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医之始，本岐黄。
  ——《医学三字经》（源自《黄帝内经·素问》）
  01
  大几十年前东山城关曾经涌现了四五十家药铺、诊所和多位家庭医生。笔者有兴趣于此，做了调查并尽力追索其传承脉络，分述如下（序号不分先后）：
  1、庆德堂：掌门人先后为张百丹（名“炼”）、张元璋（名“焕”），其前辈是清末本镇名医张学敏（1811—1868，遵“温补”医派，人称“补仙”）。张百丹的儿辈有逢欣、逢礼、逢信、逢忠等；张元璋的儿辈有逢义、逢镇，皆继承父业。张学敏的后人与百丹同辈，这个时期从医的还有柏如、元俊、元澄。
  2、庆茂堂：掌门人张柏如，人称“茂仙”。
  3、济生堂：掌门人张元俊。
  4、庆发春：掌门人张镇卿，儿张元澄、孙张友德从医。
  5、成昌药店：老板先后为许教贵、许教泽（广东潮阳人）；坐堂医生孙荫生，人称“鳖舍”。
  6、仁德堂：兄弟仨，陈镜波、陈镜藻（医、药兼治），陈镜河分工司药制药。后辈陈友坤从事药剂，陈友淦从医。
  7、大生堂：前辈卢植五（人称“桂仙”），传人卢含贞，下辈卢启群以及再下一辈卢凤珊（女，至今已从医十多年，对妇科、外科有不少独特的诊治方法）、卢尚文（江西中医药大学大三在校生）从医。
  8、怀德堂：先后掌门人林辉德、林辉山。后人林成吉、林伟庚、林荣祺皆行医，林成吉女儿林雯敏继承父业，经过专业院校学医毕业后从医；林伟庚儿辈林威继承祖业，从事内科、骨伤科，长于针灸推拿。
  9、荣安堂：掌门人黄汉珍，儿黄俊清、侄黄继义、黄俊城和孙女黄墨卷（她还是省级作家）从医。
  10、回生堂：掌门人黄怀康，人称“安仙”，儿辈黄启仁、黄启畴，孙辈黄晓愚、洪晓婷从医。
  11、太乙堂：掌门人王荫亭，擅长温病诊治，人称红龟仙。女王紫雪、婿张永吉、孙王艺斌皆从医。12、启生堂：掌门人游若虚、游智雄。
  13、养生堂：掌门人郑养生，后人郑文吉为漳州精神病院医生。
  14、养生诊所：掌门人方受福，其祖父方碧山为邑中名医。乡贤马兆麟曾书赠“脉理真传”匾额一块，称其“碧山先生大国手也”，后辈方兴从医。
  15、天生堂：掌门人黄泰三，坐堂医生陈绍文（人称“养生师”，前东山县副县长陈振魁之祖父）。后人黄明廉从事药剂。
  16、旭春诊所：掌门人孙初升（笔者先父），其祖父，即笔者曾祖父孙人瑞，堂号“富春堂”，因主张服药期间必定重视进食，补充营养，增强复原能力，人称“吃饭仙”。
  17、益和堂：以草药为主，掌门人人称“乌毛仙”。后人曾耀西从医（并擅灯谜）。
  18、福回春诊所：掌门人林维新。
  19、燕诒堂：先辈杨介五（杨福林，东升初高两等小学堂第二任堂长，本县著名画家杨颖哲曾祖父），传杨受甫，再传杨凤仪。
  在家坐诊者有许自桐、欧春来（弟黄春生，曾任东山中医院放射科医生；后人欧友斌、欧友亮、黄晨琛从医）等。
  以上基本均为中医内科，使用中药治病。还有中医骨伤科陈志坤、阿鸡仔、蔡吉（人称“肉吉”，子蔡友全继承父业；孙蔡家栋就读福建中医学院后亦继承骨伤科）、黄长山、蔡鹤、陈法三（兼治痔疮）、黄庆陞（人称“雨伯”，因救死扶伤有功，民国知事孔献洛奖赏“辅我养民”匾额一方）。
  小城里还有几位中年女性从医，俗称“先生嫲”。
  从事土法接生的有张翠叶、林吟、谢花（人称“阿花婆”）、林金惜、陈琴、谷贞秀、李孝恬（广东澄海莲阳人，抗日期间“走反”到东山。人称“莲阳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关开始有西医，知名的有翁占春、黄带五（师从日本人片冈峰）、周冠南、陈玩山（其子黄乃陈，沈阳医科大学毕业，曾担任厦门第一医院外科主任）都开设医馆。在家坐诊的有胡宝林、石笋池潘医官。
  从事眼科的有黄兆祥（其孙继承眼科）、林瑞、黄子和。
  从事牙科的有郭长泰、陈卓山（儿辈陈泽、孙女陈某清继承牙科）、林少卿、陈永庆。还有专治麻风病的蔡鸿文，专事外科护理、注射的周秀华。
  02
  一座仅两三万人口的小城镇，竟涌现这么多从医人士和药店诊所，而且各个专科相当齐全，令人深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部分从医人士和药店诊所集中分布于城关的前街、后街、打银街、后门追、大庙头、石鼓街这些商业繁华地带，与古城曾经的经济相适应，城乡群众就医相当方便。另有一个历史现象，历数解放前城关知识界人士，除了极少数从政外，绝大部分人谋事都选择从医和从教两大职业，二者均被敬称为“先生”，这反映了当时城关知识界向往文教卫生惠民、高尚、神圣职业的情怀。也有部分担任商店、渔行的会计人员，称为“财辅”。例如杨介五既从医又从教；笔者先父孙初升，未开业时曾兼任在家坐诊医生和竹桁“财辅”。
  这些开业医生或在家坐诊的医生，几乎都是家传授业或名师带徒，虽谈不上“流派”，却各自继承师长的专长，诊病用药颇具不同特点，或诊治方法自成体系，或自制丹膏丸散，数代传袭。如卢植五创造的膏药秘方至今家藏一百多年。在那个社会贫穷落后、缺医少药、卫生保健条件极端贫乏的时代，他们确实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医疗力量，担当了一个时代东山县医疗事业的主要作用。
  事物的出现总是“应运而生”。那个时代城关出现这么多的从医者及其药铺诊所，不仅因为当时城关是县城，更重要的是，正反映了旧时代东山灾难深重的历史以及人们为生存、为免除病痛所经历的苦苦抗争。
  追溯到明清时期，铜山饱受倭寇侵扰、飓风袭击、瘟疫猖獗之苦，老百姓处在灾难频发的生存环境之中，疾病伤痛十分普遍。清《铜山志》、（民国稿本）《东山县志》、1994年版《东山县志》，都有不少东山境内遭受飓风伤人、行舟溺水、商船渔船遭遇海难、瘟疫肆虐、地震灾害、“迁界”祸害等等记载。后又经历深受日寇蹂躏之苦难，国民党治下百姓度日维艰等时期，直至五十年代初，城关百姓一直生活在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生活环境中。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促成了众多人从医的愿望。
  据1994年版《东山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由于设备简陋，医术落后，群众就医困难，加上鼠疫、霍乱、天花、伤寒、痢疾、麻疹、白喉等各种传染病流行猖獗，群众死于疫病者不计其数。”笔者小时候屡见城里很多由于罹患天花而导致麻脸后遗症的人，这一批人如果健在，如今岁数大约都在90以上。1943年六七月间，东山霍乱横行，“华佗无奈小虫何”，一时间全城阴云密布，哀声遍地，民众恐慌。据老人们回忆，短短几天里城关死于霍乱的就有一两千人。记得笔者出生地菜园仔底，住居院子里两三户人家就有五六个人染病，祖父就是在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初二因霍乱亡故的。同日，院子里还有一位叫“阿密”的大婶也因霍乱逝世。一个院子里同日死了两个人，五六个人呻吟不断，其情景惨不忍睹，两三户人家十几口人皆人心惶惶。其时笔者不到三岁，整天在祖父身旁打滚撒野，自然也染上又拉又吐的病状，幸亏当医生的父亲全力抢救，方得以痊愈，获得终生免疫。1951年，我二叔孙鸿恩，患了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胸膜炎，只因买不起30多元一瓶的链霉素注射液，32岁的年纪，就不幸逝世，至今令人尤觉惋惜悲痛。肺结核在今天看来也是普通传染病，而解放前却成为不治顽疾（称“肺痨”），那一段时期，民众简直“谈痨色变”，与鲁迅先生在小说《药》里所描写无异。我的大姑丈和两位表哥，患肺结核病，在那个时期未能得到有效治疗而早逝。城里人家的疾病伤亡之痛，可以编成一本民国版的《灾难志》。
  抗日时期，县城遭受日寇狂轰滥炸，死伤民众甚多。由于战乱、侵略者侵扰、老百姓普遍贫穷、营养不良，医疗条件极差，大部分家庭成员贫病交加，成为小城里的普遍现象。因而涌现出众多为百姓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一时期，上述所有医生，不论擅长哪门专科，绝大部分皆医德高尚，勤勤恳恳，努力钻研医术。虽然他们大都并不富裕，而对病人则不分穷富贵贱，不论门诊出诊，总是信守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天职，尽力救治，不重报酬。诊疗中，细心诊断，辨证施治，用药都限制在“必需”的份量，还常常听到医生拒收穷苦病家诊费的事例，而且几代医者一脉相承，好多医生都把此当作家风祖德教育下一辈传承下来。为互通有无，加强医疗联系，1937年5月还在城关成立中医公会，选举卢植五为主席，会员达到42人。
  这么多的医生有时忙不过来，或有些穷人无力支付医药费，让医生免费诊治又过意不去，只好常常求助于“东安善堂”的药散赈助，或寄托于信仰，到真君宫（俗称“先生公”）抽签求药，求助于神医吴夲，并获神效。
  城关的“东安善堂”，抗日期间就从事全力抢救伤员的行动，解放前后担当海上救护海难的使命。在民众中做了不少济贫救护、义医施药等善事。前后有卢植五、林辉德、林辉山、王荫亭、黄怀康、陈镜波等担任善堂坐堂义医。1960年成立“福利诊所”，由黄玉麟、林荣祺担任坐堂医生，为贫苦百姓免费诊治。这些，都给乡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03
  解放后，政府重视东山医疗卫生事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建立了县医院、城关医院、各乡村卫生院、联合诊所等等。陈镜波、王荫亭、张百丹等一批医术高明、医德良好的城关籍医生，分别成为全县各个医疗机构的主治医生和医疗骨干；很多城关医生响应政府号召，分赴各乡镇参与组织联合诊所；不少人到中年甚至五十多岁的老中医也分批被派往省城医科院校进修深造；从事中医专业的老一辈医者逐步学习西药用法，采用中西兼治弥补中医的不足；先辈们业务钻研精神终生不渝。
  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了东山县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大力开展业务交流，并以此为平台，组织大张旗鼓的除害灭病、防疫保健活动，还采用墙报、广播、街区群众大会、街头剧等形式开展卫生保健宣传，在老一辈民众中影响甚佳。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平环境中的民众生活逐渐好转，城关老百姓的身体素质、健康水平逐渐提高；小城的医疗条件迅速改善；随着抗菌素等特效药的逐步推广以及很多先进医疗手段的使用，鼠疫、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白喉等各种致命传染病早已基本绝迹；解放前常见的“瘌痢头”和全身脓肿等如今极其罕见；结核病有了特效疗法；其它很多传染病都有了相应的特效药。如今青少年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懂得瘟疫之恐怖。
  改革开放后，大批从医药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人回乡充实医疗卫生部门。医院、诊所的医疗水平大大提高。还有不少医药工作者和不甘寂寞的退休医生开设药店、诊所、社区卫生院、卫生室、慈善诊所（如敦和赈助协会开办的敦和诊所，为贫苦百姓免费供药，林成吉、黄俊清等皆义务坐堂；黄明廉司药）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医疗辅助力量。今年来，随着铜陵人口增长，小城岐黄业出现多渠道、全方位的发展趋势，呈现新局面。
  从医前辈大部已作古，其后代继承先人的才学与美德，为群众健康做着各自的努力，为医治民间疾苦呕心沥血。尽管如今医疗现状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然而，六七十年前的悲惨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应该记住当年那些为东山老百姓健康操过心，流过汗，为医治民众疾病所付出的日日夜夜以及他们守护“医者仁心”“心怀病人”等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