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东山县塔屿岩画群的
  发现与初步研究
  陈立群2007年11月，由福建博物院、东山县博物馆与美国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的东山史前文化考古队，在塔屿发现了1处太阳纹岩画。2010年7月，该考古队再次于塔屿发现7处太阳纹岩画，两次共发现8处，成为迄今为止福建境内发现规模较大的岩画群。笔者对首次发现的太阳纹岩画作过报道①，现对整个岩画群作一番介绍和初步研究，为日后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东山是一个紧邻大陆的海岛县，位于福建沿海最南端。塔屿（又称东门屿）位于东山县铜陵镇铜山古城东面海上，相距约1500米。塔屿地理坐标N23°43′53.5"，E117°32′44.5"，最高处海拔78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因主峰有始建于明嘉靖5年（1526）的文峰塔而得名：“塔屿”，又因位于铜山古城东门外而称“东门屿”。塔屿岛上花岗岩遍布，巨石跌宕，植被良好，主要树种有木麻黄与相思树等。岛上除了顶峰的文峰塔，东北面山腰尚有“云山石室”、“鹰咀岩”等黄道周少年读书处遗迹以及多处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由于风光秀丽，人文殊胜，它与温州的江心屿、厦门的鼓浪屿、台湾的兰屿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屿。
  岩画群分布在塔屿顶峰文峰塔东南方向的步道两侧，全部集中在文峰塔附近。为方便叙述，离文峰塔最近也是首次发现的一处岩画，权称“第一地点岩画”，其余7个地点的岩画自近及远，依此类推。
  二、岩画群简介
  该岩画群均以光芒四射的太阳为题材，凿刻在岩石之上，画面宏大。太阳呈半圆形或圆形，以若干放射线条代表太阳光芒。岩画采用凿刻法绘制，线条粗犷简约，风格独特。
  第一地点岩画
  该岩画位于文峰塔东南方向的步道右侧，离塔约30米。岩画的东北、北、西三面巨岩林立，抬头见石；南面与东南面则临近裸岩陡坡，面对大海，视野开阔。岩画的前面有一块15平方米的平地，左右两侧也有小面积较平坦的地面或岩面。该地点除岩画本身外，尚有与岩画似有密切关系的带人工凿痕的石块，另有凿刻岩画的岩石与另外两块岩石相依靠所形成的洞穴，它们很可能构成以岩画为主的古文化遗迹。因此，有必要作详细的介绍。
  1、岩画
  岩画面朝东南，方向为南偏东60°。岩石呈不规则形状，略向西北倾斜，高3.4、宽4、厚2.3米。岩画所在石面较为平整，岩石右下部插于地下，左下部由于风化崩缺而悬空，缺口处有一石块抵于岩石与地面之间。崩缺部位的上缘呈圆弧形，距地表0.85米，在圆弧形边缘之上，雕刻着9道放射线，形似太阳光芒。
  太阳纹直径1米，9道放射线刻痕长短参差不齐，由左向右长度分别为22、47、25、15、26、32、58、46和59厘米，每道放射线均起于圆弧形边缘。刻痕起端粗大渐向末端收小，刻痕宽2～12厘米、深1～3厘米。从总体上看，刻痕较深重而圆润，光芒线显得生动自然。在岩画所在部位的石面上，另有因风化而自然形成的类似放射状的条纹，这些条纹或直或曲，深浅不一，隐约而模糊。据观察：左起第二、三道放射线的末端，均与弯曲而模糊的自然条纹相对接；右起第二道的放射线，上半段为较深而微曲的自然条纹，下半段则经人工凿刻，使自然条纹与圆弧形边缘相连接，自然条纹与人工刻痕的连接处留有生硬的接痕，此外，尚有一些长短不一的放射状自然条纹，均较模糊地分布于人工凿刻的光芒纹之间，两者的区别是清晰可辨的。
  2、带人工凿痕的石块
  岩画之下有一块大石抵于岩石与地面之间，石块呈不规则形，其东南部凸出岩画面0.4米，石块高0.8、宽1.6、厚0.9米。在岩画的正下方部位，石块顶端前侧的斜面被凿出一个有后壁的小台面，台面距地表0.44米。台面微倾，中间宽，两边渐窄，长0.75、最宽处0.2米。后壁微后斜，最高处0.11米，两边亦渐收小。
  3、洞穴
  洞穴位于岩画背面之下，它主要是由两块大岩石呈人字形相抵所形成的，即岩画所在的岩石向后靠在一块更大的岩石上所形成的一个隐蔽空间，上述带人工凿痕的大石块，恰好处在洞穴东南部缺口的位置上。洞穴南北长3.4、东西宽0.7～2.4、高1.2～1.6米。洞内地面平整，上不露天，洞口在南北两侧，岩画之下也有岩隙可透视洞内。总体看洞穴与岩画浑然一体，构成该文化遗迹十分特殊的小环境。
  第二地点岩画
  该岩画位于文峰塔东南方向的步道左侧，距第一地点岩画约30米。岩画凿刻在一块高5.9、宽4.8、厚3.5米岩石的中心位置上，画幅高2.1、宽1.5米，岩画面向南偏西48°。画面上的太阳呈椭圆形，垂直直径1.45米，圆的下端残缺，圆内近似S状沟将该圆分成左右两半，看上去像女阴。太阳上半部有12条人工凿刻的放射线，线条长30～90厘米，长短不一，线条最宽2.5厘米，深2～3.5厘米，向上逐渐变细变浅，直至消失。
  第三、四地点岩画
  该岩画与第二地点岩画相距仅几步之遥。岩画凿刻在一块宽7.7、高2.7、厚2.8米的芒果状岩石面上，面向南偏西70°，画面宏大。岩画利用巨石底部有一宽2.5、高1.2米的孤形凹缺，再凿上20条放射线，线条长短稍有差别，最长达1.45米。与其它地点不同的是，放射线大都非直线，向上延伸后便开始弯曲开叉，使画面布满由曲线组成的窑变般的图案，而且在画面上方，即岩石三分之二的高度上，有一条横切岩石面的直线，只有少数向上延伸的曲线穿越该直线。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曲线，是人工所为还是自然裂纹，因风化严重而难以辩认。因此，该岩画是值得进一步辩认与研究的。
  凿刻岩画的芒果状岩石叠压在另一块更大而又平坦的磐石边缘，故岩画前是宽阔平坦的石面，可容数十人伫立其上，极目海天，而且该岩画与第一地点岩画一样，凿刻岩画的芒果状岩石与后面几块岩石相依靠，构成一个洞穴。第四地点岩画即位于洞穴内、第三地点岩画的背面。洞穴长11、宽3、高5.5米，有出入口，可容10余人。洞壁右上方有一半圆形凹陷，5条放射线自上而下，最长达1.7米，但线条较浅，轮廓略显模糊。由此看来，它与第一地点一样，很可能是一处理想的宗教活动的场所。
  第五地点岩画
  该岩画位于文峰塔东南方向的步道石台阶的左侧，这是一块高4.5、宽4.98、厚1.5米的岩画，岩画凿刻于岩石中间，画面向北偏东28°，可惜画面部分被现代新修的石台阶遮挡。代表太阳的岩画是岩石底部一处半圆形缺口，直径2.5米，半圆上缘存有3条放射线，其它射线可能被台阶遮挡。射线最长1.1米，既粗又深，最粗超过10厘米，最深10厘米，画面十分清楚、而且十分形象。
  第六地点岩画
  该岩画位于步道石阶右侧、第5地点岩画的对面。这是一块近似四方形磐石，岩画凿刻于磐石平整的顶面。磐石顶南面边缘有一处孤形凹缺，孤宽2.6米，孤向内凹进0.7米。孤形边缘刻有10条放射线，最长的射线达1.46米。
  第七地点岩画
  该岩画位于文峰塔东南方向步道的左侧，与前一个地点相近。岩画凿刻于一块高1.7、宽2.7米的近似长方形的岩石上。岩石左下方有一右半圆凹陷，6条放射线向右、向上放射，最长射线为46厘米，画面向北偏东30°。
  第八地点岩画
  该岩画位于文峰塔东南方向步道的左侧，在巨大的基石上竖立一块高5.2、宽5米的岩石，岩石左上方有一右半圆形凹陷，直径达2.5米，共有19条放射线，最长的射线达1.7米。岩画面向南偏东30°。岩画下方的基石向前凸出，很像是个高高的祭台。“祭台”下是宽敞的空地，适合在这里举行宗教活动。
  三、初步研究
  1、岩画群的类型与性质
  中国岩画的分布一般被划分为北方、西南和东南三个系统，每个系统的岩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不同的地域特征。塔屿岩画地处东南沿海，以自然崇拜为题材，内容为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岩画的制作采用凿刻法，明显属于东南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塔屿岩画在凿刻之前，原来的石面上即有类似放射线的自然条纹，这些条纹下方的岩石崩缺处，恰好呈现如日轮一般的圆弧形。历经千百万年风化作用的花岗岩表面，所呈现的纹理形貌是千姿百态的，有时它便巧合了人类的想象。因此，塔屿岩画是一处因自然象形而被人类进一步加工利用的岩画作品。就目前所接触到的岩画资料看，尚未见有类似的报道，这应是塔屿岩画与众不同之处。
  塔屿岩画群另一个独特之处，即大都以半圆形来表示太阳。当然，这并非绝无仅有，我国青海岩画中也曾发现一处半圆形太阳神岩画。“该画面为一半圆形加光芒组成太阳图形，寓意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之意，也是岩画中一幅独特的表现太阳和太阳神的岩画。”②据此，塔屿岩画群以半圆形表现太阳，是否寓意太阳从塔屿或从海平线上升起之意？是不是反映了原始先民在漫长寒夜中对太阳的渴望以及当太阳初升时的喜悦心情？
  原始人类的自然崇拜，主要体现在对天体的崇拜，其中太阳形象的描绘最多。太阳崇拜在世界各地也最为普遍。太阳普照大地，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带来生命和繁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即有尧帝派官员祭祀太阳的记载，在江苏连云港，有被称为“东海边上的太阳石”的岩画遗迹。
  塔屿位于东山岛铜陵镇东面，秋冬两季，在当地居民眼里，太阳是从塔屿升起的。由此推测，原始先民常见太阳从塔屿升起，便可能认为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可能成为古人为什么在这里凿刻太阳岩画，并将它作为祭祀太阳神场所的主要原因。原始先民可能曾在岛屿上寻找过太阳的踪影，当他们发现天然太阳纹图案赫然显现于岩石之上，且画面向阳，视野开阔，周围有大大小小地坪分布，又有洞室天然生成，便认为这是具有太阳神灵的所在，并因此产生了创作的灵感与冲动。因为巫术统治时代，在宗教意识浓厚的先民看来，这一切应是共同构成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所。于是，他们认定这一地点具有神性，并对岩石上的天然太阳纹进行因势象形的加工，使形象更加清淅。匈牙利学者米哈伊·霍珀尔博士在谈到岩画研究的方法论时指出：“在今天分析岩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作为符号的岩石图象，而且要考虑符号的制作和作为框架起作用的整个仪式活动”；“这些图象是在刻绘处（或许是圣地）发生过的复杂社会活动的一种残留物”。③塔屿太阳纹岩画群主题鲜明，画幅较大，光芒线表现得粗重而醒目，应是一处较为典型的祭祀太阳神的宗教活动圣地。
  第一地点岩画前的那块带人工凿痕的石块，顶部前侧被凿出一块平面，像一座小供台或矮背石凳。如果背靠画面端坐其上，则感到无论坐面高度或人体重心都是较为适当的，而且背面大型的太阳纹如同佛像身后的佛光一般披于人的头肩之上。也许，这“石凳”就是祭祀活动中作为太阳神化身的巫师的交椅。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地点和第三、四地点岩画的天然洞穴，很可能曾是原始先民暂住的岩棚，也可能是与太阳神崇拜、生殖崇拜有关的活动遗迹。
  第二地点岩画十分耐人寻味，岩画中代表太阳的椭圆形看上去酷似女阴，究竟表现的是太阳或是女阴？抑或以两者的叠合来表示阴阳的结合。在原始自然崇拜中，太阳通常被认为雄性，太阳崇拜包含生殖崇拜。这里雄雌重叠，是否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生殖崇拜意识？户晓辉说：“人类在认识到男性的致育能力之后，很快就将太阳光线认作大地母亲之所以能够孕育万物的‘原因’”；“将太阳与男性生殖器认同的确是一个跨文化的思维定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太阳发出的光线类比为箭。”美国著名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认为这一观念可以上溯到史前人类以狩猎为生的时代，在几乎所有狩猎民族的神话中，太阳都是伟大的猎手，他的狩猎武器就是箭。我们可以举出巴比伦的太阳神马杜克、中国的太阳神羿以及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等。云南仓源岩画的太阳神形象为一手执弓、一手握箭站在光芒四射的太阳之中的人形。弓箭在远古文化中也是直接被类比或认同为男性生殖器的”。④陈兆复列举西藏日土县任姆栋一幅岩画来证明祭祀太阳神所包含的生殖崇拜含义：“描绘在最显赫位置作为祭祀活动主体的是画幅上部刻的太阳、月亮和男女两性的生殖器，都刻得很大。特别是两性的生殖器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具体……把祭祀太阳神和生殖神的宏大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⑤综上所述，古代岩画的创作首先是原始先民出于实用性和功利性目的的，以太阳纹为主题的岩画大都与太阳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相关联的，塔屿岩画亦应作如是观。
  2、岩画群的年代和族属
  2007年11月，中美联合的东山史前文化考古队曾对塔屿进行历时2天的田野调查，但因岛上除了裸露的花岗岩，便是厚厚的砂积层，植被又过于茂密，地面遗物不易被发现。但此前由县文体局退休干部陈坤生先生和业余考古爱好者林爱强，分别在岛上采集到石斧和石各1件。因此，目前只能权以2件采集石器来考证岩画的年代。
  2件石器采集于岛屿北部海滩与矮丘交接处的同一地点，均为大型石器，通体磨光，器体厚重。石斧平面呈常形，刃口及顶端均微弧凸，长16.1、最宽处8.2厘米。石锛呈长方形，平顶，刃口微凸，刃口截面呈直线形，长17、最宽处7.1厘米。常形石斧一般早晚期皆有，难以断代，石锛则量大，地域及时代特征相对明显。在东山本岛历年调查采集的石器中，有大量属于浮滨文化典型特征的凹弧刃石锛，多数为大、中型，这种刃口截面呈凹弧形的石锛一般从平面看都是直刃的。东门屿采集的这件石锛除了刃口与之相异外，从材质、形体及横断面形态等方面看，两者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在浮滨文化的石锛中，也有少量刃口微凸，刃口截面呈直线形的。
  在我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中，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被划分为七个基本区系，其中的粤东闽南区分布在晋江、九龙江和韩江流域范围内。东山县即位于九龙江与韩江之间。吴春明在分析比较了东南沿海丘陵山地地带的土著文化群后指出：“晋江、九龙江、韩江流域所在的粤东闽南地区的早期古文化包括了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石尾山—富国墩式、陈桥—腊洲山式两个阶段类型，新石器时代晚期为龙山时代的左宣恭山—大帽山类型，新石器末期为夏商之间的虎头埔—蚁山类型。青铜文化分成西周前后的浮滨类型，东周秦汉初的头岭—犁头山类型两个阶段，后者逐步进入早期铁器时代”。⑤从塔屿采集的石器看，在这一地区的早期古文化中，只有浮滨文化时期才流行这类大型石锛，浮滨文化之前或之后的文化类型中则罕见这类大型石锛。如东山的大帽山及其同类遗址，惠安的蚁山及其同类遗址。再如近期发掘的惠安音楼山遗址、晋江庵山遗址、东山白塘澳遗址，均属于前述虎头埔—蚁山类型，都没有发现这类大型的石锛。关于浮滨文化的年代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约当商晚至西周期间，因此，塔屿岩画的年代应与之相当。近年发掘的漳州虎林山遗址是浮滨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地方类型，在该遗址的陶器上发现的人形刻符，与华安汰内仙字潭岩画的人形刻符极为相似，它解决了多年来仙字潭岩画研究中悬而未决的年代问题，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⑦另外，我国著名的岩画断代专家盖山林先生在论述我国南北岩画艺术风格差异时指出：“但是，还有一点是南北方共同的，即就整体风格讲，石器时代岩画以写实为主，青铜时代之后，即以象征为主。”⑧
  由此可以推测，塔屿岩画与仙字潭岩画的作者可能同为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土著先民，其族属应是商周时期“七闽”中的一支。
  3、塔屿岩画群的学术意义
  岩画是古代先民记录在石头上的形象性史书，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它一开始就与人们的劳动生产、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紧密相关。盖山林在评述岩画意义时指出：“对于治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原始宗教、艺术史、经济史、神话学、哲学史、美术史的学者来说，更像进了一个用图形堆满的资料库，从中可以汲取丰富的营养，搜集到翔实而形象的第一手资料。”⑨
  除此，塔屿岩画作为孤岛上的岩画群，它的形成具有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航海，而航海又是与海洋文化传播密切相关。因此，它还具有史前航海史、文化传播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表明，著名的考古学大师张光直教授关于南岛语族祖先文化起源于大陆东南沿海的观点已被国际学术界绝大部分学者所认同。〓南岛语族指的是操南岛语系的民族，其分布地区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至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至夏威夷和台湾，南至新西兰，其主要的居住地区包括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张光直先生还指出，福建史前先民在国际学术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即“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或“原南岛语族”（Prot。-Aus-tronesian）。〓可见，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作为南岛语族祖先文化的发源地是没有问题的。
  东山岛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与台湾一衣带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史前文化传播中，尤其是在南岛语族祖先文化的传播中，发挥着桥头堡的作用。这一点已被“东山陆桥”和大帽山贝丘遗址的考古研究所证明。可以说，东山岛就是南岛语族祖先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而塔屿岩画群应是环太平洋文化圈众多岩画中的一个点，其作者便是南岛语族祖先之一。因此，在太平洋岩画群体中，有不少与塔屿同样以太阳为主题，并同样用放射线来表现太阳光芒的岩画是不足为奇的。但就创作手法及其风格而言，塔屿岩画群与目前发现的南岛语族岩画是有一定差别的。一般认为，人类的居住环境，是其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这种主题、性质相同而形式有异的现象，是否体现它在文化传播中因地域不同、生活环境变化必然导致的嬗变与发展？这是塔屿岩画群向人们提出的新课题。它最重要的学术意义，就在于此。
  民间信仰与南岛语族起源
  陈立群
  内容提要：民间信仰与南岛语族起源，是分别代表两个不同领域的不同概念。但是，当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广布于太平洋众多岛国的南岛语族那里，有着许多我们熟悉的民间信仰时，便不能不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南岛语系民族的起源、迁徙、彼此间的关系等有着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国际上对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发展迅速，众多学者从多学科的视角综合了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运用多种材料和包括最新的生物基因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广泛探索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然而，民间信仰作为人类社会最原始最可靠的基层文化，在该研究领域内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通过对南岛语族地区诸如石头崇拜、以岩画形式体现的物象崇拜和体现在语言行为上的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与我国普遍的民间信仰进行观察与比较，试图揭示它们的渊源关系，从而对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同时，籍此预示民间信仰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无限广阔的前景。
  几年来，笔者有幸参与由美国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毕士普博物馆和福建博物院联合开展的“闽台史前文化关系与南岛语族起源”的课题研究，并参加了福建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调查。此间，意外发现遥远的太平洋某些南岛语族地区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竟与我国的民间信仰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与闽南地区的民间信仰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便由此引发了一些思考，产生了一些初步看法。
  承蒙泉州吴幼雄老师的盛情邀请与热情鼓励，笔者借此次民间信仰学术研讨的机会，通过对南岛语族地区诸如体现在语言行为上的祖先崇拜、石头崇拜、以岩画形式体现的物象崇拜等民间信仰与我国普遍的民间信仰进行观察与比较，试图初步揭示它们的渊源关系，阐明民间信仰在南岛语族起源的研究领域内重要作用及其广阔前景的初步观点，以求教于诸位方家。一.我国的“太昊”与太平洋上的“Taaroa”或“Tangalo”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太昊，也即伏羲氏，本姓风，因其圣德明如日月，故称太昊，又因其蛇身人首，故有“龙的传人”之说。
  太昊伏羲氏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古籍记载最早的王，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传说太昊伏羲氏发明创造了“八卦”以演绎自然规律，始造书契以记事，创立历法以掌时节，教民结网用于渔猎，教民驯养野兽而成家畜，甚至首倡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结束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尽管学术界至今对历史上是否确有太昊伏羲氏其人、太昊是否即伏羲氏等问题尚有争议，但在中国民间信仰与宗教中，太昊伏羲早已成为威灵赫赫的“人文始祖”、“三皇之首”、“伏羲大帝”、“东方之帝”、“龙的传人”、“八卦祖师”等，深深扎根于我国民间信仰的沃土里，达数千年之久。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生活在遥远而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南岛语族人，竟然也把我们的太昊当作他们的航海神来崇拜。他们称太昊为“Taaroa”或“Tangalo”，发音极为相近。他们常说：
  “啊！我的太昊神”
  OhmygodTaaroa！
  使海平静而可航行
  Causetheseatobecalmnavigable
  让我们到达陆地，妇女和孩子。
  Permitustoreachtheland，thewomenandchildren.1
  太平洋上的太昊神究竟从何而来？
  在传世文献典籍的记载中，太昊伏羲氏生于甘肃天水，长于河北新市（新乐）、殁于河南淮阳。先秦两汉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太昊的具体记载：
  “陈，太昊之虚也”。2。陈在豫东淮阳一带，在今河南东部地区。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3。任、宿、须句三个小国是太昊的后裔。一般认为，任即任城县，在今山东济宁市，宿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与须句的位置相近，而颛臾是和任、宿、须句并列的四个太昊后裔小国之一，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
  “历大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4皓与部音近义通，皆可通昊，指商周时期的部国，在今鲁西南的成武和单县之间。
  另据考证，夏之“风夷”和商之“风方”，称“风夷故地”，也是太昊后裔的居住地，在今安徽的江淮之间。
  可见，太昊伏羲氏虽生于西北的甘肃天水，但其部族的地望却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和安徽江淮之间等地区，且其活动多与东方有关，故有“东方之帝”、“东夷族团”之说。这充分反映了太昊伏羲氏的部族不断在向东迁徙、扩张。
  据考古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民间信仰，太昊伏羲文化随着族群的迁徙而广泛传播，其传播范围西至敦煌和吐鲁番地区，东可达沿海地区乃至太平洋地区。
  古籍记述：“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处、〓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5“〓木之地”即“扶桑”，足见东夷族群的东迁趋势。
  族群的迁徙与文化的传播有着诸多原因，并且要有许多条件，而交通是其中最基本的条件。太昊伏羲文化向西传播的时间要晚于向东传播，主要途径为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是问题。但向海洋迁徙、传播就不能不依靠航海工具了。在那个时代，太昊伏羲具备应有的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了吗？
  据史籍记载：“伏羲氏始乘桴。”所谓桴，即用木头或竹子编成的筏，俗称木筏或竹筏，说明早在公元前33世纪，太昊伏羲便发明创造了航海工具——桴，并已具备了相当的航海技术。这种最原始最可靠的筏，至今尚在东南沿海、台湾、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仍在使用。
  国外不乏冒险家以竹筏成功横渡太平洋，以事实证明古人完全可能使用竹筏横渡太平洋。正如吴元熙先生所言：“横渡太平洋，竹筏可以胜任”。
  台湾著名学者凌纯声先生指出：“夷越之民能利用桴筏、戈船、双舟与楼船的航海工具在远古之时，早已航行太平与印度两洋之上。夷人的桴筏称vaka，越人的箪筏则称paepae，筏与箪在海洋洲vaka和paepae成为筏与船的通称。纪元一世纪的《说文》即如此说：‘橃，海中大船，从木发声’。可见今日南岛语系民族昔日住大陆，而后半岛，后日逐渐散布在太平和印度两洋上各岛屿的。”他又进一步指出：“古代的夷越即今之南岛语系（Austronesian）或称马来玻利尼西安（Malay。-Polynesian）语系的民族。古代之夷即今玻利内西安（Polyneesian）和米克罗内西安（Micronesian），越为今之印度尼西安（Indonesian）及一部分的美拉尼西安（Melanesian）人。今自非洲东海岸起，散布在印度和太平两洋中各岛屿几达南美西岸，在此一辽阔区域属于同一语言的民族，在民族学上研究其文化，至今尚保古代夷越的文化。”6
  至此，我们已不难理解生活在遥远而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南岛语族人，为什么和我们一样崇拜太昊伏羲神了。
  二相似的石头崇拜现象
  我国民间信仰的石头崇拜，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是一种自然敬仰、自然崇拜现象。它没在历史的文明进程中消失，而是作为人类孩童时代的记忆，沉积在人的思维深处，不断地幻化出神奇的石头神话与传说，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与文化艺术。
  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的石头崇拜各具特色。例如：藏族的“玛尼堆崇拜”、羌族的“白石崇拜”、四川甘洛尔苏人的巨石和白石崇拜、萨满教的“石火崇拜”、青海民间的“打鬼石”崇拜等等，举不胜举。
  我国民间最常见的是对石动物、石人、石敢当等石制品的崇拜。一些较大或奇形怪状的石头，都被赋予某种意识或灵性而加以崇拜。例如：石祖、石头公、石将军等。石头崇拜的对象十分宽泛，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甚至连普普通通的石头都可能被当作崇拜的对象举行朝拜。
  在民间信仰较发达的闽台地区，石头崇拜的对象与模式，更是千姿百态，无奇不有。除了石敢当外，石公或灵石崇拜最为常见。尤其在农村，人们把村头、路口、田间、海边等处的较大或奇形怪状的石头都当作有灵性的灵石来崇拜，即便那里原本并无石，人们也要从别处搬来认为有灵性的石头，置于村间要害部位以驱邪镇凶、消灾减厄。逢年过节，人们就会备一份饭菜前来烧香祭拜，以祈平安。清明扫坟，人们随便找来几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堆在祖坟一侧以代表土地公，然后便虔诚地上香朝拜。在一些沿海地区，人们去海边钓鱼，或划船到小岛上钓鱼，也一定要用同样的方法事先祭拜石头。
  美国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人类学博士焦天龙，曾告诉我说，夏威夷人到海边钓鱼之前，必须先随便找来几块石头码起来，然后双手合揖拜拜，以祈平安顺利，垂钓丰收。
  闽南沿海与太平洋，相去十万八千里，两地竟有如此一模一样的崇拜灵石的习俗。据调查资料显示，这种灵石崇拜的习俗，不仅夏威夷有之，在太平、印度两洋南岛语族地区也有之。它们的相似之处，不仅仅只是体现信仰的对象，而是连信仰的目的意义与信仰的仪式、象征，都完全吻合，别无二致，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一位人类学者说：“居住环境是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的决定因素之一”7对石头的崇拜是世界所有古老民族的一种自然信仰，但因地域、民族、居住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思维方式与崇拜模式与象征的差异。例如：由于受到气候、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和宗教的影响，西方人的石头崇拜，主要体现在石头建筑上。他们喜欢以石材替代木材进行建筑，认为石材建筑庞大的外形、坚硬的材料和永久的造型，更能表现宗教的观念和宗教情感。
  因此，南岛语族人与中国人一模一样的石头崇拜，很难视为一种巧合，它们之间必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上一节已经说过，我们已不难理解生活在遥远而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南岛语族人，为什么和我们一样崇拜太昊伏羲神了。那么，他们和我们有着一模一样的石头崇拜习俗，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三.相似的岩画反映出共同的民间信仰
  岩画是绘画或刻制在石头上的图画。
  我国著名的岩画专家盖山林这样描述：“它作为早期狩猎者怀着敬畏和希冀的心理把与他们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等形象在崖壁上的‘投射’，展示了人类在蛮荒年代稚拙而壮丽的历史画卷。”8环绕太平洋的亚洲、大洋洲和美洲三大陆的文化被称为“环太文化圈”，在这个辽阔的文化圈上，分布着1200多处、1千多万幅相互有着某些联系的岩画点，形成一个涵盖23个国家、92个岩画区域。不辞艰辛的岩画研究者，在这个岩画圈上找到了早期人类沿着这个圈艰难跋涉所留下的清晰印迹，惊讶地发现早在远古时代，我们先祖的足迹便已经遍布于这一巨大无比的环太文化圈上。
  例如：美国阿利桑那州的岩刻，繁复的蛇形曲线、圆涡纹、重圆纹以及祭祀圆坑穴，其画面上的图案特质与大洋洲诸岛以及东亚大陆的岩刻所表现的内容、构图的方式、手法习惯，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据此推测：阿利桑那州一带正是离东亚大陆较近的一块美洲土地，与中国大陆的直线距离是8千公里，可能是渡来民族最早的登陆点之一。
  在太平洋岩画中，以加拿大安大略的岩画最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有一处岩画画面上的人物头顶一轮太阳，看上去分明是一个“昊”字，又是一个变体的少昊人。学者认为：“鸟与太阳的紧密关联，鸟与太阳的伴存，在太平洋岩画中已被反复地强调，加拿大安大略岩画中乘船的太阳鸟画面更明确地宣示出中国东方氏族少昊氏的太阳崇拜和鸟崇拜以及远渡重洋、东传美洲大陆的上古史实。”9
  在大洋洲南岛语族居住的众多岛屿上的岩画，其图案特质与闽南地区的岩刻所表现的内容、构图的方式、手法、习惯，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07年11月，由福建博物院、东山县博物馆与美国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联合组成的东山史前文化考古队，对东山县东部和部分岛屿进行了为期19天的考古调查。11月24日，调查的首站选在东山县东北面的塔屿，发现了一处太阳纹岩画。塔屿太阳纹岩画位于岛屿主峰巅峰的中心处，原始先民在此活动时，偶然发现天然太阳纹图案赫然显现于岩上，且画面向阳，视野开阔，周围有大大小小地坪分布，太阳纹所在岩石背面并有洞室天然生成。在巫术统治时代，在宗教意识浓烈的先民看来，这一切应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所。人们于是认定了这一地点的神性，并对岩石上的天然太阳纹进行因势象形的加工，使形象更加清淅。匈牙利学者米哈伊·霍珀尔博士在谈到岩画研究的方法论时指出：“在今天分析岩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作为符号的岩石图象，而且要考虑符号的制作和作为框架起作用的整个仪式活动”；“这些图象是在刻绘处（或许是圣地）发生过的复杂社会活动的一种残留物”10塔屿太阳纹岩画主题鲜明，图形的尺幅大，光芒线表现得粗重而醒目，应是一处较为典型的祭祀太阳神的宗教活动场所。11
  值得一提的是，塔屿岩画画面上的太阳放射线，竟酷似美拉尼西亚岩画的放射状图案，两者均以放射线来表现太阳的光芒，而且同样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太阳崇拜意识。
  美拉尼西亚群岛是太平洋三大群岛中离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最近的群岛，也是离中国大陆和台湾最近的大洋洲群岛。塔屿与美拉尼西亚相似的岩画，是否反映了南岛语族在渐次东迁的生存活动中，先后在这些岛屿上留下的踪迹。
  其实，岩画既是原始民间信仰的反映，又是民间信仰的对象。古人通过刻绘的手段，将自己意识中的信仰对象外化为岩画之后，便开始将该岩画作为信仰的对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信仰仪式。环太平洋文化圈上的岩画的相似性，反映远古时期族群迁徙与文化传播的路径，也反映了民间信仰传播、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环太平洋文化圈上密集而漫长的岩画长廊，也反映了民间信仰强大而持久的传播力和凝聚力，它甚至很可能是远古时期族群生存迁徙活动最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一点已被包括妈祖、关帝、慈济、玉皇上帝、玄天上帝等中国民间信仰自觉向海外传播与蓬勃发展的史实所佐证。
  四.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民间信仰
  如上所述，环太平洋文化圈上密集而漫长的岩画长廊，也反映了民间信仰强大而持久的传播力和凝聚力，它甚至很可能是远古时期族群生存迁徙活动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假如从民间信仰的传播模式、途径及其传承发展的研究入手，可能对南岛语族起源问题有很大的帮助。这便是笔者将民间信仰与南岛语族起源这两个概念联在一起的原因。
  其实，南岛语族起源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
  所谓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指的是“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主要指广泛分布在北起我国台湾（高山族），中经东南亚（马来民族），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等海岛地带，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土著族群。目前属于“南岛语族”的人口约有2.7亿。南岛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大语系，包括近千种语言。
  国际学术界对于南岛语系民族的起源、迁徙、彼此间的关系等有着悠久的学术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近年来国际上对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发展迅速，众多学者从多学科的视角综合了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运用多种材料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引进了生物基因科学这一最新方法，广泛探索南岛语系诸民族彼此间的各种人种和文化的种种关联，梳理这些民族的历史和迁移历程。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虽然早期主要有过海洋起源论和大陆起源论两派的激烈争论，但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大陆起源论，即由我国大陆东南地区开始，东迁至台湾、东南亚海岛地区和太平洋地区诸岛，并扩散到大洋洲。然而，大陆起源论也好，海洋起源论也罢，它们也都仅是一种理论而已，均含相当的推测成分，仍然还是个难题。
  唯其如此，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任重道远，前途无量。
  铜陵黄氏调查
  黄炳钦
  铜陵，位于东山岛东北。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建城防倭，设铜山所，隶属漳浦；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归诏安县管辖；民国5年（1916年）东山建县后称公道镇（部分属正义镇），1950年解放后称城关镇，1985年改称铜陵镇。
  黄氏进入铜陵时间
  考铜陵黄氏历史，至少在明朝初年就有黄姓族人在铜山居住。《关隘顶黄氏族谱》记载：“始祖考启裕公也，原驻兴化府莆田县兴德里前黄村。缘有明洪武二十年编隶军籍，二十七年移调官军防守铜山所，驻于郭内东厢子孙家焉。”现已查明，黄启裕在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进入铜山，上文说黄启裕“驻于郭内东厢子孙家焉”，应该是在黄启裕进入铜山前，已经有黄氏族人居住铜山，黄启裕到铜山后，住在黄氏宗亲的子孙家中。
  另据《莆田侨乡报》2011年8月连载《黄道周祖籍、世系辩析》（作者黄鸿恩、朱金明）一文说：“黄岸第十五（六）世裔孙黄仪，‘元季之乱由莆田军城西山牌铺避居铜海深井，遂成为迁铜第一世’”，如此说真实，则黄氏进入铜山的时间应提前至“元朝末年”。
  铜陵黄氏各支派介绍
  从2005年至2012年，历时7年多，笔者对铜陵黄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截至本文完稿，笔者采访的铜陵黄氏共有72个分支，合为39个支派。
  以年代划分，明代迁入铜山的有深井黄氏、部衙黄氏、澳路街黄氏3支派，其余多在清代迁入铜山，少数在民国年间迁入。从迁入原因看，以谋生为目的的最多，随军进入的只有开基深井的黄启裕。以距离来划分，远的从莆田、福清，近的从漳浦、长泰、诏安，少数从本县农村来，以漳浦最多。以现有人口数统计，深井黄氏最多，其次为部衙黄氏、澳路街黄氏、南门隘门内黄氏等。现把调查结果分列如下：
  一、深井村黄氏
  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兴化府莆田县兴福里前黄村人黄启裕随军戍守铜山水寨，后定居铜山，成为深井村黄氏开基祖。黄启裕生四子：长子廷存、次子廷贵、三子廷尧居铜山，四子廷美回籍兴化。廷存、廷贵、廷尧后裔分居三地，开关隘顶、南门、菜园地三大派，分为23个分支，至今已传二十世以上：
  （一）康熙初年，深井村黄廷存后裔黄醇谨（讳进忠）移居关隘顶，为关隘顶黄氏开基祖，其分支有伢埕黄氏、前街黄氏（黄茂发、黄水源一派）、澳角尾黄氏（鸟仔电派）。
  （二）据传，黄启裕次子黄廷贵的后裔移居南门，为南门黄氏开基祖。另据黄匡国《南门黄氏尊敬堂》一文载：六世祖黄道琛居深井村，八世祖有三子，三房居深井村（菜园底），次房迁居南门。从南门黄氏分支的有石鼓街黄氏、琥珀井黄氏（黄启明派）、黄瑞云一派、黄穗一派、后街黄亮一派。
  （三）黄廷尧后裔留守深井村（现称菜园底，或说菜园底黄氏为黄道琛后裔）。从菜园底黄氏分支的有琥珀井黄氏（黄若清、黄柔卿派）、桥雅头黄氏（黄仲通派，包括石龟黄氏）、澳路街黄氏（九红代派）、澳路街黄氏（黄元和）、狮窝奶黄氏、盐埕顶黄氏、文公祠边黄氏、顶街黄树一派、黄户一派、桥雅头黄三丙一派、黄昌一派、黄乌脚一派。
  二、部衙黄氏
  明万历末年（1615年前后），部衙黄氏一世祖从福清（一说泉州，一说长泰）迁入铜山（据2005年黄炳钦编《重修黄氏本源堂宗谱》）。部衙黄氏有5个分支，分别是本源堂黄氏、桥雅头黄氏（黄碧珍派）、桥雅头黄氏（黄家惰派）、南门松树脚黄氏、下田池黄氏，至今已传十五世。
  三、漳浦迁铜陵共有17个分支，分别是：
  （一）澳路街黄氏
  澳路街黄氏先祖原籍漳埔县高山，约于明天启年间（1625年前后）入铜山，在海边搭寮烧灰，后娶妻生子，定居铜山，祖厝在今澳路街，俗称“澳路街黄”（据2007年黄炳钦编《澳路街黄氏族谱》）。澳路街黄氏有3个支派，分别是澳雅头黄氏、六角井黄氏（包括黄第派）、后尾池黄氏。
  从漳埔县高山迁入的还有：南门黄氏（高山派）、双崆井黄氏、下街黄氏小宗。
  （二）从古雷、杜浔等地迁入的有：南门大池边黄氏、粟埕黄氏、后街黄怀康、澳角尾黄氏、九街黄泰山一派、黄乌定黄河清一派、口菜园黄氏、黄绍余一派、顶街黄温柔、南门仙公巷黄氏、石笋池黄氏、城内石仔路黄氏等。
  四、从其它地方迁入的有10个分支，分别是：
  （一）县内迁铜陵
  南门隘门内黄氏先祖原居莆田，一迁居坑内村（现属西埔镇），二迁居西坑村，因与林氏族人发生纠纷，三迁居南门隘门内居住。
  池仔顶黄氏、草厝顶黄氏二派原居前何村边“宗崎”村，约在清末先后迁移铜山。
  后宅黄氏迁铜陵有三个分支：观音亭黄氏、东岭大庙边黄氏、黄海宝派。
  铜钵黄氏迁铜陵有黄振生兄弟一派。
  （二）南门井仔脚黄氏
  清朝末年，黄乌番从诏安来铜山垦荒，在南门井仔脚有一大片田地。黄乌番年老无妻儿，看到好友老张子嗣甚多，要求老张分一子给他当嗣子。老张答应了黄乌番的请求，张入黄家，传下南门井仔脚黄氏一派。
  （三）大庙头黄氏（北极殿对面）
  据传其先祖原居广东省汕尾（待商榷），清朝末年迁入铜山。
  （四）顶街黄氏
  顶街黄友典一派据传其先祖从长泰迁移铜陵顶街。
  五、下列10个分支黄氏先祖何时从何地迁居铜陵，至今未解：
  （一）火路局黄槌、黄寿一派。
  （二）火路局黄福、黄永来一派。
  （三）关隘顶边黄忠吉、黄海一派。
  （四）大庙头黄氏（北极殿右边）。
  （五）城内楼仔厝黄九治一派。
  （六）下庙顶黄茂金一派。
  （七）池仔顶黄铭一派。
  （八）黄金谋、黄守真一派。
  （九）西门兜黄氏。
  （十）城隍公边黄氏。
  六、铜山人黄满，约在清咸丰年间（1851年-1860年间）被派遣往澎湖戍守，退役后居澎湖马公，育六子，至今已传七世，其属于铜陵黄氏何派系，至今未能对接。
  除此之外，还有从龙海、长泰等地迁移铜陵的黄氏家族，因其人数较少，居处不固定，未予列入。
  祠堂、家庙、故居、昭穆联
  铜陵黄氏各派系只有南门黄氏有独立的祠堂，位于南门，抬梁式悬山形结构，进深两间，面阔三间，门前有大埕，俗称“南门大埕”；祠堂大门上方有“黄氏祖祠”石匾额。民国年间，南门“黄氏祖祠”成为东山县各界政治、文化活动重要场所。据民国《东山县志》、《东山文史资料》等载：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东山教育会成立，会址在南门大埕黄氏祖祠，会员百余人；十一月，县商会成立，会址设南门大埕黄氏祖祠。民国十五年（1926年），成立各业同业公会，会址初设恩波寺，嗣迁南门大埕黄氏祖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东山县政府改称中华共和国龙汀省东山县革命政府，在城关南门大埕举行庆祝大会。1934年元旦，东山改为“抗日人民政府”，在南门大埕举行群众庆祝大会。1940年冬，公道镇镇公所在南门大埕放映无声电影，为县内有电影活动之始。1947年，国民党竞选国代，城关选区在南门大埕召开选举大会。
  铜陵黄氏各派系家庙有关隘顶黄氏家庙、菜园底黄氏家庙、部衙黄氏家庙、本源堂黄氏家庙、澳路街黄氏家庙等，这些家庙都设在居住区，和住所连在一起，非独立结构。
  黄道周故居位于菜园底顶厅，抬梁式悬山形结构，进深一间，面阔三间，两旁有厢房连在一起。中堂供奉黄道周画像，两旁有对联“纲常万古谁能偶，节义春秋孰比肩”。每年农历二月初九，菜园底黄氏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纪念“圣人祖”黄道周。
  部衙本源堂黄氏家庙中堂有昭穆联，上联是“紫子振家声书圃研田朔秀实”，下联是“孟孙承祖德蘋筐藻闾荐馨香”；联中的“子”从第七世序名，至今已传至十五世“朔”字辈。
  人物传略
  黄道周
  黄道周，明万历十三年出生于铜山所深井村（隶属漳浦县）。父亲黄嘉卿受明理学影响，从小对黄道周要求严格。黄道周五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游学广东博罗韩日瓒大夫家，赋博罗二赋，被誉为“闽南才子”；十七岁独居东门石室，发奋苦读经史，自号“石斋”。二十三岁父亲去世，两年后奉母移居漳浦县城东郊。三十九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与同科进士王铎、倪元璐相约创新书法，力求遒媚，其所书人称“漳浦体”，对后代书法界影响很大。崇祯朝，为营救首辅钱龙锡、弹劾杨嗣昌、反对增派民饷，反对与满清议和，前后共向皇帝上奏章三十篇，二次被削职，一次被逮诏狱，其行为震动朝野。一生著述繁富，凡天文、历史、人物、医学，无不涉及；诗、文、碑、赋，数量众多。曾在漳浦、漳州、龙海、浙江大涤山等处讲学，内容涉及广泛，不尚空谈，学生有问必答，其教学内容录《榕坛问业》一书，后收入《四库全书》，誉满天下。隆武朝，自请募兵北伐，战败被俘，宁死不屈，临刑前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优”，从容就义。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评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乾隆皇帝称赞其“立朝刚正，不愧古今一代完人。”明路振飞誉其为“铜山三忠臣”之首，其名字铭刻在铜山风动石上，千秋万代，永志不忘。
  黄振昭
  黄辉，字振昭，一字式周，号晓斋，清铜山部衙黄氏八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生。道光末年选拔为贡生，后被选派为台湾县学教谕，居台数年，为台湾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咸丰四年（1854年），为防贼匪侵扰铜山，黄振昭、陈德千、孙有全等捐资倡建铜山外城，人德之，为其立“怀德碑”（见《东山县志》）。
  道光初年，常有当地人在忠端公黄道周位于后澳的祖先墓园周围掘土取石，侵扰墓园。咸丰五年（1855年），诏安县知事杨福五莅铜山，黄振昭拜谒杨知事，邀杨知事亲往察看，将忠端公祖墓山界四至丈量清楚，杨知事亲自书成《黄山碑界序》。十月，黄振昭会同陈德千、陈振年、孙有全、黄登第等人为《黄山碑界序》勒石。此碑现存关帝庙碑廊。
  同治九年（1870年）秋菊月，武庙兴工重修，黄振昭捐款十元，又捐大石阶一条，其芳名铭刻《重修武庙碑记》。此碑今尚立在关帝庙内大院右回廊。
  据《部衙黄氏宗谱》等载：黄振昭自道光末年出仕，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历任台湾县学教谕、漳澄道盐运使、特授广东白石场正堂盐课大使（正五品）等职凡四十年，至光绪年间，突然在任上去世。
  九红〓黄振发
  黄振发，字献珍（一说显珍），人称“九红〓代”，清代铜山著名航海人。从新发现资料看，黄振发约在清朝嘉庆二十年生，卒于同治末年（约1815年-1874年。按：之前笔者在《黄振发智取贼盗》一文中记载黄振发出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误，现予更正，特此致歉），其容貌威严，身长体健，长年经营航海货运，船号“黄振发”，船头漆青色为标记，人称“青头黄振发”。政协东山文史资料研究室编《东山文史资料》第六、第七期合刊本P10记载：“（清）咸丰九年（1859年），铜山李德义、黄振发等营运商船专航南洋群岛各地……船员配备每船十至三十人。”
  清朝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澳路街居住着黄、李、马、陈等大户，成为诏安“撞壁贼”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一天，黄振发航海回来，听报诏安“撞壁贼”要到铜山抢劫，黄振发设计把“撞壁贼”引到澳路街来，利用地形地物，率领船伙计和邻居青壮年巧妙设伏，把“撞壁贼”一网打尽，从此以后，四方盗贼都把澳路街称为“恶路街”，不敢再跨入一步。
  有一次，有商家把一批贵重物品交给黄振发发运。南日岛海贼闻讯动心，纠集各方力量，要在南日岛内海道把黄振发截下来，发笔大财。黄振发巧施妙计，把纠集在一起的海盗船引开，各个击破，把南日岛海贼打得一蹶不振，成为人们心中的海上英雄。
  清朝同治末年（约1874年），黄振发在上海蒙冤入狱，自杀身亡。
  黄江
  黄江，1948年生。1961年，13岁的黄江小学毕业，因家庭困难辍学进入城关渔业第三大队参加捕鱼生产。离开学校的黄江从未放弃学习，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各种知识，增长才干。1966年5月，黄江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应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驱逐舰六支队。进入部队后，黄江积极参加培训，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从战士逐级晋升，历任副长、舰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参谋长、东海舰队作战处长、舰艇训练中心主任兼教练舰长、厦门水警区司令员、海军广州基地参谋长、榆林基地参谋长、南海舰队参谋长、海军指挥学院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务；其间考取了海军指挥学院研究生学历。
  黄江从士兵一级干起，有熟练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善于处理海上各种突发事件，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多次随团或率领舰队出访澳大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法国、芬兰、土耳其、日本、菲律宾。2000年7-9月，黄江率领由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和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访问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和南非三国，其中对坦桑尼亚和南非的访问，是我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连续航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首次绕过好望角，首次访问非洲大陆。
  1997年，黄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任上晋升少将军衔。
  据《东山县实验小学校史》
  正误
  与黄峭山关系似是而非：调查中发现，铜陵黄氏许多支派都藏有黄峭山“信马登程往异乡，任寻胜地立纲常……”的寻亲诗，由此认为黄峭山是其远祖。笔者经过详细考证，只有从漳浦高山迁移铜陵的澳路街、双崆井、南门（高山派）、下街黄氏小宗4支派确实属于黄峭山后裔，其余尚待进一步考证。
  关于黄道周后裔问题：民间传言，琥珀井黄氏（黄若清、黄柔卿派）为黄道周嫡系后裔。经调查，只是传言而已，未有文字或实物能证明其说真实。
  关于伢埕黄氏藏三道圣旨：据《闽南日报》、东山电视台等报道，在伢埕黄氏大厅发现的表彰黄象新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三道圣旨，颁发人是清嘉庆皇帝。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黄友恭五弟黄友信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复印的《台湾文献丛刊》资料证明，颁发表彰黄象新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三道圣旨的，是乾隆皇帝，而非嘉庆皇帝。
  关于黄振昭的记述：民国《东山县志》P172载：“黄振昭，字武周，道光六年廪生，白石场盐大使”的记述有误。应为：黄振昭，字式周，道光六年廪生，后选拔为贡生，道光末年被选派为台湾县学教谕，咸丰五年后授广东白石场盐课大使（正五品）。
  黄文华七子都在澎湖出生：近年来，关于菜园底黄文华七个儿子出生地问题，有不少文章出现失误，引发黄文华子女不满。如有文章说黄文华长子黄友谦，次子黄友让在铜陵出生后，才被黄文华带到澎湖去，与事实不符。据笔者调查，黄文华在民国初年（按：约在1922年）与师兄弟朱水林、朱钦应邀到澎湖天后宫担任木雕、彩绘工作，1926年回铜陵与林银杏结婚。1930年，黄文华携妻过澎湖定居，在澎湖生育七子三女。1949年，黄文华携三子友恭回铜陵探亲，因妻舅挽留，黄友恭留居铜陵，其余六子三女分居台、澎。
  风俗
  崇学重教铜陵黄氏自古就有崇尚知识、重视教育、自学成才的好传统。黄启裕定居铜山深井后，把莆田人重视教育的风俗作为传家宝，其三子黄廷尧后裔“三代单丁四代贫，鲎藤养囝出圣人”（语出琥珀井黄氏十四世黄昭），培养出“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黄道周，对铜陵黄氏各派影响很大。今天，铜陵黄氏子孙有多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研究员、专家、教授，在各行各业卓有贡献，与黄氏家族自古传承的崇学重教的风俗分不开。
  吊“家先”铜陵黄氏自古有在春节期间或祖先诞辰那一天，将祖先的画像吊在家中大厅墙壁上供后代瞻仰的习俗，俗称“吊家先”。
  黄道周像辟邪盐埕顶黄氏家中供着一幅黄道周像，早年间每逢黄道周诞辰这一天，盐埕顶黄氏就轮流把黄道周像请到家中祭拜，从不间断。据传说，早时盐埕顶黄氏有人得寒热病，请来黄道周像放置病人房中辟邪，病人就痊愈了。
  女子主祭四时八节，黄氏家族祭祀家中祖先，或拜天公、关帝等神灵，由宗族中女性长辈主祭。
  重香火不重血缘笔者在调查发现：铜陵黄氏有许多家庭没有生育男丁，只有女儿，却把亲生女儿送给别人，然后向别人抱女婴来抚养，长大后招女婿承接香火。这种重香火不重血缘的做法与众不同。
  人名文化出于迷信，或文化水平低，为子孙命名时多用“土名”，形成一种有趣的“人名文化”，有很深的时代印记。笔者在调查中搜集了很多这样的人名，如嗡、猪囝、阿杂、铁丁、粿头、阿卖、十二、阿蒂、虎西、大目、阿冻、拾鱼、拾菜、阿龟、番薯、乌番、铜、钱、镭、阿母、二穿、县担、县笼、阿头、卖蚵、歹鹄、水龟、咸橄、生蒂、爱吃、钟芝、蛤鼓、阿傻、九虾、阿歹、阿掱、噜、黑、白、赤、查某婆、白粬、阿芋、东坑、阿麦、阿笠、阿瓜、阿景、阿尾、阿球、阿色、阿料、乌咀、阿唇、阿品、和尚、老鼠、阿鳖、九年、心瓠、红箸、塗、矮古、憨、垅、扁、买母、无鼻、哑九、五都、阿牛、鱼母等等，不胜枚举。这种“土名”习俗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已经少见。新时期以来，铜陵黄氏在为子孙命名时，经常出现“鑫、烨、俊、昱、煜、毓、颖、霖、斐、浩、堉、悦、祺、琪、淇、懿、奕、馨、琛、翰、涵、楠、琳、莹、琰、萱、婷、娜、瑶、淑、婕”等字，其中“鑫、俊、昱、煜、毓、颖、婷、娜”是利用率最高的。
  敬惜字纸铜陵黄氏自古以来有敬惜字纸的习俗。早年间，黄氏长辈不管是在家中，或是在路上，凡看到有丢弃的字纸，都要拾起来放进金炉中焚烧，不随便践踏。如果小孩不懂，把字纸随便丢弃，一定会受到大人的责骂。上世纪六十年代，部衙本源堂黄氏还保留这种习俗，笔者受其影响尤深。此风俗后来渐渐淡化，现已荒废。
  捐资行善
  清咸丰四年（1854年），黄振昭、陈德千、孙有全等捐资倡建铜山外城，人德之，为其立“怀德碑”（见《东山县志》）。
  咸丰七年（1857年），岁大饥，黄家琛（按：部衙黄氏本源堂九世）买米平粜，救活无数。会太平军迫侵邻邑（云霄），外米断绝，民心恐慌，适有台湾商船载米北上，遇风漂至本境，琛悉高价收买，从事赈济。诏安知事程荣春题赠“以仁存心”四字匾额（见民国《东山县志》）。
  光绪二年（1876年）岁丙子阳月，众绅董仝住持僧广益敬立《重修武庙碑记》开列清同治玖年（1870年）菊月兴工重修铜陵武庙所有捐收芳名中，特授白石场黄振昭捐十元，又捐大石石今一条；本铜黄新泰十元；本铜捐户：贡生黄振山卅元、贡生黄逸承二十元、黄母十元、黄荣丰二元、黄振章二元、黄革化二元、黄兴二元、黄正中一元、黄镇中一元。
  中华民国庚申年（1920年）葭月，董事马兆麟等敬立《重修武庙碑记》载：光绪戊申年（1908年）瓜月兴工捐题芳名中，有黄福、黄耀兴、黄完盛、黄源盛、黄永镇、黄传合、黄建合、黄树、黄土敢、黄瑞兴、黄裕盛、黄广裕成、黄源泰、黄春发、黄泰记、黄祥瑞、黄隆和、黄乌灶、黄阿美、黄阿匏、黄太兴、黄金顺兴、黄元二、黄绵成、黄生、黄泰源、黄兴、黄景山、黄泰发、黄阿三、黄莲花、黄协隆、黄昌隆等名列碑中。
  1987年10月，旅居新加坡东山籍华侨集资46000元购《四库全书》一套赠送东山县图书馆，其中，部衙黄氏本源堂十二世黄宝祥捐3000元、十三世黄雪华捐1000元。
  新时期，铜陵黄氏经营的公司、企业及个人，多次为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援助贫苦学生、救助海难、抗洪救灾、四川大地震等无偿捐资，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台澎往来
  铜陵黄氏与台、澎之间交流，可上溯至明代。据史料记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明政府设澎湖巡检司，派兵驻守澎湖。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置“澎湖游”，春秋讯守。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下令长戍澎湖，有一大批铜山籍将士奉命戍守澎湖，其中有铜山黄姓将士。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清政府设澎湖“班兵”，有一批铜山籍黄姓将士因此留居澎湖，有一部分黄姓将士在戍守中阵亡。铜山民众曾在南门海边设了一个义冢，埋葬戍守澎湖阵亡将士的骸骨。埋葬在义冢的黄姓将士有姓名可考的有黄成嘉、黄春、黄国、黄碧禄、黄汉生、黄生等9人，人数居有姓名可考的阵亡将士总数的第三位。
  清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年）八月，郑成功在铜山设立储贤、储胄两馆招贤选能，铜山黄见常、黄骧陛等先后投在其麾下任职。黄见常任监纪司，黄骧陛任文职，后随郑成功渡海入台。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铜山伢埕黄氏后裔黄象新任澎湖水师协标右营游击，后奉命入台平叛，战功卓著，先后升任广东澄海副总兵、舟山总兵、广东水师提督、澎湖前营都督等职务。据传，黄象新后移居台湾。
  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铜山部衙黄氏八世贡生黄振昭被委派为台湾县学教谕，居台数年，为促进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咸丰六年（1856年），贡生加五品衔黄步青向铜山龙吟宫捐龙柱两对。其中一对在龙吟宫后庭，一对现敬奉于台湾鹿港天后宫（据海峡书局2010年版《走进东山——旅游胜地，海岛明珠》）。
  咸丰年间（1851年-1860年间），铜山人黄满被派遣往澎湖戍守，退役后居澎湖马公，育六子，至今已传七世。其五世孙黄英强现为美台医学物理师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曾来铜陵寻亲。
  咸丰年间（1851年-1860年间），铜山桥仔头黄氏黄进祥前往澎湖戍守，留居澎湖。后，黄进祥弟黄进禄长子黄钟芝、次子黄蛤蛄也前往澎湖戍守。
  民国初年，城关深井（菜园底）黄氏擅长木雕、彩绘、油漆的黄德建、黄文华父子先后应邀赴澎湖参加天后宫、北极殿重建。黄文华后定居澎湖，其妻林银杏带一箱歌册随丈夫居澎湖，在澎湖演唱“东山歌册”o1946年，黄文华参与了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的重建工作。马公东甲北极殿内的木雕、油彩都是黄文华亲手制作，现在殿内供奉的“大圣神”（孙悟空）神像，也是黄文华雕刻。黄文华长子黄友谦随父亲从事彩绘、油漆工作，把西方油画绘画技术引入彩绘，融合东西方技法，擅于运用鲜艳色彩表现其个人独特的风格，所绘门神威严传神、出神入化，达到很高的境界。上世纪70-90年代，澎湖的宫庙门神彩绘多出自黄友谦之手。1997年，黄友谦绘制的澎湖马公东甲北极殿门神，被视为黄友谦的杰作。
  1953年9月10日，黄荣章同刘荣庆、李坪等，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鼠屿举行武装暴动，消灭国民党200师598团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后，从海上游回大陆，受到华东军区司令部嘉奖。
  1990年春节，部衙黄氏裔孙、台湾国术会损伤接骨技术委员会研究员、足反射区复健法病理按摩师黄国华携太太回铜陵祖家探亲，义务为乡亲治疗，并应东山县红十字会、中医院等组织和单位的邀请，举行足反射区复健法病理讲座。
  1995年，石鼓街黄氏十八世黄旺子黄金生回铜陵探亲，修撰《江夏炎公传隆渔行黄氏派下谱》。
  2006年，黄炳钦编《重修黄氏本源堂宗谱》由旅居台湾的十一世黄友井带入台湾对接。
  2009年，城内楼仔厝厝黄茂回铜陵省亲，其二媳妇张淑美编《楼仔厝黄氏族谱》。
  2011年6月，旅居台湾高雄的顶街黄文通之女、高雄“东山同乡会”理事黄愉婷参加海峡两岸关帝文化节，回乡寻找族亲。
  铜陵黄氏旅居台、澎、金门的还有：
  关隘顶黄氏十五世黄庆顺、十六世黄长顺、黄阿螺、黄坤、黄尧，十七世黄志忠等。
  关隘顶分支顶街黄锡五，黄志雄。
  南门黄氏十八世黄祥、黄福溪、黄枞。
  菜园底黄龙，民国年间定居台湾嘉义，当法警，至今已传四世。
  琥珀井黄氏十四世黄启华。
  石鼓街黄氏十八世黄旺。十九世黄晋国，1990年前后任总统府助理员。十九世黄满才，一名黄祖谦。
  狮窝奶黄氏十六世黄坤友、黄〓。
  桥雅头黄氏（黄仲通派下）二十三世黄良欣、黄良旭。
  石龟黄氏黄武湖（一名黄宪亭）。
  顶街（菜园底黄氏分支）黄志雄。
  黄氏本源堂旅居台湾的有：大房十二世黄立雄、黄茂华。四房十二世黄友湖。五房十二世黄永泽。六房十二世黄友恒。
  桥雅头黄家情派下十二世黄茂顺，一名黄振通。
  桥雅头黄氏（部衙黄分支）十二世黄无鼻，十三世黄定科、黄瑞祥、黄瑞旺、黄水春。黄钦旅居金门。
  南门松树脚黄氏黄来福。
  澳路街黄氏十三世黄怀祖。
  南门隘门内黄氏黄阿来。
  南门高山黄氏四世黄福民。
  下街黄氏小宗黄荣福。
  顶街黄树派三世黄锡五、五世黄志雄。
  顶街黄温柔派三世黄锄强、黄锄荆。
  城内楼仔厝黄茂。
  下庙顶黄茂金二子黄森、三子黄龟旅居台湾。黄森在台湾军队中服务，中将军衔，娶白崇禧孙女为妻。黄龟曾回铜陵探亲。
  大庙头黄氏（北极殿右）黄成玉曾在金门建造番仔楼，其长女黄丽贞居台湾，黄丽贞丈夫为台军将领，中将军衔。黄丽贞曾四次回铜陵探亲。
  黄守真次子黄杰、孙黄升凯居台湾。
  深井分支澳路街黄氏黄义。
  后尾池黄氏黄汝泰。
  口菜园黄氏黄定裕。
  池仔顶黄氏黄荣金。
  铜钵迁铜陵黄氏黄汉池。
  旅居海外
  关隘顶黄氏十五世黄庆定、十七世黄攀德居新加坡。
  南门黄阿头居南洋。另据《东山文史资料》第二辑载：南门黄秋菊旅居印度尼西亚，其父亲黄朴是最早旅居印尼爪哇岛的东山人。
  桥雅头黄氏（黄仲通派下）二十四世黄帅伦，旅居日本。第二十二世黄玉香，旅居新加坡。
  黄氏本源堂大房第十世黄红箸三子早年旅居越南。第十世黄憨居香港。二房第十世黄花、黄尖旅居安南。十一世黄煜、黄通旅居南洋。三房十世黄江海、黄江福旅居安南。十四世黄鹭东，旅居加拿大。五房十世黄博（字富文）旅居马来西亚，已传五世，其裔孙十三世黄德和、黄德生兄弟曾三次来铜陵寻亲。十世黄溥，字德书，南度沙劳越。十一世黄嚷三子旅居南洋。十二世黄永松，旅居新加坡。六房十一世黄书田旅居印尼。十二世黄宝祥，旅居新加坡，长女黄雪华为同乡会理事。
  澳路街黄氏十世黄永吉、黄廷芳父子，十世黄添春长子旅居新加坡。
  粟埕黄氏黄木松、黄木树旅居文莱。
  桥雅头黄氏（黄昌隆派）黄金生旅居马来西亚。
  下街黄氏小宗黄荣祥居印尼。
  结语
  数百年来，我黄氏先祖从不同地方，在不同年代辗转进入铜陵，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但站稳脚跟，创下基业，且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在居住地打拼出一片天地，获得铜陵各界的认同，也为铜陵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事可歌，其情可泣。
  研究铜陵黄氏的历史，可使后代子孙正本清源，追祖认宗，从中了解祖先的奋斗历程，追崇祖先的弘功伟德，继承祖先的精神财富，继续为铜陵的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对台对外交流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创造新的辉煌。
  东山岛民间武术调查
  黄炳钦
  东山岛古称铜山，岛上多天然良港。明朝年间，东山港成为南来北往的商船停泊贸易的地方，东山岛因此成为海盗、倭寇、西洋人觊觎的目标。
  外患不绝武术兴
  据《东山县志》等资料记载，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到崇祯七年（1634）85年间，东山岛受外患入侵达20次，其中海贼11次，倭寇5次，西洋人4次，《东山县志》没有记载的就更多了。卢正恒、李毓中《从黄道周交友圈看明末东南沿海局势》（载《海峡两岸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6月）一文说：“现在存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屡屡可见关于东山的记录。东山在档案中被称为Tamsua、Tangzua、Tangzoa，且与台湾之间存在着贸易”（引文见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台南：台南市政府，1997，页289）。当荷兰总督HansPutmans进攻福建时，曾率军攻打铜山水寨。“荷兰人于1653年左右绘制的地图中，东山地图亦被绘制的相当详细，其中还包括了一些通往东山的航线细节。1658年JohanNessel所画的海图中，凡是重要的地区皆以绿色绘制，其中就包括东山岛在内（引文见江树生《十七世纪荷兰人绘制的台湾老地图·上册》台北汉声出版社，1997，页62-63，66-67）”，可见荷兰殖民者对东山岛的侵犯是有准备且有长期打算的。
  兹把《东山县志》等资料有记载的明朝年间东山岛的外患入侵情况列举如下：
  嘉靖二十七年（1548），葡萄牙殖民者借通商之名，在漳州沿海武装走私。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月，葡萄牙海盗驾船侵扰铜山。三月二十日，福建都指挥司、军政掌司、署都指挥签事卢镗率领洪淡巡检司守军，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迎击于走马溪（东山岛古地名——笔者注），贼夷对敌不过，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名口、颗”（引文见《明史》卷三二五、朱纨《六报闽海捷音事》），从此，葡萄牙殖民者再也不敢骚扰漳州。
  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倭寇进攻铜山水寨，并于东坑、城〓一带焚房屋，抢财产，杀村民。
  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倭寇劫五都东坑口，杀掠男女五十余人。又连劫港西土楼，杀掠五十余口。
  嘉靖四十二年（1563），海寇许朝光自铜山登岸，攻围畬安（即城〓），杀掠六百余人。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吴平伙党林道乾等，船五十只，自走马溪登岸，攻陷五都山南村土堡，又攻厩下村土堡，焚杀不计。又其伙党曾一本等，船百余只于同年间自泊浦澳登岸，劫掠港口等村。
  嘉靖四十五年，铜山水寨把总童乾震率兵与海盗战于东岳山。童乾震战殁，朝廷令在海边立祠奉祀之。
  隆庆三年（1569），铜山常遭海盗偷袭、洗劫。五月十二日，总督刘秦、总兵俞大猷、郭成、李钧等会战海盗曾一本于铜山海面，大捷。而后率水师乘胜追击至莱芜澳，用炮击沉海盗船，生擒曾一本夫妇，斩贼700余人。铜山百姓暂得安宁。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五月，倭寇犯浯屿、铜山等地，福建水师出兵截击，擒斩倭寇数十人。
  天启六年秋（1626），海寇郑芝龙船泊铜山，沿海戒严。新巡抚朱一冯至，檄都司洪先春率兵击郑芝龙，先春败走（据陈寿棋《福建通志》）。
  天启七年（1627），海寇登岸，衙署兵营被毁殆尽。
  天启七年六月，郑芝龙带兵占据铜山（见邵廷采《东南纪事》卷十一）。
  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由厦门抵铜山，转杜浔。
  崇祯四年（1631），海贼刘香老以贼众数百猝攻铜山，把总蔡而爖力战而死。
  崇祯五年（1632），倭寇犯铜山，乡绅粤西学宪陈士奇丁忧回籍，与当事设具火攻，自造扭攻车及炮石、蛮牌等器，悉力捍御，城赖以全。
  崇祯六年（1633）七月，荷兰与海盗刘香、李国助连手攻打铜山，明军不战而退，两艘停泊在铜山港的大商船抵抗一阵后退往岸边的碉堡附近，但最后这些碉堡和附近村落皆被荷军烧毁（据卢正恒、李毓中《从黄道周交友圈看明末东南沿海局势》）。
  崇祯六年，荷兰殖民者武装入侵铜山，闽巡抚邹维琏出兵还击，战八昼夜。荷兰人战败，军船被焚毁，逃至东赤港，东沈村唐加春带领乡勇和东沈、康美村民出击，荷兰人数十人就擒，余者败退。
  崇祯七年（1634）四月，在中左所外海战败的海贼刘香南下，侵犯铜山。施邦耀令铜山把总黄斌卿败之，刘香狼狈遁粤，再无返回闽地（据卢正恒、李毓中《从黄道周交友圈看明末东南沿海局势》）。
  崇祯七年，荷兰殖民者武装进犯铜山，巡按路振飞、大帅徐一鸣率众还击。荷兰人退至宫前湾，被围歼。
  同年，倭寇进犯铜山，南屿渔民陈焯带领民众，设“暗鼎阵”于沙滩，倭寇登上沙滩时，脚踩铁鼎，纷纷跌到，民众趁机冲杀，赶走倭寇。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要反侵略。为了保护家园，东山岛民众奋发而起，求师学艺，练武强身，武术在民间遍地开花。
  东山岛确有“南少林”僧人
  南少林和尚教东山岛民众习武的事迹于史无征。据曾五岳《天地会起源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说：20世纪80年代，东山县樟塘村发现一块《张尔墓碑》，碑文有“张尔，四都渐山人，元末移至樟塘……倭奴入寇，我都弗宁”等字样，碑文落款是“南少林时中（按：即苦菜寺南少林高僧时中和尚）顿首谨撰”九字十分清晰完整，末尾刻有“嘉靖癸亥（按：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字样，这是明代嘉靖年间东山岛确有“南少林”僧人的铁证。2011年10月8日，笔者到位于东山岛铜陵龙潭山下的苦菜寺采访时，苦菜寺当家宏净法师（俗名白文泰）向笔者出示了一块红砖质地的墓志铭残片。这块墓志铭残片是有一次下大雨后在该寺大雄宝殿西侧100米处山水冲刷过的地面发现的，墓志铭残片共有五行字，其中能辨别清楚的有第二行“过清源枝头”；第三行“授武僧金禅”；第四行“少室振宗风而”等字样。这是东山岛确有“南少林”僧人的又一证据。
  除此之外，曾经在东山岛住过的南少林僧人还有：
  明成化三年，明雪熙贤创建古来寺，寺院建成后，明雪熙贤授徒五十人，承继祖庭法脉禅武同修，广传临济正宗，光扬南少林，是为岛上南少林第一代祖师（据刘小龙《南国曾经南少林》，载《东山岛文史》第21-22合刊）。
  明末清初创建东山九仙岩长林寺的开山僧道宗，系临济宗第三十四代高僧时中和尚的徒弟，故可断定道宗也是南少林高僧（据曾五岳《天地会起源新探》）。
  在铜山城〓山庵庙附近，现存喝参莹和尚墓碑载：“传临济宗第三十五世喝参莹和尚真隐。大清乾隆岁次己丑荔月吉旦，徒了坚、次房徒孙达铉等同立。”据查，喝参莹和尚是天地会创始人道宗的嫡传弟子（同上）。
  康熙二年，李率泰率军攻入铜山，铜山大庙北极殿南少林住持大头和尚率僧众坚持抵抗清军，为清军所杀，尸首分身（据刘小龙《南国曾经南少林》）。
  民间武术来源于南少林
  笔者在民间调查中发现，明、清年间，有多位南少林和尚到东山岛各地传授武术，使东山入学会武术，强健身体，抵御外侮，保卫家园；民间风气为之一振，如“四蔡姑娘槌”、“钱岗少林拳”、“三王”、“三步推”、梧龙“七步槌”和樟塘“杨家姑娘槌”的由来传说，都和南少林和尚密切相关。
  “四蔡姑娘槌”的由来是：传说在古时候，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南少林和尚隐居在湖塘大庙。当时海盗经常来犯，“顶湖塘”、“下乡里”、“东厝”、“林边”四村（四村村民都姓蔡，俗称“四蔡”）因位于海边，常常受到海盗、倭寇抢掠，民众苦不堪言。大庙和尚很同情乡里民众的遭遇，便向村民传授了一套防身棍法，俗称“姑娘槌”。“四蔡”村民早就不堪忍受海盗的侵扰，所以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学习，学成后，不仅多次打败入侵的海盗，保护了村庄的安全，而且村民个个身体强壮，从此以后习武练棍蔚然成风。
  明朝末年，钱岗村出了一个名叫孙基的武术好手。据村民说，孙基早年曾到少林寺苦学武功，学成后回乡开办武馆，因功夫高强，人称第一。当时有人将东山岛武功高强的人做了一个排名，有“一基二达三小管四墨贼”之说。“一基”就是钱岗村的孙基，“二达”是后林村的林达，其武功略逊于孙基，排在第二位。当时，钱岗村有十三班武馆，培养出诸如武进士孙如龙、武生孙金波、著名武师孙太西等许多名传一时的武林英雄，他们的事迹，至今仍为钱岗村民津津乐道。
  西埔镇的石坛、埔上、坑北“三王”“三步推”，梧龙的“七步槌”，传说都是在明朝末年南少林“九指和尚”前来传授武术的。
  樟塘镇樟塘村传说：清朝康熙皇帝背信弃义，放火焚烧少林寺后，南少林有十八好汉逃到闽南各地隐居。其中一位名叫刘成道的逃到樟塘村解山庙当和尚，另有一位好汉也逃到樟塘村来投靠刘成道，经刘成道帮助，在樟塘村开武馆。武馆开馆后，虽然樟塘村的徒弟非常尊敬师傅，但师傅心存戒备，不敢把身上所学倾囊相授，只教武艺，不教步法。有一天晚上，师傅梦见村里圣德宫供奉的银瓶公主显灵来到武馆，把北宋杨家将枪法化为槌法的套路和步法传给樟塘村徒弟。师傅得到银瓶公主神示以后，第二天就把杨家枪化槌的全套步法一丝不苟、毫不保留的传授给徒弟，赢得樟塘村人的尊敬，被人们尊称为“师傅公”。因“师傅公”传授的槌法从北宋杨家杨八妹的枪法变化而来，故称之为“杨家姑娘槌”。
  克敌制胜，都曾名扬东山
  “四蔡姑娘槌”分单人演练和双人对打两种套路。单人演练的套路有“单技”、“四门”和“横签（铲）”三种；双人对打俗叫“槌公槌母”。“四蔡姑娘槌”共有十招，俗称“十步”，特点是“柔”，但出棍准，干净利落。村民自从学会“四蔡姑娘槌”后，曾无数次打败来犯之敌，威名远扬。湖塘村的蔡添发曾听他爷爷回忆说，有一次，海盗又来骚扰湖塘村，刚到村边，忽然听见一阵锣声，全村男女老少一齐手持木棍，把海盗团团围住，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
  樟塘村的“杨家姑娘槌”共有基本功、卷棍、二十八秀、十六秀、六耳、五梅花、打阵雷、对打、大川等套路共108招。槌法攻防转换速度快，手脚并用，舞动灵活，“出手箭”让人眼花缭乱，“回手枪”让人摸不着头脑，常能在对打中迅速抓住对方的破绽，槌尖即刻点到对方的要害部位，使对方防不胜防。清朝年间，海贼、盗寇曾无数次进犯樟塘村，都无一例外地败在“姑娘槌”下。清朝末年，樟塘村青年武师张阿貌轮值守夜，遭遇云霄陈岱贼首陈乌带贼众到樟塘村来抢掠，被张阿貌一条槌使展开来，犹如一堵风雨不入的墙，把一伙贼众挡在村外，直到天亮，村里人闻讯赶来，贼乌不得不铩羽而逃，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踏进樟塘村一步，“姑娘槌”因此名扬东山岛。
  钱岗村的少林拳、“三王”“三步推”、梧龙的“七步槌”等，也都曾经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大显身手，克敌制胜，至今犹有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
  要保护好宝贵的文化遗产
  笔者在民间调查时，许多武术界前辈告诉我，以前老一辈人练武术，是因为社会不安定，为了防盗护身，大家都热心学习。现在社会安定了，大家都在拼经济，拼赚钱，对祖传的武术感兴趣、坚持练习的人越来越少，时间一长，恐怕有失传的危险。许多年青人告诉我，小时候曾经在父辈的督促下练过武术，后来都放弃了，如今连比划都比划不来了。
  樟塘村“杨家姑娘槌”传人、现年81岁的张进木老人鉴于“杨家姑娘槌”历来都是口头传授，没有文字图谱，对“姑娘槌”的保护和传承甚为担优，自己动手把师傅传授的套路动作和名称整理成文字资料，自己出资数百元请人将他的练武动作拍成照片，再把照片和文字资料合成一套图文并茂的“姑娘槌谱”。
  张进木老人这种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可贵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只可惜像张进木这样的人太少了。
  为此笔者呼吁，县文化部门应尽快着手对民间武术的保护工作，一是将民间武术的套路用文字图谱的方式整理出来，以防失传或“变样”；二是把民间武术家的武术动作用录像保存起来，这需要各村武师解放思想，把秘传的武术套路公开；三是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中，把传统武术和健身运动有机联系起来，组织大家学习，形成大众学习的热潮，把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岱南村“众公妈”的传说
  林云保
  前楼镇岱南村顶岱南自然村北面原来有一片古木参天的林子，由于自然村据说地处鼎穴，所以村旁的这片林子成为该村的天然屏障，因此该村多次幸免于战火之苦。先民进出村庄都要经过林子中间的一条便道，这条便道旁边有一棵郁郁葱葱的古榕树，该树底部形成一小屋，这就是香火旺盛、村民信仰有加、家喻户晓的“众公妈”。
  谈起“众公妈”的故事，实际上记载着岱南村先民的一段心酸史，这与清康熙年间的沿海禁海迁界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顺治十三年（1656年），从清政府严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开始禁海到后来的沿海迁界，东山县的百姓就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台湾郑氏始末》一书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肆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外志》形容：“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复界时东山百姓返回家园的幸存者十仅二三。
  此次迁界，曾多次躲避过战火的岱南村也难以幸免、在劫难逃。据上辈人说：当时举家内迁，背井离乡；姑且不说生产无着落、生活无保障，就连祖宗都受牵连，总不能带着祖宗的牌位（家神牌）和香炉到处流浪吧！
  当时村中乡贤就聚集一起商量，意见可谓众说纷纭——此次离别，犹如惊鸟纷飞，走往何处？能否再次团聚？何时能回？能回来多少？……等等一系列问题摆在大家面前；经过几个晚上的商量，最后形成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意见：既然祖宗在此，就不能跟着咱们到处流离失所；所以祖宗牌位不要带走，放在祖籍地也使大家日后有个共同归宿，但愿祖宗能保佑咱们早日回家团聚。但是放在哪里合适呢？有的主张放自家里，有的主张放祠堂公厅内，有的主张放庙中；考虑到人走屋空、年久失修房屋可能倒塌，也容易受官兵袭扰；最后有位长者提出不如集中放在村北面大林子里的榕树下，那里比较隐蔽，生者出走后祖宗们也可以聚集在一起说说话，不至于太寂寞孤独，但愿祖宗能体谅晚生的苦衷和用心。后来先民们临走时就将自家祖宗的牌位纷纷集中放在那片大林子的古榕树边。
  16年后，随着复界令的颁布，饱受离别之苦的先民纷纷回家，可是由于日晒雨淋，祖宗牌位有的朽烂了，有的被蚂蚁蛀蚀了，有的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因此能认领回自家的祖宗牌位已是寥寥无几。于是，回家先民们逢年过节需要祭祖时干脆到那棵榕树边集中朝拜，拜的人多了，该地点就被冠名“众公妈”，并约定每年九月初九为“众公妈”生（意为重生之日）。后来，先民们在榕树底部放牌位的地方堆砌石屋，久而久之，榕树的须根盘根错节绕着石屋造型，形成今天的树屋。今天这里与蔡氏夫人庙、村边休闲道浑然一体成为一处风景点，是周边男女老少休闲的好去处，仍然有一定香火。
  石刻“海晏河清”题书辨析
  高永川
  在东山著名的关帝庙风景区，耸立着名为钓鳌台的巨型岩石，铜陵居民世代称为“仙脚桶石”。它背靠东山博物馆，面朝“石僧拜塔”景点，越过铜山古城，与东门屿文峰塔隔海相望，它左邻是天下第一奇石“铜山风动石”，右毗黄道周纪念馆和关帝庙。这里是景区内最为重要的景点荟萃之地，也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集中表现。
  钓鳌台正面石壁镌刻着“海晏河清”四个一米见方大字，古朴厚重，豪迈苍劲。落款是：“民国二十四年朱熙题”。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至今，将近80年过去了，人们一直认为“海晏河清”四字为朱熙所题书的石刻。
  民国版李猷明先生编纂《东山县志》第350页记载：“仙脚桶石在城东。有大石窟如浴盘，又有仙脚迹长尺许。民国二十四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朱熙勒‘海晏河清’四字于石上。”
  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方耀铿主编）《东山县志》第664页记载，风动石及附近的摩崖石刻：“主要有路振飞的铜山三忠臣黄道周、陈瑸、陈士奇，霞山居士的东壁星辉，李楷的咏风动石，孙尧的钓鳌台，朱熹的海晏河清等。”这其中朱熹为朱熙的笔误。
  但是，东山书法界的一些朋友从字体笔迹以及口口相传的说法，认为“海晏河清”是东山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高柏岭先生所书写。高柏岭先生几位健在而年已古稀的学生更是众说一词，认定“海晏河清”是高柏岭先生的字迹，更为可喜的是有几位是当年“海晏河清”书写过程的见证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高柏岭字迹变成朱熙的题词呢？这要从当年的风云际会说起——
  朱熙，1879年出生，湖南汉寿人。1908年11月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1910年5月毕业。回国后在清政府任过教官、管带、标统。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11月朱熙率部在苏州起义.他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陆军团长、旅长、师长。1913年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1929年开始任安徽省、山东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兼任过安徽省代理主席。1934年8月，朱熙任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1936年6月兼任漳浦县长。他在任县长期间重视教育、文化事业，设立多家小学，开设医所，翻印《漳浦县志》，比较注重办实事和进行地方建设，颇有政声。他离任后漳浦县人感其功绩，在中山公园为其修建“汉寿亭”。
  朱熙在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一职任内颇有政声。在那个时代，名人政要因为自己书法不够好，请书法名家代书刻石是比较流行的做法，何况朱熙是一个深得百姓尊敬的好官。
  高柏岭，名尚志、号友古，生于1896年，卒于1951年，享年56岁。是八闽著名书法家，民国十年任东山县劝学所所长，东山县商会第二任会长。
  根据东山县铜陵高家族谱记载：“高公柏岭，生于书香之家，祖父高炯耀是清末秀才，幼时天资聪颖，尤爱书法，受祖父的熏陶，学业日臻。他善于写各体，其书法源习秦汉篆隶，又谙魏碑，金石韵味浓郁。行书中锋行笔疾如风，线条如怪石盘根，笔墨纵横习舞，高度情绪化，出手新奇，千变万化。公传世之代表作有《五里亭》、《海晏河清》、《黄道周竹扇诗》等。新加坡星洲东山同乡会馆著《石斋故里是吾乡》一书载入高柏岭公之四幅作品。
  纵观高柏岭先生的所有作品，离奇雄迈，寓巧于拙，旁涉唐人怀素之笔意，于不经意中见书卷气，瘦削中显媚姿，自有面目。部份作品珍藏于县博物馆，大部份作品于“文革”期间流散在民间”。
  高柏岭先生一生重视教育，热心教育，青年时代执教于东山、厦门、龙海角美一带。1921年任东山县劝学所所长；1941年时任县长楼胜利倡办东山初级中学，他被聘为国文及书法教师，为八闽培养出一批书法人才。
  高家族谱明确记载“海晏河清”是高柏岭先生的作品。东山县铜陵高家族谱又载录台湾书法家沈松友先生的回忆说：“高老师个子矮小，面庞略长，皮肤黝黑，显得挺精神和结实，他性情温顺慈祥，教书一丝不苟，给学生的字贴都亲笔签名，作业认真批改，十分负责任，学生非常尊敬他，是当时八闽最出色的书法家，人们都以能得其墨宝为荣，他为厦门的‘德昌’、云霄的‘礼堂’、东山的‘哲记’等书写的招牌、匾牌引人注目。”
  另据台湾书法家谢金文先生回忆介绍：“当时高老师名声在外，润笔颇高，但求书者仍无间断，现古城内的‘仙脚桶’石刻署有民国二十四年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名的‘海晏河清’四个大字，就是出自高老师的手笔，在书写时还是吾谢金文和老师的长子为老师研墨铺纸呢”。
  笔者自从读过家谱，看到台湾书法家谢金文先生的回忆介绍，一直心存疑惑，无奈朱熙和高柏岭两位前人早已英逝，所幸的是高柏岭先生在国内尚有高尚平、沙长钟，在台湾有沈松友、谢金文、陈洪甄等学生。陈洪甄先生的书画名冠海峡两岸，是高柏岭老师最得意的学生。高尚平先生原为商业部储运司司长，退休后继续研究书法、绘画，他现居住在北京，其书法作品被东山许多亲朋好友收藏和悬挂。
  日前，笔者与老同学也是东山县侨联副主席、黄道周研究学者陈旭山就“海晏河清”的有关问题，向书画界、文史界的朋友们进行了解调查，还一起先后拜访了高柏岭先生的二位学生。
  7月1日，我们首先来到沙长钟先生家。沙老先生今年已经84岁了，虽然清瘦，眼睛却炯炯有神。知道来意后，沙老先生立即拿出一本装祯工整的字贴，他说：“这是老师亲笔编写的，总共两本，另一本给高尚平。字贴字体有草书、魏碑，还有颜柳兼，颜柳兼一般人不清楚，它是老师独创的字体，老师巧妙的将颜真卿、柳公权两位大师最具特色的技法熔合一体，独树一格”。
  我们问及“海晏河清”的书写过程，沙老先生说：“我是1945年后也就是抗战胜利后才开始向高老师学习书法的，当时已有十多岁了，在老师家里除了练写，经常帮老师辅纸磨墨。有时，当地店铺或富裕人家有人求字，老师都先用淡墨写在旧报纸，或毛边纸上，一般都由我描边，书写好后向店铺换米，当时以一个字换一斗米。书写‘海晏河清’四个大字时间较早，我不在现场，但是‘海晏河清’是颜柳兼字体，从行书运笔的手法，我认为那就是老师的手笔。咱们这个地方旧时的风气习俗是写大字的人一般不肯将自己的名字题在寺庙或者公共景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镇得住，一般人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题在寺庙里让人朝拜，或者题在公共景点展示，因为自己分量不够重，所以，高老师书写，朱熙题名，合情合理。”2012年7月3日，笔者在与东山县图书馆馆长游明元同学座谈中，得知谢金文先生刚好回乡探亲，经其弟东山鸿文美术馆馆长谢学文先生告知住址及电话。7月4日笔者与陈旭山先生随即在西埔镇拜访了谢金文先生。
  谢金文民国十八年（1929年）生，东山探石人，幼时在东山关帝庙读书，师从高柏岭先生学习国文兼书法，长大后，就读漳州市师范学校艺术、美术专科，民国三十九年即1950年3月1日去台湾当兵，先后在金门小学教书，继之担任校长，1989年退休。
  7月4日下午，我们在浓浓的乡情中促膝交谈，谢老先生说：“海晏河清是高老师书写的，当时，我确确实实与老师的大儿子高镇尧为其铺纸和磨墨，更何况海晏河清的字体是颜柳体，是高老师独创的字体。当时在东山除了陈洪甄、高尚平等几位老师的学生，是很少有人用这种字体书写的。民国七十八年（1989年）我退休后回乡探亲，到帝君庙祭拜帝祖，再去仙脚桶时，却发现石刻海晏河清变成朱熙题，而我记得当时，明明是老师站在竹架上书写。那个时候，我很气愤，并曾多次向有关人士诉说及争辨。”后来谢老先生说到他对帝君庙很有感情，童年时曾经在那住过3年，也说到朱熙的字不是很漂亮，但在东山很出名。
  7月6日，陈旭山先生再次听到东山书画界一位朋友的介绍，那位朋友曾经与台湾书法家沈松友谈及“海晏河清”书写过程，他转述了沈松友先生的说法：由于“海晏河清”每个字有一米见方，字太大，高柏岭老师先请石匠凿平石壁，用布捏成团，蘸水写在石壁上，利用依稀可辨的水印，用浓墨描边，再请石匠凿刻。另外，“民国二十四年朱熙题”几个小字是高老师用毛笔直接书写的。当年，沈松友先生是提水桶供高柏岭老师蘸水书写的人，他是整个书写过程的亲历者。
  根据以上高柏岭先生三位学生的回忆及介绍，事实情况归结如下：
  第一，沙长钟老先生说当时还不是高柏岭老师的学生，没有看到“海晏河清”的书写过程。后来他师从高老师学习颜柳字体，颇有心得，家中门扇题字颇得高老师颜柳字体真传，他认定“海晏河清”是高老师字迹无疑。
  第二，谢金文老先生说“海晏河清”是高老师书写的，当时，他和老师的大儿子高镇尧为其铺纸和磨墨。
  第三，沈松友老先生说高柏岭老师先请石匠凿平石壁，用布捏成团，蘸水写在石壁上，利用依稀可辨的水印，用浓墨描边，再请石匠凿刻。当年，沈松友先生是提水桶供高柏岭老师蘸水书写的人。另外，“民国二十四年朱熙题”几个小字是高老师用毛笔直接书写的。
  由此，笔者似乎可以做出结论：钓鳌台岩壁上的摩崖石刻“海晏河清”系高柏岭所书，由朱熙所题，而落款仅有题刻人没有书写人。
  2012年7月8日
  泓沚泉
  陈炳文
  据清代《铜山志》载：“泓沚泉，在笔架石边石盘中，上镌‘泓沚’两字，右旁名人咏皆勒于石”。又据民国《东山县志》载：“泓沚泉，在笔架石边，石上镌‘泓沚’二字，今淤。”
  泓沚泉在铜陵顶街笔架石边，陈文登故居左侧，黍仔埕上。泓沚泉上部有一似龟背状的大扁石，形体酷似蟳，两侧前沿各有一块长方形石头连着，石头中间有一条较浅的裂痕，宛如蟳的两只大螯。石头上有藤蔓，春天有苔藓。正面看上去象一只刚出水的大红蟳在地上爬行。故名：“蟳石”或“蟳穴”。蟳石正中间有一条石缝，有一涓涓泉眼。泉从石罅中流出，流入石窟，产生汽泡，地理师说是爆在吐唾沫液。石窟水满再流入泓沚泉，泓沚泉有二个孔相连，先生说是蟳的两只眼睛，水流动时，阳光一反射，漾起微波，一眨一眨的。泓沚泉水常年不断，即使枯水期，也是微沁不竭。泉水澄滢如玉，漱之香润清甘。每逢大雨过后，泓沚泉水变成浅兰色的，很像是蟳的血液，民众说是“鲎血水”。
  不知何年何月，有一读书人上京赴考，路过泓沚泉，口渴肚饥，蹲下喝泓沚泉水，顿觉神清气爽，茅塞顿开。随即装满了一葫芦泉水，继续赶路。这个读书人在应考时，用葫芦里的水当饮料，并用以研墨。下笔时才思敏捷，挥毫落纸，如有神助。后来果然登科高中。返乡途中，又经过泓沚泉，记得当时在此取水，确信此泉水非一般之水，感其所助，即在泓沚泉边石刻留念。因年代久远，风化作用，石刻已模糊不清，但还依稀可辨。（即县志载“上镌‘泓沚’二字，右旁名人题咏皆勒于石”。）
  文革期间，有一不法之徒，想占其“蟳”的灵气，在此挖地基建造房屋，并把“蟳”的一支大鳌凿去一大半，还把建筑垃圾倒在泓沚泉上，又有一户人家把它整为平地，又建了房屋。后来破坏蟳石的这户人家，因神经不正常而迁居他处，现在人去楼空。是偶然？还是必然！让人生疑。
  在泓沚泉上，狮山下，笔架石边，蟳石居中之处，有一古民居，即“陈氏祖祠”，它坐北朝南，与川陵山相互辉映，大厅内有一阳刻的大匾额“文魁”，系嘉庆皇帝十三年“钦赐”。据说当年嘉庆皇帝在巡视考场时，见有一白发苍苍的长者也来应试，上前询其原因，长者跪答因家境贫寒，盘缠不足，又因途中风餐露宿，染上疾患等原因而耽误考期。而今前来应考，自是成竹在胸，志在必得。嘉庆皇帝调阅长者的试卷后，遂为其渊博的学识和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感慨不已，免其再试。并即赐“文魁”称号。长者即“陈氏祖祠”的先祖陈衡南。陈氏后裔称其“举人祖”。见清《铜山志》：“陈衡南，字一嶂，奉旨钦赐”。
  文革期间，“文魁”大匾被当做‘四旧日’勒令卸下来。陈家后人把大匾放在天井的猪舍上面，把猪舍的天井也盖上，足见其匾面积之大。后因猪得不到日照，不利成长，才请人把匾扛到海边丢掉。听远房亲戚老人说，这块匾是用沉香木刻制的。后人得到的是仅存的几斤重褂匾用的铜铸蝙蝠构件，却又把它当废品卖掉。于是只留下口头故事，特据实撰此文，以誌之。
  2010年11月10日

注释： ①陈立群：《东山县塔屿岩画的发现与初步认识》，《福建文博》，2008年第3期。 ②梁振华：《桌子山岩画》，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年9月。 ③［匈］米哈伊·霍珀尔：《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④户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版。 ⑤陈兆复：《古代岩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2月版。 ⑥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⑦陈兆善、杨丽华：《虎林山遗址》，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⑧⑨盖山林：《中国岩画》，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8月。 ⑩焦天龙、范雪春：《福建与南岛语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月。 ⑪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1989年第6期。 注释： 1.Handi，1927，p.127.转引于凌纯声《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66，P227 2.《左传》昭公十七年。 3.《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4.《楚辞》远游。 5.《淮南子·时则训》。 6.凌纯声《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66，P227。 7.M.J.Herskorits《人及其劳动——人类文化的科学》，1949。 8.盖山林：《中国岩画》，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8月。 9.李洪甫：《太平洋岩画》，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 10.［匈］米哈伊·霍珀尔：《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11.陈立群：《东山县塔屿岩画的发现与初步认识》，（福建文博）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