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将一生献给国家
  口述：林晋升 整理：刘建龙
  口述者简介：林晋升，1928年生，本县后林村人。1948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第3师6团、4团，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3师，解放军铁道兵团八五二农场。1950年10月入朝，1954年9月回国。后安排在黑龙江宝清县八五二农场工作，1985年离休，1986年回东山安置。
  我从小在后林村长大，家中有兄弟四个，两个兄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我当时是村里仅有的五个初中生之一。在我初中毕业后，国民党又来抓壮丁，当时我们村里有个在吉林长春当个一官半职的人，父亲让他把我带走。但当时我不太会讲普通话，到了东北后无法去工作，只好暂时留在他家里打扫卫生。1948年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来了，号召知识青年参军。11月份我加入解放军铁道兵团3师6团。当时连队有百来号人，因为连里只我读过书，所以后来就担任文化教员和秘书。
  1950年，我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即将开赴朝鲜作战。部队里经过自上而下层层的动员，群情激昂。当年10月部队从丹东出发，悄悄坐车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境内。
  我们部队负责修建铁路、桥梁、涵洞（隧道）、道路、水塔等。刚开始时志愿军没有航空兵等参战保障，我们铁道兵团在修路时面临各种各样的生命危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空中优势，敌机或是肆意低空追射道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或是经常过来轰炸，部队牺牲了很多人。然而敌人的狂轰滥炸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敌人白天轰炸，我们晚上修；敌人晚上轰炸，我们就白天修。一边修一边炸，争分夺秒与敌人作斗争。当时参战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很大，“联合国军”武器精良，而志愿军大都是小米加步枪，我军和敌军的死亡比例是4∶1，可以说，战争的胜利是用生命换来的。
  当时志愿军后勤补给严重不足，长期缺衣少粮。到了寒冬，我们甚至要在雪地里睡觉。几十万人的部队冻死和饿死的人非常多。当时部队给每名战士一件外衣、一件内衣，还有裤子和鞋子。修铁路的工作很繁重，我们铁道兵团的战士们要做扛大木之类的体力活，一干活就出汗，汗水很快就把衣服给浸湿和弄脏了，却没得换，条件极其恶劣。
  1953年，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慰问。慰问团给我们每名战士颁发一枚和平鸽奖章，并赠送钢笔和笔记本，这对战争时期的我们是极大的心理安慰。笔记本和奖章很珍贵，我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战争结束后，志愿军一般部队基本上在1953年就回国了。但是我们铁道兵部队是最后一批。战争结束后，我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留在朝鲜无偿帮助朝鲜人民修筑水坝、河堤、水渠、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一直到1954年回国。
  1954年9月，我们部队回国，离开朝鲜时，很多朝鲜老百姓拿着旗子、写有“最可爱的人”横幅，在车站欢送。回国后我们奉命在国内修铁路，支援国家建设。铁道兵三师在国内休整后又开始修国内鹰（潭）厦（门）铁路，铁道兵团和6个志愿军铁道工程师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1956年，国家发出屯垦戍边号召，我告别了部队，复员转业去开发北大荒，我们被安排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在农场里，我担任了文书和助理统计师职务，后来回老家结婚，妻子也跟随我到了东北，在东北工作了30年，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直到1986年离休后，我们才举家回到故乡东山安置。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九死一生，我能活着回来，真的不容易，这本身就是一件幸事。
  （2）保家卫国终不悔
  口述：庄世忠 整理：刘建龙
  口述者简介：庄世忠，1926年生，福建惠安人。1949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解放军第20军58师参谋、第六二八八部队一营三连连长。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20军58师174团一营七连六零炮排班长。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转业后定居东山。
  1949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58师174团解放了上海后，驻扎在山东曲阜。我当时是解放军第20军58师174团一营七连六零炮排的一员。次年10月份，部队投入关于朝鲜半岛局势和信息的紧张学习之中。
  我当时是24岁的小伙子，原先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赴朝鲜作战。直到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曲阜孔庙，为我们部队做入朝作战、保家卫国的政治动员时，我们才知道，部队将被调到朝鲜参加战斗，由于部队日常训练中常强调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所以得知即将参加入朝参战时，我们群情激昂，并没有感到害怕和担忧。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我们58师从曲阜登上火车，从东北跨过鸭绿江边开赴朝鲜参战。我所在的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也成为首批入朝部队，并担任突击队。1950年11月4日，我们部队隶属的第9兵团三个师悄悄渡过鸭绿江，随即仓促投入自然条件恶劣的东线战场。我军的装备很差，行军则全靠步行，许多大炮还要用骡马拉。敌人却有飞机、汽车、大炮，并占据了很多交通要道。为避免暴露，我们充分利用时间差，敌人白天侦查，我们就夜间行军，走小路、翻山越岭。那个时候天气寒冷，山上到处结冰，湿滑难行。
  11月志愿军在西线发起反击后。当月28日晚，我军对下碣隅里展开攻击。由于首批入朝，后勤部队跟不上，没有冬装，没有手套、帽子以及棉鞋等冬天的必需品。我们这些南方兵来不及整训和作好在高寒地区作战的物质和心理准备。当时部队在山里，天气寒冷，我们只能燃烧汽油来取暖，很多指战员严重冻伤冻死，非战斗减员严重。我的右脚当时就冻烂了，留下后遗症至今。
  11月29日，美军分别向我们20军第58师和第60师扼守的死鹰岭和富盛里阵地发动猛攻，子弹炮弹到处横飞，战斗打得很惨烈。长津湖战斗中，与我们共同作战的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率领1个排守高地，连续打退美军8次进攻。打到最后，全排仅剩两名伤员、弹药已尽，负伤的杨根思拿起爆破筒，冲入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最终保住了阵地。
  除了战斗死亡和冻伤，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考验便是饥饿。之前我们每个人身背一袋可供食用一周的干粮，但是随着战斗的发展，补给没跟上，这些干粮一直维持到次年元旦，而美军的后方供应饼干、罐头、饮料等，每个人都饿不着的。由于米不够吃，有时候吃土豆和玉米。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我们战斗岗位的人一天只能吃两个冻硬了的土豆。部队里很多战士是南方人，吃不惯。我记得部队里有一个来自江西的老战士，尽管吃不惯生土豆，但他也一直坚持着。有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说：“……土豆我不吃了……你们谁要的话就把我的拿去吃吧……”说完就牺牲了。为解决食物供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应对办法，那就是取之于敌。那个时候，敌军经常利用飞机空投补给，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发起战斗，抢夺敌人的牛肉罐头等食品补给自己。
  当时我军的后勤补给方式严重落后，天上敌军掌握着制空权，中国军队后勤物资难以运到前线。美国人发现，我们前线军队进攻所需要的弹药、粮食、药品等物资只能战前储备，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一旦粮食和弹药消耗殆尽，攻势只能被迫停止，这就是后来“礼拜攻势”规律。
  发现“礼拜攻势”规律后，敌军制定了新战术：当我们志愿军对他们发动攻势时，他们一边抵挡一边撤退。当志愿军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时，他们就凭借飞机坦克，组织强大的火力对弹尽粮绝的志愿军实行反扑，把志愿军死死缠住，这导致我们吃了很大的亏。
  二次战役结束后，我因伤回到后方，被安置在朝鲜当地一所小学里养伤，后又转移到朝鲜百姓家中，我们伤病员之间相互照应。由于手脚皮肤冻得几乎干掉了，脱皮十分严重，我自己把即将脱落的皮肤给剥了下来。休养期间的1951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休养完归队后，我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吃过之前“礼拜攻势”被敌军破解的大亏后，志愿军经过总结反思，改变了战术，由原来的“赶鸭子”式的作战方法改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一次，我所在的部队在一次行军中与敌军遭遇，双方激战。敌军打不过我们，撤退逃跑。我们便占领那山头。但是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就出动飞机、大炮对我们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我们做了十分英勇顽强的抵抗。
  在战斗中，我们连长接到营长的电话，说兄弟部队要进攻一个敌人占领的山头，命令我们连进行支援。当时，部队里有一个名叫黄天送的惠安老乡，是我们六零炮排里的一个小组长，连长话还没说完，他就扛起六零炮就出了防空洞口，结果一下子被敌军炮弹炸死了。而我在一次进攻到半山腰时，一颗手榴弹在身边爆炸，我的手脚被炸伤。战友们把我抬到山脚下一块大石头后面，山上炮弹如雨下，我幸运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战斗结束后，我们伤兵营被运送回国治疗休养。一路上敌军的飞机经常来袭扰。为防止敌军干扰，车队加速前进，汽车开得很快。由于车上满是伤兵，很多人受不了颠簸，车内到处是嗷嗷的痛苦声。有些汽车稍微减缓速度或短暂停下，敌军的飞机来了，打开了探照灯照明，将道路照得亮堂堂的，直接向我们的救护车扫射，因此牺牲了很多人。
  1952年12月我获得个人三等功。1953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部队慰问，我还得到一枚和平鸽纪念章。
  1954年8月，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回国治疗休养，我的手脚接受了手术。后来我作为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留在部队，部队驻扎在江苏太湖附近，负责训练新兵，为解放台湾做准备。1958年组织上选派我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58师司令部担任参谋。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司令部缩编，我被下放到174团，先后在工程八连和工程三连工作，后来担任一营三连连长。1965年我转业到东山县农资公司工作。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已过去60多年了，先后两次受伤，经历九死一生最终活了下来，这条命真的是捡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