人员寄给老家亲人的信件也须经第三地改装成“侨批”。
  “寡妇村”的悲剧，兵灾家属的生活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在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关心支持下，1997年3月，投资450万元在铜钵村开建“寡妇村展览馆”。该馆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主楼高3层，辟有民乐馆、阅览室、音像厅、休闲运动场、海峡情书画展厅等设施。1999年8月7日开馆以来，一批批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虽然今天的“寡妇村”早已经失去她字面上的含义，成为那个历史事件的象征，但她在那场悲剧中所造成的感情创伤、心灵创伤，无论如何是难以抚平和愈合的。1999年11月30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到东山岛调研期间，拨冗来到铜钵村看望蔡秋昌等去台回乡定居的老兵及其家属，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晚年生活。至今铜钵村人仍津津乐道：“这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村的重大喜事之一”。
  2012年10月4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谢长廷夫妇慕名来到祖籍地铜钵村祭祖后，参观了“寡妇村”展览馆。他面对一系列老照片、老物件，谢长廷唏嘘落泪目，感慨万千说：“这些是大时代的悲剧，我们希望这样的历史不要再发生……这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要和平，不应该让这种悲剧再在任何家庭发生。”“这里（铜钵村）比我想象的进步。本来以为铜钵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渔村，实地看起来其实不错，也很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现在进行时，还不断在建设中。”临别上车前，谢长廷又说：“我们要做对得起祖先的事情，这样才会受到宗亲的欢迎。要做对的事，祖先才会因你而光荣。”
  “寡妇村”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感天动地，何止是谢长廷唏嘘落泪？黄镇国先生向笔者介绍一个典型事例。在台湾，人称“剧坛十项全能手”的著名导演、剧作家贡敏（1931～2016）2014年托他的学生（大陆某剧团编剧）带来他一封信和一盘录音片给铜钵村黄镇国，信中写道他1950年19岁时曾经在东山岛当国民党兵，晚年读了莫吉东的四幕话剧《寡妇村的故事》（剧本）后，深受感动，他说他是“此剧中人之一，剧中所谓‘军官团’之一员，而且也执行了抓壮丁的事。”有机会再去东山岛要对“寡妇村”人当众下跪谢罪，遗憾的是年老病缠不能如愿。只好由他学生面对铜钵村下跪叩首，替他（贡敏）谢罪表示忏悔。
  物换星移四十秋，“寡妇村”已不复存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沐浴改革开放新风，又富又美的时代新村。
  从鸟枪到大炮
  ——东山渔业通信40巨变
  长华 文/图
  这是一帧拍摄于1975年夏天的老照片。照片背景的大楼是东山县城关镇（今铜陵镇）大澳渔港附近的闽南渔场指挥部。照片中有两位是本部电讯科维修人员，除了靠前戴手表的笔者是本部报务员，其他四位是兄弟单位协助工作的同行。
  闽南渔场指挥部无线电台岸台（统称总台），负责对在闽南渔场（北起厦门北椗岛附近，南至台湾浅滩以南，东临台湾，西接粤东渔场的大片海域）作业的各地渔船电台发布渔情、天气预报和通知等，并接收各渔船电台发来的渔情险情。
  1975年的东山岛，三层楼很少，这座办公楼建成后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一天工作之余，一位有照相机的好友，给我们几位同行拍照留影。每当与这帧老照片对视，笔者总会勾起对昔年渔业通信的回忆，40多年前敲击电键的声音仿佛又在耳畔回响。
  1974年笔者从国营东山县化工厂被选调到福建水产厅辖下渔业电台当报务员，也是从那时起，才真正对无线电通信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作用有较多认识和体会。无线电通信以其迅速、准确、无误的特点，在渔业生产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当时，东山岛共有9名经过福建省“革委会”水产局（水产厅前身）专业培训的渔船电台报务员。
  有一次，东山岛铜山公社（1975～1980年4月）好几艘渔船开往澎湖海区捕捞作业，渔船开航不久，笔者就接到生产科送来最新渔情通报，说是有个海区黄花鱼“发海”。当时我刚关机下班，按规定必须1个小时后才发报。我想如果再耽误1个小时，所有渔船离鱼发海区就越远，若折回去不但要耗费大量柴油，而且贻误捕鱼的有利时机。笔者果断请示台长韩龙耀并征得同意开机呼叫，及时将这份有价值的渔情发了出去。幸好有部电台抄收到电报。那时船与船之间特别强调协作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通过互相转告，很快有一些渔船掉转船头赶赴鱼发海区捕捞。渔民们个个喜笑颜开地说：“如果没有无线电及时通报渔情，就没有这次大丰收！”
  改革开放初期，别说无线电通信，即便打个电话都难，在手机尚未出现时，那可累坏了邮电局那些姑娘们。有一回，东山岛一位分管渔业的县领导要邮电局给他挂个长话，与驻浙江沈家门的渔业部门干部通话，话务员从上午摇到晌午老是挂不通占线。县领导大光其火，以为姑娘们在织毛线衣还是做什么，他亲自赶到邮电局机房。一看顿时傻了眼：几个姑娘双手有如采茶女，上下左右忙个不停，有的早餐才吃了几口就搁置一旁。眼前的一幕，使县领导感动的眼涌潮，口无语，随即退了出来。
  那个年代在渔船上收发电报也挺麻烦，不但手段原始，而且要克服风浪颠簸、人员晕船等困难，最主要的是渔业通信设备凤毛麟角。有一次，一艘机器发生故障的台湾渔船在东山岛澳角村南面海域漂流了整整一个昼夜，不巧又遇上大风。海浪涌进了船舱。船上五名渔民命悬一线，无奈地跪在船板上烧香磕头，祈求天公保佑。危急关头，正在返航中的澳角村渔民小郭发现了险情，立即前往搭救，并招来一艘大船，经过一番搏风击浪，好不容易把台湾渔船拖进了渔港维修。台湾渔民噙着泪花，道不尽千恩万谢但又不无遗憾地说：“要是通信设备发达，就能更迅速更及时地投入抢险救灾。”
  终于盼到这一天，改革开放后，东山岛渔船逐渐用上在当时算是“先进”的船用无线对讲机。
  1988年3月21日，东山县闽东渔1203号灯围渔船在海上被土耳其一艘万吨货轮碰撞后沉没，及时通过对讲机向渔业信息站呼叫，并由信息站紧急呼叫周边渔船迅速赶赴事故发生地施救，使该船人员全部脱险。
  1993年东山岛实现全县电话程控化、传输数字化，并在漳州市率先实现村村通程控电话，通信的发展给东山岛海洋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小康建设的“信息桥”。东山岛是福建重点渔区，过去由于气象预报手段比较落后，特别是海上作业气象实时信息获取困难，给安全生产、及时出海救生等留下许多隐患。
  2002年7月15日，由东山县气象局投入12万元与东山移动通信公司联合开通移动“121”气象声讯台，依托移动通信公司通信网络以及该公司投资250多万元在兄弟岛开建的福建首家海上移动通信基站，实现海陆无缝覆盖外，在闽南渔场作业的渔民只要用手机拨打气象声讯台，就可以获得实时及近期的天气、海浪、台风等气象预报，使风云不再莫测，有效地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010年初东山县电信部门在东山投资2350万元，新建3G功能基站78个，成为全省第一个实现村村开通电信3G网络的县，信号覆盖闽南粤东渔场、台湾浅滩，渔民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可随时通过手机视频与家人或水产品购销商联系。这犹如给海上作业的船只安上“千里眼”“顺风耳”，让商船、渔船在海上能随时掌握“三情”（风灾情、鱼汛情、市场行情），对促进渔业生产、产品销售、确保渔民船员生命和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渔业通讯工具早已鸟枪换炮。与当年笔者使用的电台比较，当今的手机堪称一部超高级的微型电台，千里之遥打电话、发微信即时可达。海洋渔业通信的发达，不但方便了渔家人，而且使他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捕金捞银。东山岛的渔民兄弟们抚今追昔，沉浸在改革开放的幸福海洋中，他们经常借用老故事片《洪湖赤卫队》中一句歌词概括，那就是“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古今岩仔村
  林贵福
  岩仔村，是东山县西埔镇东边海崖上的一个小渔村。这个村子，可以说是建于东山第一高峰苏峰山的东边悬崖峭壁上的小村，因其险、小和风景秀丽，历来受到不少好奇者或文人墨客的青睐，笔者便是其中之一。
  要说岩仔村，得先说她倚靠的苏峰山。此山别名川陵山。海拔274.3米，为东山岛第一高峰，为历代文人墨客，甚至开疆劈地的将军所赞美。确实如此，据清《铜山志》载，当年朱元璋手下大将、江厦侯周德兴到铜山，看到苏峰山，就赞不绝口，称之为“此山不逊峨眉。”明巡海道蔡潮更称其为“漳郡第一文峰。明代南通州知府、乡贤朱瑛有《川陵霁霭》诗，诗云“川陵多霁色，拱揖铜山城。爽气高环葎，晴光远逼瀛……此胜夸千古，堪齐华岳名。”意思是：川陵山大多是亲晴朗的天色，她环绕拱卫着铜山城。她给我们带来清凉爽快之气，晴朗的日光或月光从远方逼近大海……这个名胜千古都被赞扬，足以与全国的大山齐名。还是在《铜山志》这部著作中，文人们多次赞“苏峰拱秀”，如诗人、《铜山志》作者陈振藻的《苏柱擎天》诗，就云：“天垂南畔势如倾，赖得苏峰一柱擎。千载长存苍翠色，春来最喜望中明。”1994年版的《东山县志》也把苏峰山列为东山县名胜名山的第一号山。
  就是在这座名山中，有一座著名的行宫，叫川陵行宫。此宫位于苏峰山东边岩仔自然村的苏峰古寺旧址，古寺建于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东山县志》（民国稿本）记载，当时，南逃的南宋帝昺与丞相陈宜中、陆秀夫君臣，乘船一路颠簸到达苏峰山下，遂在此修建一座古寺，古城川陵行宫，并拟筑城东京。300年后的明朝时期，乡贤、著名学者蔡端卿著《柳溪集》，其中有《咏川陵行宫》诗，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南宋帝子宫，结向蜃楼侧。”可见川陵行宫之事，传闻悠久。
  在东山民间也有这样的传说：当年宋帝昺南逃至此，大臣们见年幼的帝王兄弟一路于大海中颠簸，难以忍受，便想在此建一座供兄弟俩歇息的行宫。刚要开工兴建，不想得知元军铁骑正一路追赶而来，事不迟疑，宋帝昺君臣只得又赶紧南逃。当地村民又说，当年宋帝被元兵追赶，避难在苏峰山下，凭借苏峰天险得以逢凶化吉。所以才有后来人们一直传说到今的“苏峰山下好逃难”的俗语。
  ——苏峰山下海中，有一个柱形巨石，高约20米，近而观之，巨石巍然矗立于万顷波涛之中；远远望去，却又如亭亭玉立之少女，站在碧水之间。更奇怪的是柱子的顶端四四方方，形如座椅。这巨石便被善于想象的人们称之为宋帝昺之“帝座”。
  ——苏峰山半山腰，有一处甘泉，泉眼被人们称之为“仙肚脐”。相传帝昺兄弟当年就曾在此掬泉解渴。既然是皇帝饮用过的泉水，大约土地神不敢怠慢，也让这股泉水大旱之年也不干渴。
  ——在苏峰山之山腰，有几丘小田，人们称之为“山垅”。传说当年宋帝昺来到此地，见山田如此狭小，知道耕作不易，便感叹：“如此狭小之田，即便一粒稻谷能生两粒米，也不够农夫填饱肚子。”谁知小皇帝开了此口，山神不敢怠慢，立马禀报天帝，天帝慈悲，随之传令让这个地方的山田长出两粒米的稻谷。
  在岩仔村的周围，还有许多自然景观，海边两侧都是怪石林立，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诸如“猪母生猪囝”“美小娘子房”“狮子戏球”“大小险”“仙人洞”“仙洞泉”“虎空山”“石乌龟”“石象”“脸谱”“雷破石”“鸡心屿”等。因此说，赵家王朝君臣尽管到到此的时间如此短暂，还是给这一带地方带来不少史迹与美丽的传说。
  鸟瞰岩仔村，她位于苏峰山东面，三面环山，一面朝海。当年往岩仔村只有一条前人踩出来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中间还要经过被当地叫着“小险”和“大险”的悬崖峭壁，特别是经过“大险”时，稍不留神，脚一滑就会掉进海里。近看岩仔村民房，但见她相当集中于靠海的小山脊南边，虽然显得简陋，但是她高低错落，与周边绿色的苏峰山大自然和谐地统一起来——你看，周边是绿色的，村子是古朴的褐色，脚下是蓝色的大海，令人惬意忘返。
  自古道，地灵势必人杰。地处苏峰山东边天涯海角之处的岩仔村，便是人杰之地。
  因此很有必要考考岩仔村的历史。
  据岩仔村东边的梧龙村村史记载，这岩仔村的住民，原来是农民，其祖先是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由诏安林厝迁入梧龙建林氏村（一说开基祖名林岩隐，于明正统八年（1443）由广东澄海南砂乡迁来诏安五都〈东山〉浯龙村），堂号“作求堂”。而岩仔村林氏，则是明万历年间（1473～1620）由本县梧龙村至此开基建林氏村，他们的身份，也因此改变为渔民。
  有关梧龙村林氏祖先，当时为什么要离开常年居住的村子，迁居到这天涯海角繁衍，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明天启年间，梧龙村林氏八世祖和义公到此放羊，因为此地距离本村路途甚远，就在此大草棚暂居。之后，梧龙村的九世祖稀周公见此地景致如此美好，便以他的慧眼下决心在这里开基建村。之后，这个村子就取名苏峰岩。后来人们为称呼之便，改称岩仔，而后又有文人将她雅称为岩雅。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梧龙村有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他们为了躲避世俗的偏见，追求美好的爱情，相约到此定居生活，以后代代相传，形成岩仔村。
  一方山水养活一方人家。岩仔村人放下手中的锄头，修造船桨，乘风破浪向大海讨生活，一代又一代，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竟发展成有数百人口的渔村。他们没有忘记当年的人杰祖先，于是在清乾隆八年（1743），修建了祖祠“申锡堂”，让它庄严肃穆地、像模像样的矗立于这悬崖峭壁之上。他们无忘祖宗功德，每到传统节日，和大村人一样搞起了宗祠祭祀以及寺庙祭拜等活动。如祠堂点灯习俗，凡新婚夫妇或生男儿者，从正月十二至十六到本村祠堂点灯，前者借以祈求生“丁”，后者向祖宗报喜有“丁”；又如“迎神”巡视村界习俗，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为活动时间，届时村里就举行隆重的“迎神”仪式；春秋两祭习俗，即每年农历二月某日为春祭日，八月某日为秋祭日。两祭之日，祭拜先祖，祭祀开始之前在祠堂前响“三门铳脚”（铳即地炮）；再如祈平安节，每年农历二月某日为祈平安节，即向神灵祈求保佑村社在一年中能平安顺利。各村的具体时间在二月的某日，由村社长老向神灵或祖先敬求择日而定；又再如“圣母节”，也叫天后节，妈祖生，农历三月二十三“圣母节”，这是岩仔村渔村最热闹的节日。
  岩仔村人不因为自己居住于全县最偏僻的小村而自轻。“人杰”的本性使他们一切都要向大村，甚至城里看齐。比如办教育就是如此。解放以后，邻村冬古教育事业在发展，岩仔村的小孩要到这里读小学，就得走七里崎岖的山路。岩仔村人深知教育对后代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想方设法在1960年办起全县最小的小学“岩雅小学”，校址就在本村内的一个小石头房里，面积大约20平方米。你可别看这么小的学校，也别看执教者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又是“校丁”，不同年级的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等等，一样像模像样地教学；他们采取每两年或三年招生一次，又采取复式教学——让我们记住曾经在这里辛勤执教的老师：首任教师周美蓉，女性，执教时间1960——1970年；第二任教师林国瑞，执教时间1970——1995年；第三任教师林石文，执教时间1995——2005年。每天早晨，学校开始上课之时，他们和大学校一样，师生们立正于学校前面，凝视着石头房上的迎着海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唱着国歌，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也因为和临近大村冬古修通了公路，2005年秋，这座小学终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学生到冬古小学就学。
  小渔村虽独居一隅，却不泛纯朴的民风民俗。岩仔村的男人们世代以下海打鱼为生，妇女们在家补网晒鱼。白天小渔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腥味，那是海风搅拌着咸鱼发出的鱼腥气息。到了凌晨和傍晚，三面环山的小山村却被一层薄雾笼罩着若隐若现，这时的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草叶发出的清香，沁人心扉。许多游人到此，很快就忘了爬山带来的疲劳，雀呼着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尽情呼喊着，大山随之传来阵阵的迥声。几乎与世隔绝的岩仔村的男女老少们也许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陌生人来到这么偏辟的山村，都瞪着好奇的眼睛朝游人，小孩们胆怯地直往大人身后躲。
  岩仔村中央有一口大井，井水是淡的，十几个年轻的妇女一溜排开蹲在井旁边洗衣服边唱着小曲。妇女们的穿戴很有特色：衣服往上掀，裤头往下溜，游人们见了会情不自禁开心地笑了起来。妇女们听见笑声回过头来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一齐停止了搓衣，红着脸往下扯衣服提裤头。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年轻姑娘——岩仔村北边远处，便是著名的东南军事古镇铜山城，那里人口稠密，晚上时候，灿烂的灯光闪烁其中，仿佛人间仙境。因此少女们每到晚间，花灯初上之时，边不约而同来到高处，远眺古城，遐想着当城里人的美好。因此这里的姑娘大多爱打扮，爱穿美丽时髦的衣服。海边姑娘因为每日吃鱼，营养丰富，脸上红扑扑的，加上打扮，因此有一种特别健康的美丽。
  40年来，改革的浪潮激荡着中国大地，也激荡着岩仔村。20年前，见到外村人致富修路，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开始对自己数百年来守着天涯海角小村庄的习惯性思维产生怀疑，直至否定。于是，开始有人卖掉房子，搬迁到他地居住。直至几年前，原本有91户人家的热闹小渔村，变得静悄悄的，红瓦白墙不见了，代之可见的是一座座残恒破屋，有一半房屋房顶已塌落，门窗洞开，屋里杂草丛生，朔风骤起，吱吱呀呀地凄叫。睹物思人，当年那些年轻的妇女们边唱歌边洗衣的情景，那些穿戴漂亮远眺铜山城的少女，已成昨天的回忆。
  更奇怪的是虽然人去房空，村里却架有无线电视接收设备，当年的煤油灯已被风力电站发出的电灯所代替。自来水也早已安装到各家各户。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路通了，水电安装了，电视电信之类的现代化的设备进村了，村里却反而人去楼空？为找到这个答案，笔者沿着残恒断壁一家一家的寻找。
  笔者在村里的祠堂里找到一位阿婆，询问情况。阿婆却莞尔一笑，说：“几年前就搬迁到冬古新村和镇里去了。”“为什么要搬迁？”“村里虽然三通了，但这地方相对还是偏僻些，做生意打工都不方便。现在富了，有钱了，谁不想过好日子？”“那也不必都搬迁啊”“你不知道，村里的人都在冬古新村和镇里盖上新楼房。另外，冬古村现在有码头，可以停泊铁船，村里的人都钉铁船啦。”“那现在村里还有多少人住？”“就十来个老人，故土难离，守着呗。”
  现实是残酷的，九十多户的村子说空就空了。渔民是富裕了，铁船和大楼也有了，时代是进步了，但伴随着搬迁，几百年的古村落也就失落了，原来纯朴的渔家文化和特有的民风民俗也就荡然无存。
  然而历史发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包括岩仔村也是如此。就在岩仔村几乎人去楼空的时候，居然有新的人杰看上了她！许多漳州、厦门、泉州的外地人居然看好岩仔村，络绎不绝前来，要把整个岩仔村买下来当渡假村！
  外地人如此奇妙的行为，让岩仔村原住户们刮目相看，重新审视自己的买房搬迁行为。其中的人杰，有识之士，来到岩仔村，在林氏祖祠内面对祖宗的神牌，大声诵读“大悲咒”佛歌，检讨自己的数典忘祖。更有人在祖祠边开设一间食杂店，挂着一块醒目骇客的横匾，上写：老人与海。这可是世界大文豪海明威的旷世杰作。此人杰既能挂出“老人与海”的招牌，想必此公文化元素甚厚重，不然不会挂出这块颇有文学内涵的牌子。
  让岩仔村人更想不到的是，几年来，东山县委、县政府挥起大手笔，不遗余力地打造“海洋文化”和“国际旅游海岛”的旅游品牌，于2015年4月动工修建东山生态环岛公路，2016年6月建成通车。2016年10月，这里因作为“东山岛首届国际山地半程马拉松赛”和“2016中国？东山岛首届国际自行车赛”的赛道而深受海内外参赛选手的赞誉。行走在这里，一路风景如画！苏峰山路段是东山生态环岛公路先导段的一部分，长8.53公里，沥青砼路面，配套有步行道、观景台、服务区和停车场等观光设施，此工程已经在去年通车。从此，游客到苏峰山景区观景、爬山、游玩将更加方便、惬意。岩仔村从原生态的沉寂和失落中跃然崛起，也必将从迁陡后的荒芜迅速地走向繁华！
  这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巨变，让岩仔村村民们无限感慨和自豪。有人说，这是祖先的慧眼，选择了这么个宝地，才有他们的今天；有人说，这是东山县委、县政府传承和弘扬谷文昌心中有民的光荣传统，才有这条致富路；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东风，才使他们岩仔村人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东沈村沧海变桑田初探
  沈添木
  据考证，陈城的大帽山和樟塘的解山（羊角山）顶的大石头，都紧敷着远古时期的牡蛎贝壳，这说明当年的大帽山、解山都曾浸没于海洋中。随着若干万年的地壳运动，地表升高，东山岛遂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大帽山、解山也都高耸于东山岛，那些原先依附于大石头上的牡蛎壳，也都随石头升高到山上。
  在羊角山东北边的东山村又是如何呢？
  据1994年版《东山县志》记载：“据诏安《沈氏宗谱》载，宋末，沈秋岩、沈壬水、沈仁等先后从诏安迁至东山岛的厩下（现岐下村）、湖塘、东沈等地居住，分别为当地沈氏开山祖。”这就是说，东沈村的历史，要追溯到宋代末年。遗憾是明代之前东沈村的史料缺失。明代的历史，经笔者考证，自明永乐年间的1416年600余年来，它不断经历沧海变桑田的过程。
  浅海变盐坎
  时间推到了明永乐年间，赤山西南侧建立了东沈村，村前的浅海地或早已浮出海平面，一马平川，面积足有千亩以上。其东南侧有东赤港通海，于是先祖便把部分适合的地块开发成盐坎，晒盐谋生。因此，东沈村便有个地名曰“盐寮仔”，其地点位于现沈生忠家西南方向数百米处。所谓“盐寮”，就是堆积海盐和管理盐堆的地方。
  也不知再经过多少年，地表继续升高，海水难以自流进入盐坎沟，盐业难以为继，最终停业。岁月的雨水逐年洗刷掉原盐坎的盐分，直到盐分几为消失，土地可以种植农作物了，受千百年来中农轻商的村民们，认定“百般武艺，不如锄头落地”，于是村民们便把原盐坎改造成农田，“沧海变桑田”成为现实，而“盐寮仔”地名却保留下来，只是空有其名罢了。
  正是东沈村有“盐寮仔”这个地名，它告诉人们，这片地由沧海变桑田，中间还有沧海变盐坎这个过程。
  地势低洼的农地
  东沈村前虽然已开拓为农地，但其地势与周边乡村比起来却是最低洼的，它耐旱怕涝，早前本村曾流行一句话说“三年天大旱，东沈的母猪可以挂‘金耳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村已故老书记沈进平先生曾告诉笔者，每逢暴雨，周边“三社十八村，水往东沈奔”，东沈村前的农地遂成泽国，农作物一浸就是好几天。上世纪六十年代，有测绘技术人员对这片田地进行测量，结果令人吃惊，村前水田地的海拔高度低于黄海平均高程。解放前东赤港尚未修建1、2、3号斗闸时，每逢天文大潮，海水就直接灌进东赤港，流入岱沟，致使岱水变咸，难以浇灌农作物。
  东沈原来就有句妇孺皆知的“三个大涌（大浪）到羊角山”的话，其实是个典故。笔者的大伯父生前曾讲过这个故事。说的是东沈改盐坎为农田后的某一年（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证），东沈有个村民到村前“墩里”甘蔗园劳作，忽然间发海啸（或是大潮期间刮台风），大浪越过东沈湾，铺天盖地涌进地势低洼的东沈村前农田。他无处可逃，急忙紧紧死抱住甘蔗丛，任由三个大涌浪盖头而过。海水退后，他保住了生命。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大涌一直奔到羊角山脚，于是才有了“三个大涌到羊角山”的说法。也就是这次海啸，一条“大狗鲨”（鲨鱼种类之一）被大浪裹挟，冲进东沈胡须岱北侧三四十米处的一个水塘出不来。后来，这个水塘就被村民叫为“狗鲨窟”，成为新地名，并一直延用至今（水塘今尚存）。
  地下的牡蛎贝壳
  东沈村前近千亩农地，到处都存留其原先系浅海的痕迹。在大集体年代（1958年至1980年前后），东沈村民经常到胡须岱或其他岱沟挖取污泥、岱塗制作肥料。挖出来的泥塗总含有不少牡蛎贝壳或其他小海螺之类的海生动物贝壳。
  笔者念初中时，为了缴交学杂费，曾和同伴到胡须岱南侧数百米处的“河仔埔”挖掘大牡蛎贝壳（足有手掌大），买给康美灰窑烧壳灰，或卖给县医药公司做药材。这种大贝壳蕴藏处距离地表约2米左右。
  以上两侧说明，胡须岱与河仔埔其前身都是繁衍大牡蛎和其他贝壳动物的浅海地。其繁衍地至今最少升高两三米。
  水塘桅杆之谜
  东沈庵北侧100多米处的水田（现在都改为宅基地）中有一个直径约2丈的圆形水塘。1963年曾发生过8个月都没下过雨的大旱灾，池塘、水井都干涸了。为了抢救农作物，村民们对这个水塘进行疏浚，深挖水塘泥取水灌溉农作物。当挖到约2米处，发现水塘污泥中有一杆帆船的大桅杆（其直径在40厘米以上），横亘于水塘中，两头侵入水塘两侧的水田。因为桅杆太粗太长，以当年用人工难以挖掘出来，只好作罢。现在，该桅杆仍然留在原处，据推测，该桅杆距离地表应在五六米之间。
  这样的桅杆从何处来？有桅杆就有船，地下还有船吗？有船、桅杆就让人联想到澳头或码头港湾，这一带以前是港湾吗？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它仍然是个迷，留待后人继续考证。
  东山农作物种植小史
  林火坤
  东山是海岛县，历史上的东山生态环境较差，风沙肆虐，且土壤偏盐碱化，适宜农作物耕作的地方少，产出少，百姓食不果腹，“地无沃土，殖鲜货财，五谷不足需，材木不足用。”（1）明朝万历初年，铜山（今东山）引进试种番薯，并取得成功，“居民日用，多搀食地瓜签等类”（2）基本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到1979年，东山县试种经济农作物芦笋，经过几年探索实践取得成功，基本解决了群众“钱袋子”的问题。
  一、历史上东山的种植条件
  （一）土壤方面。《东山县志.卷一地理志.地质》（民国稿本）记载：“东山土壤甚为瘠薄，其原因有三：甲，本县四面环海，易受海风之飙袭，表土常被吹散，仅留粗沙与硬土，栽种不便。乙，土壤表面吸收水分不强，地下水之平面甚不易上引，以致形成沙型土壤。丙，沿海田地，以地下水与表土过于接近，易将海中盐分贯注于表土内，致因盐质过多，而形成咸性土。土壤种类分为三类：1.赤土，赤土为疏松之单粒土壤。单独之粒，肉眼可见，为黄金色。此种土壤，栽种各种需要水分之作物，不甚相宜。惟种甘薯与大小麦等杂粮，尚感适宜。此种土壤，几占全县十分之六。2.沙土，即沙性土壤。含沙甚多，色黄而淡，宜种落花生、甘薯等作物。古雷半岛与东山本岛之东南部均属之。3.乌土，即泥沙土壤。其色灰黑，富有粘性，而且肥沃，利于种稻，在东山岛上，此种土壤占极少数，故水田较少。”（3）综上所述，东山适合耕作的土地不多且“甚为瘠薄”。
  （二）雨水方面。《东山县志.卷一.地理志.气候》（民国稿本）记载：“东山雨量不多，八九月间，秋阳燥烈，亢旱现象，极为常态。”且县境无成形河流，水源靠降水补给，由于雨量不均，且大量排泄入海，常出现干旱。淡水资源的匮乏，对农作物生长产生严重制约。建国后经过多次兴修水利，才逐渐改变了农作物生产条件。又据1994年版《东山县志·气候·降水》载，东山年降雨量平均1103.8毫米，以6月份最多，其中6月平均降雨量212.8毫米；以10—12月份最少，其中12月平均降雨量仅20.5毫米。
  二、东山历史上的农作物
  《铜山志·风土志·土产》记载，东山县“有谷之属、蔬之属、果之属三大类。”谷之属有稻、黍、稷、麦、粟、豆、麻等；蔬之属有芥菜、芥蓝、白菜、倭菜、波薐（菠菜）、茼蒿、蕹菜（空心菜）、芹菜、苋、葱、蒜、韭、胡荽、番薯、匏、瓠、金瓜、丝瓜、苦瓜、甜瓜、西瓜、茄、菜豆、王瓜（刺瓜）等；果之属有荔枝、龙眼、柑、橘、柚、香橼、佛手、杨梅、梨、王梨（菠萝）、柿、石榴、橄榄、余甘（油甘）、栗椎、甘蔗、营蔗、蕉、落花生、梅等。
  东山农作物生产最大的特点是产量少，不足以自足。“全年收获，菽、麦、黍、稷、番薯、甘蔗、落花生皆有之，然不甚繁盛。”（4）《东山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民国稿本）记载：东山物产综其大者，在陆则以花生、番薯，在水则以鱼、盐为大宗，而糖、油次之。依县政府三十年度（1941年）行政报告，出产量如下：
  稻谷：七万五千八百九十六市担
  大麦：四千五百四十市担
  小麦：四千八百五十市担
  番薯：十四万九千二百四十市担
  花生：一万五千市担
  蔗糖：一千五百市担
  大蒜：一千市担
  豆：二千八百五十市担。
  据测算，5市担鲜番薯折合1市担稻谷，则1941年稻谷、大麦、小麦、番薯等粮食总产量为115134市担，合5756.7吨。据1940年统计，全县人口为92403人。按每人每年平均至少需100千克粮食的摄入量概算，全县需要粮食9240.3吨，也就是说还有将近一半的粮食需要岛外提供。各版本的县志多有提到东山人民的温饱问题，如“五谷不足需”（5）“以硗确斥卤之地，煮海耘田而外，恒产不加多，术业不增进，而生齿日繁，生活益苦。”“米粟供给民生只得四分之一，其余皆仰给于邻封。”（6）。更何况在土地贫瘠、风沙肆虐的海岛，饥饿一直以来都是大部分东山人民最刻骨铭心的痛。
  三、番薯的引进和种植
  番薯的引进对东山乃是一件大事、幸事，更是东山对中国农作物历史的一大贡献。
  （一）番薯的引进。
  目前史学上对番薯的引进，主流说法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清长乐人陈振龙引进。据陈振龙后代编著的《金薯传习录》记载，陈振龙曾在吕宋定居，他发现红薯“随栽随活”，就从番薯藤上截取了几尺茎叶，切成小段，想带回福建。当时统治吕宋岛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番薯出口，于是陈振龙把番薯藤的小段编到缆绳里，混过了西班牙人设置的关卡，带回福建。
  其实，明朝史学家苏琰在《朱薯颂》里所写：“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泉州的别称）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意思就是在万历十二年至十三年之间（1584-1585年），泉州的海商在漳州与潮州交壤处的南澳岛上发现了番薯，于是带到晋江县灵水乡种植。也就是说早在陈振龙引进番薯之时，南澳岛已经开始种植了。且李时珍撰于万历六年（1578年）的《本草纲目》已有番薯的记载，认为番薯味道“甘，平，无毒”，主治“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故而窃以为“番薯是万历二十一年福清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的说法不合理。
  东山的地方资料多有记载，认为番薯是铜山水寨把总张万纪东山于万历年初引进并在樟塘种植的。《铜山志·风土志·土产》记载：番薯，今甚多种，味有优劣。明万历中得之，吕宋国人赖之至兹，利以米粟并重。《东山县志·卷十一·杂记》（民国稿本）记载：“本邑之有番薯，始于明万历初年。据张人龙《番薯赋》其序云……五都（东山古称）之薯，自万历初，铜山寨把总张万纪出汛南澳，得于洋船间。嗣是植者弥广，人食其德，思立祠而祀之。人龙，樟塘人，敏之从侄，博通经史，黄道周每称赏之。”
  东山县《樟塘村张氏志谱》记载：“明万历初年（约1573—1578年间），铜山水寨把总张万纪到南澳盘查外国船，获甘薯（俗称番薯），带交张塘村农民育苗种植成功，为东山有甘薯作物之始”，把张万纪引进番薯的时间定在明万历初年。《东山县志》（1994年版）也采用了《樟塘村张氏志谱》的说法（7）。
  综上所述，窃以为引发中国第二次粮食革命的番薯，是铜山水寨把总张万纪在1573—1578年间引进，并在樟塘试种成功后推广到闽广等地，最后推向全国的。
  （二）番薯的种植缓解了群众吃饭的问题
  东山作为海岛县，囿于土壤、水源、风沙等问题，一直以来粮食歉收。而番薯的引进及广泛种植，很好地解决了岛民吃饭的问题，“居民日用，多搀食地瓜签等类”。《铜山志.灾祥志.国朝》多处记载，在大米歉收闹饥荒时，番薯的突出作用，如“（乾隆）二十年，饥，米贵。幸八月以后，番薯、大麦大熟。”（8）
  （三）番薯堆作高产栽培技术的应用及推广
  以往的番薯种植大多采用畦作方式，但产量不是很高。据（94年版）《东山县志》记载，民国24年（1935）全县番薯种植面积为6.5万亩，产量为3850万公斤，亩产为592公斤。
  1970年是东山番薯种植最多的年份，面积7.5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52.5％，产量5801万公斤，平均亩产771.5公斤。
  据东山高级农艺师林添发介绍，从1971年开始，以其为主的农作物技术员开始在白埕农业中学研究番薯堆高产栽培技术，该技术至1974年趋于成熟，在试验田中达到亩产5000公斤。据林添发介绍，1975年漳州农校邀请其到农校试验田栽培番薯，当时亩产6500公斤，为全省之最，“番薯堆高产栽培技术”还于1979年获得福建省青少年科技一级成果奖。随后，番薯堆高产栽培技术在全县、全市，乃至全省推广，如1982年全县番薯种植平均亩产1448.5公斤，为1970年的2倍，东山群众的肚子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四、芦笋的引进并推广种植
  新中国以来，东山也种植过甘蔗、芝麻、烟叶、黄麻、药材等经济作物，但经济效益一般。直到1979年引种芦笋，通过技术推广，最终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东山也成为全国最大的县级芦笋生产基地。
  东山芦笋基地发展，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程，经历了引进、试种、推广、发展、巩固、平稳、下坡等阶段，综合参考《东山县芦笋产业再创辉煌的思路》《东山县芦笋产业存在问题与对策措施》等论文以及农林水利局相关材料，结合林添发的讲述，东山芦笋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4年）引进试种阶段。1979年通过常山罐头厂向美国引进“玛丽华盛顿”芦笋品种，东山县政府制定了发给贴息贷款、预购定金、奖售肥料和原粮等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芦笋，1980年定植56亩。但因技术不够完善，且东山所处气候环境与芦笋原产地（西班牙沿岸）大不相同，种植技术存在不可复制性，所以种植初期芦笋产量极低，于是部分农民把芦笋挖掉，重新种植番薯等农作物。
  在这期间，以白埕农业中学农业科技人员为主的攻坚队伍，通过努力探索芦笋生长规律，研究出一套适应亚热带地区的“芦笋留母茎栽培法”，并试种成功，随后在白埕、探石、山口等地推广。
  当时市场上的大米出售价为0.144元/斤，国家工作人员为40多元/月，而芦笋收购价为1.2元/斤，已经相当高了。据《东山县志·卷四农业·第三章·农作物》（1994版）记载：“芦笋经济效益高，据1985年调查：白埕村徐福兴种1.59亩，产笋4691公斤，总收入9906元，平均亩产2950公斤、亩总收入6230元……据白埕村林多默等4户的统计，芦笋生产平均每亩纯收入2080.4元，比其他农作物平均每亩纯收人154.68元高出12.45倍。”当时一部分农民通过种植芦笋“先富起来了”。
  第二阶段（1985—1989年）规模化生产基地形成阶段。
  随着生产技术的日渐成熟，芦笋种植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群众的种植热情高涨。1985年县政府提出发展芦笋芦笋产业的战略目标，掀起芦笋种植热潮。各部门通力协作，农业部门抓普及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供销部门抓流通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行系统支持产前的资金贷款，镇村抓收购环节的监督等，共同造就了东山芦笋的黄金时代。
  1989年东山芦笋面积达3.82万亩，芦笋总产值达9236万
  元，出口创汇3094万美元，芦笋成为东山农业的支柱产业和拳头创汇产品。1989年东山芦笋栽培面积占当年全国总面积的1/16，产量占1/4，东山成为全国最大的县级芦笋生产基地。
  第三阶段（1990—1998年）产加销配套发展阶段。这阶段常年芦笋种植面积稳定在3万亩左右，产量约3万吨，产值约1亿元，年均创汇3000多万美元。该阶段因多年高产后出现笋园老化、病虫害加重、土壤有机质下降等诸多因素，科技人员通过探索，推广实施老笋园改造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在产量上收到明显效果，但由于产量高，笋价相对低迷，总体效益平稳不前。
  在此情况下，为更好地提高芦笋的经济效益，东山县委、县政府致力加快芦笋精深加工和系列产品开发，强化招商引资，兴办了11家芦笋加工企业，开发制罐、速冻、保鲜、制茶、制干等系列产品，改变过去单纯原料输出的现状。芦笋产业实现产、加、销一条，带动了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第四阶段（1999—2009年）低迷发展阶段。1999年以后，北方芦笋迅速发展，使国内芦笋产量剧增，价格持续低迷。加上农民进入市场的意识淡薄，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农民种笋积极性降到最低潮，种植面积缩小。
  特别是1999-2001年，芦笋价格低于1元/斤，全县芦笋面积降到1万亩左右，总产量不足1万吨。2007年春季芦笋价格突升，高达6元/斤以上，当年新增种植面积5000亩以上。截止2008年元月，全县芦笋种植面积为18619亩。这期间，东山的芦笋加工厂家北移，由1999年的11家减至5家。
  为增创东山芦笋的新优势，农业部门着力推广优新品种，实施系列改造工程，如推广荷兰F1全雄良种“金林、泰林”，颁布实施《白芦笋综合标准化体系》，打造“白芦笋”品牌并通过国家原产地认证等等，使得芦笋基地在笋农观望中得到巩固，全县芦笋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比高峰期减少了0.5万亩。
  第五阶段（2010-2017年）下坡阶段。近几年来，多方因素导致芦笋种植渐渐走了下坡路。1.芦笋价格持续低迷，挫伤了笋农生产管理积极性，再加上农药、化肥价格上扬，芦笋种植成本增加，多数笋农放松管理，投入减少，生产效益下降。2.农民工工资持续走高，群众或是放弃芦笋种植转而打工，或是以打工为主以种植为辅，专门从事芦笋种植的农民日渐减少。3.今年来随着道路、项目建设等需求，征占了部分笋园，种植面积日渐窄缩。4.随着订单农业、农民创业园、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的经营方式的出现，部分农民转而从事蔬菜种植基地建设，芦笋种植面积更少了。2017年，全县芦笋栽培面积减少到0.8万亩，总产量1.2万吨。
  参考文献：
  1.《〈铜山志〉注译》【林定泗】
  2.《东山县志》（民国稿本）
  3.（1994年版）《东山县志》
  4.《东山县芦笋产业再创辉煌的思路》（《福建农业科技》2001年第3期）【林添发】
  5.《东山县芦笋产业存在问题与对策措施》（《福建热作科技》2009年第3期）【林裕发林岳生】
  6.《东山县芦笋现状、问题与对策调查报告》2008年1月【东山县农业局芦笋调研组】
  注释：
  （1）摘自《东山县志·卷一地理志·地质》（民国稿本）
  （2）摘自《东山县志·卷三民生志·饮食》（民国稿本）
  （3）摘自《东山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民国稿本）
  （4）摘自《东山县志·卷三民生志·饮食》（民国稿本）
  （5）摘自《东山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民国稿本）
  （6）摘自《东山县志·卷三民生志·饮食》（民国稿本）
  （7）摘自（1994年版）《东山县志·卷四农业·第三章农作物》
  （8）摘自《铜山志·灾祥志·国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