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东山岛是闽南的重要侨乡之一，侨胞大多数居住在东南亚一带，以新加坡为多。解放前，大多数人因生活贫困，在家乡走投无路，才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国外谋生。他们漂洋过海，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艰苦拼搏，用血汗换来了钱，自然想起在家乡挨饿受苦的亲人，在无法回家的情况下，想把千辛万苦赚来的钱通过信局寄给亲人，侨批局便应运而生。当时，东山岛设立在新加坡的有添盛信局①、新顺昌信局②进成信局③、福春信局④、合安信局⑤等等。新加坡设立的几家信局，添盛信局信誉、口碑最好，侨胞寄回东山岛的“批”以添盛信局最多，可称东山岛侨批业的“龙头老大”。
  我家和侨批有不解之缘。添盛信局创办人就是我伯父沈招贵（字荣甫）先生。伯父逝世后，堂兄沈舜明子承父业，继任“头家”⑥；我父亲沈招顺（字荣芳）受伯父委托，从新加坡回东山岛设立对应信局——顺发信局（原称龙盛信局，后改现名），专职分“番批”。设立在新加坡的新顺昌信局一时在国内找不到对应信局，经协商其“番批”委托顺发信局代发。我的父亲识字有限，我的堂兄沈光烈（字锦禄）当过小学教师，文化水平较高，这两间信局总经理就由他担任（1956年他曾出席全国第二届侨代会）。当时交通不便，我父亲分“番批”全凭两条腿走遍全县大小乡村，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他都能把“番批”及时送到侨属侨眷手里。脚步虽然沉重，却架起了连结海外与家乡的桥梁。后来家乡修起了公路，胞兄沈舜修取代父亲，凭一辆自行车走遍全县分发“番批”，传送海外亲人的声声问候和点点心意。
  两地两代人、历时60余年苦心经营，直到1979年侨批业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我的家族是“侨批世家”了。引为自豪的是两地信局从成立到结束使命的60余年间，没有出现侵吞、挪用侨汇之事；凡托信局的侨批，侨属都能收到，很少发生错投现象。
  我从小对侨批耳濡目染，了解较多。我知道，有“番批”就必定有“番钱”，因为侨批是钱批连寄，钱信合一；批封上都有写“附上港币××元……”。为何都寄港元？我曾不解地问过父亲。父亲告诉我，新加坡政府不许华侨向外寄叻币⑧，信局只好把叻币折换成港币，通过设在新加坡的汇丰银行寄到国内。但寄港币也有限制，好像是不能超过80港元。华侨如果要多寄钱，信局又有办法，就是信封上写“附港元捌拾元”，但又做有暗号，如“添”表明又寄10元港币，“方”表明又寄50港元，等等。
  侨批由新加坡寄到东山岛，一般需要一星期，每周寄东山岛一次（称每礼拜一班），凡是自己信局的客户，不管侨批数额大小，乡村路途远近，信局都得接收及时寄出。那时，新加坡信局的竞争也很厉害，信局为了争取客户，视信誉为生命。信誉差，客户就跑了。服务质量差，信局的业务就少，生意就不好做。所以两地的信局都十分注意服务质量。
  小时候，我有时陪同哥哥下乡分发侨批，亲眼见到那些收到侨批人家欢天喜地的情形，心中确实感慨万分。我读过唐诗“家书抵万金”，那是在烽火连绵的年代，而这个“番批”却是在和平年代里传送，但两地亲人遥不能聚，仅凭“番批”传语报平安，他们怎不高兴万分呢？番批也抵万金啊！对亲人的每一个问候、每一句祝福、每一声安慰，都变成温暖人心的灿烂阳光，他们又怎能不欣喜若狂！那个年代，大多数侨属不识字，年轻一代由于受文化教育不同，也不会写侨批。所以，分送侨批的哥哥也有连带任务：代读、代写侨批。侨属静静地听哥哥念侨批中叮咛问候和所寄托的平安语，有的边听边低声哭泣；有的是高兴地擦着双眼。哭也流泪，笑也流泪，“番批”的魅力真神奇。我好奇地问哥哥，哥哥说，两地的人隔着太平洋，丈夫见不到妻子，父母见不到儿子，兄弟难得一见，就全靠侨批来交流、沟通，来维系着骨肉情、手足情，心里激动，眼泪就出来了。
  有的侨属当场委托我哥哥写回信，当然，收到多少钱是一定要写的。写完信，或盖个印章，或按个手印，然后交给哥哥带回信局——回信是不用邮费的，因为寄信人在寄侨批时就一同把邮资交给新加坡信局，目的是减少家乡亲人的负担，可见侨胞一点一滴考虑得多么周全！
  侨批不大，添盛信局、新顺昌信局的侨批是一张八开的蓝色纸张折叠成的信封，外面写收信人的姓名，寄信人的地址、姓名；收信人地址不用写，因为收信人把回信交到信局，信局按编号收齐，合在一起封贴后寄到新加坡。有的侨属没有及时写回批，信局还要再下乡催促。新加坡信局按存册逐一核对后，回批送交寄款人。如有欠缺，要国内信局再催促，直到每一款收信人有回批才算完成。
  侨批内容不长，言简意赅，没有抒情、议论、描写，但情感丰富、像一条感情之河从海外流通家乡。可以说，侨批犹如磁场，磁心所在，就是祖家的方向、思念的目标。正因为侨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缘文化，数十年间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时年八节，例如春节、清明、中元（普度）、中秋、解平安……特别是春节期间，大量“番批”、“番钱”涌向侨乡东山岛。有的侨属或有婚丧喜庆，房屋建设，祖祠、祖墓整修等大事，华侨也多寄些批钱。侨批给家乡亲人带来了温饱，有的侨属甚至成了富甲一方的“员外”，像前何村的何××、何××，就是鼎鼎有名的富侨属，单从他们家建造的豪宅（人们称之“五马拖车”），就知道是富得冒油的“华侨户”了。
  有的侨属因为“富”，就成了小偷的敲诈勒索对象。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港口村“派黑单事件”：一个小偷，看到侨属吴××经常收到“番批”，知道他很有钱，就写了一张纸条，要吴××某月某日晚上9点带××××元到距离县城西埔9公里的地方交给他，否则就要杀掉吴××。他把纸条暗地里偷偷塞进吴××家门缝里。吴××看到以后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幸亏邻居叫他报案，公安人员才在9公里处把作案者捉拿归案。这件“派黑单事件”，人们津津乐道讲了几十年。
  当然，有的华侨有钱不忘故乡，除了寄钱给家乡亲属带来温饱，也慷慨解囊捐助家乡的公益事业。那时，捐资主要是建神庙，像修建关帝庙、庙山、南正院等庙宇，华侨捐得最多。记得重建庙山（1954年）时，我伯父以“添盛”名义，一次就捐了人民币500元。此前，他们还捐资修建东山抗日烈士陵园。
  这里还要提出的是前楼村爱国爱乡华侨沈孔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华侨重教兴学的意识淡薄，沈孔先生独具慧心，委托新加坡添盛信局寄回12支派克金笔到东山县政府教育部门，要奖励当年（1961年）小学优秀毕业生。笔者是当年的小学毕业生，荣幸获得沈孔先生奖励的金笔，高兴了好多年，也把沈孔先生记住了几十年。记得获此殊荣的还有林良炎（曾任东山县副县长、东山县委副书记、长泰县县长、漳州市水电局长，漳州市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傅扬才（曾任东山县第二建筑社党支部书记、东山县梧龙砂矿副矿长）等同学。他们和我一样，心里都深深记住“沈孔”这个名字，把当年获奖的金笔珍藏至今。世界就是这样连接在一起的，也许赠玫瑰的人早已忘记了留在手上的余香，可接过玫瑰的人会久久地陶醉在它的芬芳里，就好像微风吹融大地，吹醒花草，吹绿池水，留下美丽的痕迹。
  当时，国家为多争取外汇，曾经出台许多优惠政策，如按华侨寄回的外汇数额奖励若干份侨汇券，凭侨汇券就能购买大米、食油、棉布、杉木、肥皂等吃、穿、用的各种紧缺物质，以此鼓励华侨多汇款。
  无论是新加坡或是东山信局，经历最困难时期有两次。
  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华侨所在地东南亚各国被日本侵占，赚钱艰难，加上日寇封锁太平洋，两地信局瘫痪，停止了营业，多数华侨与家乡失去联系。东山岛侨属的生活来源中断了，生活陷于绝境。
  另一次是国内第三次战争末期，通货膨胀，竟使国币一日数跌，华侨辛辛苦苦寄回的钱瞬间变成废纸一堆。华侨不寄不行，许多侨属依靠“番畔钱”过日子，要寄又怕辛苦钱成了一堆废纸。怎么办？这个时候，新加坡各信局为了像现在所说的“双赢”（信局有钱可赚，侨属又能收到赖以生活的“番批”钱），就把钱折换成白银或黄金由汇丰银行寄到厦门，东山信局如顺发信局，就雇用诚实可靠、吃苦耐劳的挑夫化装成乞丐模样，我父亲亲自监雇，到厦门把白银挑回来——白银装在麻草袋里，用一条特制的皮带——皮带可夹藏黄金紧束在腰间，由我父亲保管，两天时间赶回东山岛。其风险可知，稍有不慎，钱财两空。新加坡信局又与寄款人签有合约，丢失的必须赔偿。为了保信誉、求生存，类此风险的寄款方式也得进行。所幸那一二年间，没有发生途中被抢劫事件，都能把银元或黄金如数交给收款人。
  上年纪的人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可能记忆犹新。那时候，东山岛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严重的粮荒，物资供应奇缺，老百姓吃饭“瓜菜代”。回乡探亲的华侨亲眼看到后回到新加坡宣传，海外亲人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而是掀起一场爱乡爱家热潮，不时为家乡侨属侨眷寄送大米、面粉、花生油、猪油罐头、饼干等食品，甚至日用品与化肥等实物，帮助家乡亲人度过难关。记得那时，客轮“大宝来”、“皇轮”在汕头往返新加坡，半个月就运来一次行李，俗称“包头”，里面全是吃的用的穿的。这时候，东山信局非常忙碌，要专人到广东汕头港清点件数。
  “包头”经海关查验后，雇货车运到东山华侨旅行社，再雇用板车运到信局。然后通知收件人，接着分发“包头”，侨属领走“包头”时要签名按手印……环环紧扣，不能差错，若有差错，“客头”必须赔偿。
  这种从海外寄物回家乡情况持续了好多年。华侨们的亲情和无私的援助，帮助家乡亲人度过了困难时期的生活难关。可以说，战胜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
  侨批另一件大积功德的事是为在海峡两岸人为隔绝、亲人不能通邮的情况下，数十年来起到牵线搭桥作用。
  想必大家都知道“寡妇村”（铜砵村）的故事。因为解放前夕国民党大肆抓丁，整个村庄大多数成年男人被抓到台湾。去台人员日夜思念家乡亲人，乡愁伴随着泪水度日如年。在多年音信隔绝的情况下，他们巧妙辗转新加坡等国与家乡亲人通讯。恰巧我伯父即添盛信局“头家”沈招贵是铜砵村的女婿（我伯母林秀菊是铜砵村人）。他们就托往新加坡的熟人或朋友，把信带到添盛信局，恳求信局把信捎往东山岛铜砵村，由于上面所说的关系，伯父伯母又是热心人，就义务担当起“信使”的责任，把信寄到铜砵村；铜砵村的去台人员家属又把信寄到新加坡添盛信局，托添盛信局把信转到台湾亲人手里，两地亲人终于取得联系。可以说，在那个和台湾音信完全隔绝的年代里，添盛信局是绝大多数去台人员与家中“活寡妇”、亲人亲友进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通过信局这种中转信批的作用，不少去台人员在国民党还没有开放老兵回大陆，严禁“三通”时就和家乡亲人取得联系，有的就通过第二国辗转回到家乡与离别多年的妻儿团聚。
  这种功德善事，其他信局也有做。我想，那些当年创办信局的“头家”，初衷并无意充当这种中转站的角色，决没预想到若干年后会有兼做这一项善举吧？这真是不经意间流出来的美德和善心啊！
  一封家书，若干钱币，一张收批钱的回信，再加上后来奖励的侨汇券，便组成了侨批。它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它已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里面充满着爱国心、思乡情和人情味，洋溢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真挚感情。侨批情深永留芳，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爱家的赤子之心、骨肉之情，永远保留在特殊年代的史册中。

注： ①设立在东山岛的相应信局是顺发信局。 ②设立在东山岛的相应信局仍叫新顺昌信局。 ③设立在东山岛的相应信局是南成信局。 ④设立在东山岛的相应信局仍叫福春信局 ⑤设立在东山岛的相应信局是福通信局，后改名延安信局。 ⑥对信局老板的称呼。 ⑦新加坡又称“实叻坡”，其国币华侨习称“叻币”。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