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在我的案头有七种不同版本的清陈振藻《铜山志》，有民国稿本李猷明主编之《东山县志》，有清陈汝咸主修的《漳浦县志》，有清秦炯纂修之《诏安县志》和明闵梦得编修之《漳州府志》，以及明末清初庄启俦之《漳浦黄先生年谱》等。笔者在查阅这些志书中有关黄道周先生与桑梓挚友间交往之情事时，对黄子交友中所体现的为人准则，产生由衷的敬佩，由此而撰下文。
  一、黄道周六位桑梓挚友的出身及幼时概况
  黄道周在东山岛有六个挚友，他们的年龄、住地、性格、仕途各异。
  第一位挚友叫陈瑸（1588—1643年），家住铜山城之西门，人称“西陈”。其祖先由南澳入籍铜山，正所谓铜山“南澳陈”。陈瑸因家中贫穷，小时随父移居南澳，后返乡在崇文书院读书。《铜山志》载其“少磊落，有壮志，以气节自许，尤喜谈兵。”
  第二位挚友叫陈士奇（1587—1644年），家住铜山城南门外之屿南村，人称“南陈”。据《南屿陈族谱》和《东山县志》载：其祖先是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由兴化府莆田
  县东厢龙陂迁来（一说为明洪武二十七年），后因戍守距铜山城南的烟墩山而在此定居，其后代繁衍而形成屿南村，最后迁居于铜山城。父亲陈焯是个渔民，同时也是秀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对此既是讨海人，又是秀才的“怪现象”，黄道周一语破的：“吾乡人子弟，拖船荡桨，亦能文章。”陈士奇就是在这位渔民秀才的严格管教下，与黄道周和陈瑸结识并成为挚友，也曾就学于崇文书院。《铜山志》载其“矜才异辩，谈论风声。家贫力学，自六经子史，以及舆图、医卜等书，靡不博览。初应童子试，邑令蒋英奇其文曰：‘今之颜常山也。’拔取冠军。”颜常山即唐代颜真卿堂兄颜皋卿，为史上善辞之忠臣。
  第三个挚友叫刘善懋，其生卒年不详，只知道其祖先于南宋末年由漳浦县刘板迁徙入东山岛，先居于龙潭山，明代迁入铜山城。因为他自崇祯三年（1630年）中举后不仕，故志书上对其记载甚少，无法知道其家庭出身和相关情况。
  第四位挚友是距铜山城七里路的康美村林日瑞（1586—1643年）。其祖先于元末明初由漳浦县霞美迁来五都康美。此君子者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其祖林大辂是《诏安县志》和民国稿本《东山县志》均有记载的著名孝子，其父林而兴乃进士，官至南京户部主事。林日瑞自小极为聪明，过目成诵，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人品上乘，学业尤佳。
  第五位挚友是距铜山城十里路的樟塘村张廷范，生卒年亦不详，其祖先于南宋末年由云霄西林迁来樟塘。他也是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生活在祖父张奇杰和父亲张敏的良好家教之中。在他家中，“性至孝，向义”（《诏安县志》语）的祖父张奇杰极为重视人的道德人品修养，认为读书人做事一定要谦虚谨慎。每天诵读东汉时流传下来的民谣：“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的名句。在他家中墙上，悬挂着《二十四孝图》，以此来督责子孙。他为此而率先垂范。父亲张敏是举人，也是一位“行谊端方，性至孝”者，后为安徽南陵县令，为官清廉而死后一贫如洗，是一位被《诏安县志》列为“孝友”的典范。
  第六位挚友是距铜山城近四十里的湖塘村蔡保祯（字端卿），其祖先于南宋末年随宋帝南下迁来。蔡保祯生于明隆庆四年即1570年，卒于清初，为著名清官蔡方平（浙江淳安知县，今千岛湖）之长子。《诏安县志》记载其父蔡方平“于百里外教授，自负米归，养其祖母及母。”蔡保祯就是在这样的良好家风家教下茁壮成长。
  概而言之，黄道周的以上六位挚友，三位为官，三位为民；三位（陈瑸、陈士奇、刘善懋）为铜山城人，三位（林日瑞、张廷范、蔡保祯）为乡间人。
  二、此六挚友的简略生平和与黄道周的关系
  以上所列的六位东山名人，被黄道周视为挚友，评价甚高，而他们的简略生平，也证明了黄道周的慧眼。请看——
  先说陈瑸和陈士奇。对此二人，《铜山志》《黄子年谱》《漳浦黄先生年谱》均载：“陈瑸，陈士奇之于黄道周，师而友也。天启间，先后皆成进士。”洪思《黄子年谱》和民国稿本《东山县志》均载云：“子之学兴，先问业于其家者，唯海边西南陈耳。子盖喜其贫而亲之，入则与子共砚，出则与子共衣，夜则与子共被，日则与子取柴水。子为之叹曰：‘可以援干而舞者，西陈之才，可以曳屣而歌者，南陈之器。’”由此足见他们三个人的亲密无间，志趣相投的特性。后来，他们共同就学于崇文书院，先后成秀才、举人乃至进士；再后来，他们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陈瑸，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庠生，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五年进士。据《漳州府志》《漳浦县志》和《铜山志》所载，陈瑸先后在浙江慈溪、永嘉，在江西袁州府和湖广衡州、郴州、桂州等地方任职，后论功奏敕提调七省军务。在任地方官时，他见海寇猖獗而“设法防御，民赖以安；浚筑河渠，兴利除弊，与民休息，至今户祀之。”后率军驻扎湖南，在与张献忠造反军的作战中兵败被俘，被肢解“断其手足，致死不屈”殉国。黄道周的学生、名士郑郏在其诗作《参议赠都御史陈公瑸》赞道：“……读书负大志……指顾称国器……英气世所尊……忠义胆弥壮”（民国稿本《东山县志》）
  陈士奇，亦是万历四十二年庠生，四十三年举人，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后到朝廷任礼部主事、再任四川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当初在回乡治母丧时，适值倭寇屡有来犯，他捐银40两并造“扭攻车”，与父亲陈焯一起，亲率乡亲英勇击杀入侵倭寇。在担任地方官时，他鼓励学子们要以国家为重，铭记为国尽忠尽孝的大节。陈士奇非常重视修孝德。他大力提倡忠孝之道：“凡训迪诸生，首励忠孝大节。”（《漳浦县志》清康熙版）他身居“赣故腻地，公一尘不染”。明末初清学者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二十一》载陈士奇一上任，就对赣州衙署开支用度进行自我约束，严格限制衙署的铺张浪费，规定每天只能买一斤肉；又在自己的内室题写楹联：“任仆辈衙中终日詈争七钱肉；免民间地上三年剥去几层皮。”陈士奇为官自我约束和为民办实事的事迹，使他的廉政美名远近传扬。后来，赣州百姓为了纪念他，“立祠祀之”。志书中还记载他升任四川督学，“驱车日即矢诸神明云：‘宁剜吾身上肉，毋塞彼寒士门。’谢绝竿牍，得士最盛。”即陈士奇为了杜绝求仕的后门，宁可挖他身上的肉，也不阻塞读书人上进之门。在四川担任军职时，他带头把多年的俸银2700余两银子全部捐献出来，又筹集1700两银，用做修理守城的器械和各地军营的急需，最后，为保卫重庆城而英勇献身。还是这位郑郏在其诗作《都御史赠尚书陈公士奇》赞道：“……匡时成伟器，仗节抚川蜀，威严群奸避……喋血犹痛骂，虽死心无二。”（民国稿本《东山县志》）
  再看林日瑞，他十岁时应童子试就名列榜首。万历四十一年中举，三年后成进士。在仕途上曾先后任户部河南司主事、湖广司郎中，升任浙江右参政分守宁绍道时，修捍海塘；最后升任甘肃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甘肃甘州（今张掖市）殉国，明廷赠以“忠简”。黄道周满怀深情作《林忠简公行状》，文中极为赞美其为子尽孝和为社稷江山而殉身的忠孝两全形象，还赞美说：“公宽厚长者，初望径似阙略，就谈乃豁达露心肝，兄弟骨肉之间，犹无间然。甄别人品，如楚何闳中，汪燝南、樊维城，吴王寖大皆名士，虚心奖掖，一言一行之善不翅口。平生委心竭节……”黄道周尤其欣赏林日瑞的为人处世观点：治理人的道理，在于如何当好人的儿子、皇上的臣子；如何敬重兄长，如何为朋友负责，而这些道理的关键又在于如何看待自己。所以遇到挫折时切莫责怪他人，而应先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努力加以改正。凭这种办法对待自己的父亲就能当孝子，凭这种办法对待自己的君王就能当忠臣，凭这种办法对待自己的兄长就能友顺和睦，凭这种办法对待自己的朋友就能施惠于人。
  在与林日瑞的关系上，黄道周在此文中说：“道周与公生同里闬，长缔交盟。”他曾经同林日瑞信宿散步，并留下《从虎墅西入玄墓，过光福寺二十里皆梅花，同林浴元（林日瑞的字）信宿散步山麓四章》的诗篇，从题目上看，即可见他们两人一起游历苏州吴县，在此连住两夜，一起散步观赏长达二十里的梅花，进而可见其心灵的相通。对林日瑞，黄道周在《林忠简公行状》中对他的评价是“学问淹洽而耻尚浮华，抱负匡时而不靳咨访……”即林日瑞的学问渊博深通，却羞耻于崇尚虚华；他怀抱匡正时世，挽救时局的大志，却不吝惜（花时间）调查研究。
  刘善懋，据民国稿本《东山县志》载，他“崇祯三年（1630年）乡试，中式第五名经元，挑选不仕。”其后因为不仕隐居于铜山城外之九仙山，成为著名隐士。著有文集数卷（但《铜山志》记载他载其“自著文选集，播迁遗失。）”，与黄石斋先生友善。《黄子年谱》云：“铜山孝廉刘子善懋之清爽，与丹山孝廉张子若化，进士张子若仲之静温，在盛明之世，皆不乐仕，无一日不以山居自娱。”这种心态，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实属弘达泰然。因此同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