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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山关帝庙《公立关永茂碑记》，记载着清初朝廷不把铜山人纳入户籍，而铜山人统一认关帝为祖，以虚拟的“关永茂”为户主入籍，获准后聚众于庙内订公约，立碑石。虽为公约，字里行间却隐藏着铜山人鲜为人知的血泪史。自立碑之时起，关帝始“从神到人”，成为铜山人的祖先。这种返祖现象便赋予碑刻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间关帝信仰中返祖现象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中不可多得瑰宝，也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清初政治、军事与户籍赋役的珍贵实物资料。对于铜山，它是关帝信仰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志着铜山关帝信仰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关键词：东山关帝庙，碑刻，考析
  东山关帝庙，原称：铜山关帝庙，位于东山县铜陵镇东部的岵嵝山腰，依山而筑，濒临大海，气势磅礴。该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具有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而且是台湾众多关帝庙的香缘祖庙。该庙于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有数通明清时期的碑刻，其中《公立关永茂碑记》为《台湾外记》作者江日升所撰。因内容仅为一则乡里公约，碑文少有剔藓描丹，碑前又长年放置他物，故很少引人瞩目，更不要说加以研究了。数年前，笔者在建立文保单位档案时拓下了碑文，仔细辨读，颇觉字里行间，大有文章。本文则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对该碑作一番考析，试图揭示其立碑的历史背景、历史原因、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并以此请教于诸位方家。
  一.公立关永茂碑记
  《公立关永茂碑记》立于东山关帝庙二进东侧回廊，镶嵌于廊壁之上。石碑材料为花岗岩，通高228、宽89、厚19厘米。碑首委角，边饰回纹，额书：“公立关永茂碑记”。碑文竖行楷书阴刻，共19行，计617字，字迹清晰可辨。碑心留有两个浅坑，据说是抗战时期日本轰炸留下的弹片痕迹，使碑文至少有15字缺失。现将碑文照录如下，以供参考：
  公立关永茂碑记
  考之上世，吾铜乃海外岛屿，为渔人之寄足，民未曾居焉。迨明初，江夏侯德兴周公沿边设立，以此壤接粤境为八闽上游之要区设为所，以铜山名之，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至国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惟闽地炽於海氛故弃之。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故莘庵陈公於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貽燕善策。
  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候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画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於前第。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舛黠辈从中滋弊，蚕我子孙乎？於是公诸全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绝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大房：游继业、游琨玉、吴葛□□□□□江欧□□绍宗、蕃衍、洪庄文、桑傅谢康范苏
  二房
  三房：郑禎吉、唐绵芳、李玉承□□□廖光彩、吴日新、何兴隆、田兴邦、张发祥
  四房：陈思明、思聪、温思、恭思□□敬、思问、思难、思义
  五房：姚嘉謨、翁万年、蔡□□□马栋、崔国禎、朱天庆、孔阳、曾徐郭龚沙董杨颜詹石顾
  六房：林世发、世强、纪刚、世毅、发祥、发端
  七房：黄士温、士良、士恭、士俭、士让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阳月级旦
  珠浦东旭氏江日升撰
  撰碑者江日升，不愧为《东平纪略》、《台湾外记》的作者，笔力不凡，言简意赅，短短六百余字碑文，却包含了太多的信息。它涉及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历史、地理与人文，揭示了立碑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等等。尤为精彩的还在于碑题，本来这仅仅是一则民里公约，却不拘泥于习惯格式，抓住事件的中心，以“关永茂”点题，赫然醒目，发人深思。虽无明言，却已强烈地暗示着一种饱受磨难、飘忽迷茫中寻找归宿的深深渴望、一种久远而深厚的虔诚信仰。这两点在后面还会述及。
  碑文云：“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此应为立碑的近因，同时也一语道破了清代初期户籍与赋役制度的弊端。
  户籍与赋役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清虽承明制，但并非一承不变。例如，明代及清顺治初，军籍人丁并不交纳丁银，也不编审。“军丁的编审之例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1］是年饬令各卫所闲丁，按年编审纳银为帮贴之费。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军费开支浩大，清廷为筹饷，将军丁编审范围扩大到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四年后，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广也接到命令，“将卫所屯丁亦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2］。
  这一变化，对当时以军户为多数的铜山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铜山自明初设守御千户所，“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3。］要命的是朝廷在这里并没有实行“卫所屯丁亦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的政策，而是干脆削去军籍，又按旧例不编入民籍。故有“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4］的悲叹。铜山遂成了大清的弃民，走投无路，前景渺茫。
  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知县陈汝咸才将铜山（时隶属漳浦县）统为一户，以寄户的形式入册。据载：“陈汝咸，字莘学，号心齐，鄞县人。康熙辛末进士。三十五年由翰林庶吉士出知漳浦。以浦邑赋役不均，定二百家为一保，保二十甲，户实其丁口。编审日，通计阖县城丁若干，均编足额，立亲供单，每户田粮各填注实产，分限自封投柜。根租一田三主，详定大租，量给价值，田归业主，于是奸胥无所飞洒，强宗巨猾无所隐占诡寄包收，哀户孱民无所赔累。自明季来百余年积弊一清。”，［5］然而，此非长久之计。因为“并诸户而统为一户，遇编审之年，所谓亲供皆里长一人所自造。……其有势之人，必寻有里长衰弱之图立户，谓之顶班。无势者虽田连千顷，不得不受人节制，至单寒小姓，更无论矣！……完粮必经伊手，每丁必多收一二钱，每亩必多收四五分，皆相习为固然，……户内殷实与谨厚之士皆被其累。”［6］然而，此时的铜山实际上尚无真正属于自己的户籍。故碑文云：“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貽燕善策。”最终，竟然以关帝后裔“关永茂”为户主，统铜山各姓为一户，呈请编审，且获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画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於前第。”［7］从此，铜山人民不再是遭人歧视与蹂躏的弃民。
  品读碑文，知作者有过人的文笔、学识与才华。但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不能不对碑文中两处笔误作一校正。碑文：“故莘庵陈公於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的莘庵陈公，指的是时任漳浦知县的陈汝咸。《漳州府志》载：“陈汝咸，字莘学，号心齐，鄞县人。”《漳浦县志》、《铜山志》等也有相同记载。可见“莘学”是陈汝咸的字，并且是“莘学”而非“莘庵”。
  另外，“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之说可能有误。所谓黄册，即户口册籍，明朝实行兼户籍与赋役为一体的黄册制度。据考证，“清承明制，人丁编审与土地黄册互为表里。明清之际动乱，户口册籍毁于战火，赋役征派失去依据。顺治建国伊始，统治者即以‘丁人土地，用财赋之根本’，恢复明代编审旧制。”［8］五年进行一次人丁编审，十年进行一次攒造黄册，称“五年编审，十年大造”但两套制度并行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负担，尤其是黄册的攥造，越来越成为耗费浩大而无实际意义的一种形式。因此，康熙七年诏令停止黄册攥造，题准“直省钱粮，每岁终巡抚造送奏销册一本，开载地丁款项数目，又造送考成册一本，开列已完，未完分数，又五年编审，造送增减丁户册籍，立法祥尽，其每十年造黄册，繁费无益，停止攒造。”［9］可见，康熙四十年不可能再攥造黄册。也许，黄册制度自明初实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户籍档案称为“黄册”了。
  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该碑珍贵的历史价值。
  二.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
  对于隐藏在碑刻后面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原因，江日升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在碑中仅以“惟闽地炽於海氛故弃之”一语带过，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多说的。因此，要解读这方碑刻，便不能不对铜山那段特殊的历史有所了解。
  铜山位于东山岛东部，濒临台湾海峡，东海与南海在此交汇，自古便是闽南地区的通商港口，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之际，铜山是郑成功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又是后来遭遇康熙年间“迁界”浩劫的重灾区。这就是《公立关永茂碑记》立碑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而这一切均可在江日升的《台湾外记》中找到大量翔实的记载。
  早在顺治二年（1645）五月，“国姓与师莅铜”，［10］郑成功首次来铜山。三年后的顺治五年（1648），一年中他竟三次到铜山。江日升云：顺治五年（1648）五月，“郑成功据同安，以丘、林状猷、金作裕兰将守之，自领大队舟师铜山，候永历旨，以便会合恢复”［11］；同年“八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候广西永历信到”；［12］八月“五日方抵金门，侦报同安已破……遂移师镇海、铜山”。［13］。
  郑成功在铜山修造战船，训练水师，募兵措餉，招贤纳士。铜山人民对郑成功予以坚决的拥护与巨大的支持。有不少仁人志士投身到郑成功的事业，并为之流血牺牲。据《东山县志》载，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铜山就有五百多青壮年加入他的队伍。郑成功之后，铜山仍然是郑经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军事基地。郑氏父子依凭铜山这一可靠而坚强的基地，进退自如，与清廷周旋长达36年之久；铜山人民义无反顾地给予无私的支持，为抗清复明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故有南明大臣赞叹道：“铜为忠义文献之区，孤城抗战，我国家三百年深仁厚泽之报，仅得于铜。”［14］因此，清廷为剿灭郑氏集团，多次用兵，恨不能一举踏平铜山；也因此，后来对铜山实行“迁界”时，采用“焦土政策”的残酷手段。
  铜山“迁界”始于清康熙三年（1664）“甲申鼎革，天下非复明有弘隆建国不及二载，我铜为郑藩所据者几二十年而城郭宫室依然如故。不幸于顺治间，闽之部院李公率泰倡移海之说，兵部苏纳海主其议，是以康熙三年甲辰，西平藩统大兵勒移铜山百姓，先数日或买舟，或从陆尽逃窜于漳潮内地，兵乃于三月十三日过陈坪渡，十四十五日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不能不令人涕泪交颈也。”［15］对此，江日升有更详细的记述：“率泰知郑经已遁台湾，即移舟师到铜山。驰令各岛暨沿边百姓，尽移入内地。逢山开沟二丈余深、二丈余宽，名为‘界沟’。又沟内筑墙，厚四尺余，高八尺（一丈），名为‘界墙’。逢溪河，用大木椿栅。五里相望，于高阜处置一炮台，台外两烟墩，二（三）十里设一大营盘，营将、千（总）、把总率众守护期间。日则瞭望，夜则伏路；如逢有警，一台烟起，左右各相应，营将各挥众合围攻击。五省沿边如是。是时界弁兵最有权威，贿之者，纵其出入不问；有睚眦者，拖出界墙外杀之。官不问，民含冤莫诉。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更甚者督迁官兵，还乘机肆行掠夺，情景悲惨，不忍卒闻。““［16］
  尽管朝廷颁发“迁界禁海令”：不准寸板入海，货物不准进出，越界者不论远近，格杀勿论。但仍有一些铜山人为了配合郑经的斗争，冒死潜回自己的家园。实际上，自“迁界”至“复界”的16年间，东山岛虽然已成荒岛，但仍经常控制在郑经手里。据载：“康熙九年（1670）三月，郑经又派军镇守这已破碎不堪的铜山岛。十五年（1676）十一月再派铜山人陈骏音为漳浦铜山所安抚司。……康熙十六年（1671）四月，郑经又派奇兵镇黄应等军屯铜山、五都。六月廿四日再派刘国轩、何祐率领水师驻铜山，继续揭起抗清义旗。”［17］
  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郑经退守台湾，部将朱天贵叛变，铜山这个最后的抗清据点才被拔除。同年四月，清廷宣布“复界”。七月，铜山人民才陆陆续续回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家园，而“散而归者，十存二、三。”［18］
  明清交替的历史风云、惨绝人寰的“迁界”浩劫，给铜山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史家叹道：“孰知天命靡常，甲申一易，而防倭之人变为勤王之师矣；歌乐之区变为哭泣之野矣；文章之子弟变为忠贞之肝胆者，悉以歼绝无遗矣。呜呼！周蔡苦心之所经营明朝，数百年之所培养，一旦而弃置无余，可悲孰甚焉。虽然，铜之兴，明兴之也。自明兴之而自明废之，废亦何憾，最可惜者，铜之众殉明之众也，铜之乡殉明之乡也。铜之众殉明者既已寂寞无知矣，铜为殉明之乡又焉能知之故。”［19］这正是铜山人民不幸命运的真实写照。
  虽然铜山人民终于重返家园，但因清廷对铜山人民敌视与歧视，既削去铜山人原有的军籍，又不将其编入民籍，严重损害了铜山人的利益与尊严。铜山人成了无籍之民、大清弃民甚至是非法之民。没有什么比失去公民基本权利与尊严更为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铜山人民苦苦挣扎了二十余年，直到康熙四十年才看到了希望。
  至此，隐藏于碑刻后面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似乎清晰了然，但问题并未完全了结。铜山人如何争取入籍？为何以“关永茂”立户？立碑除了具公约的实际功能外，还蕴含何种更为深刻的意义？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三.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
  如上所述，一则民里公约，却以“关永茂”点题，虽无明言，却已强烈地暗示着一种饱受磨难、飘忽迷茫中寻找归宿的深深渴望、一种久远而深厚的民间信仰。对此，一则流传久远的传说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对东山仍然采取放弃蔑视的态度，不予承认，不予注册入籍。相传，关帝闻讯后，策马前往漳浦，向县令陈汝咸辩诉，取得县令同情，表示向康熙皇帝奏议。回庙后，又托梦岛上各大姓族长，敦促各姓到关帝庙开会，商议申请入籍事宜。各族族长立即会集庙中，悟得关帝托梦缘由，无不感恩戴德，稽首跪拜，立誓愿做关帝裔孙，并立‘关永茂’名字为注籍户主。在县令陈汝咸的帮助下，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东山人民方被批准承认为清朝子民，豁减赋税使役。因此，东山人民对关帝信仰越来越深刻。为了感激关帝恩泽，从注册之日开始，家家户户悬挂关帝画像，作为自己祖先奉祀，并订定每年五月十三、六月廿四日，为全岛人民谒庙向关帝祝嘏典祭日子。”［20］
  现在，东山人确实视关帝为自己祖先，男女老幼皆称关帝为“帝祖”，家家户户悬挂关帝像于正中，先辈灵牌反而列于两侧，完全以祭祀祖先的仪式加以奉祀。再说，碑文云：“於是公诸仝人，当神拈〓，分为七房”，说明确实曾在关帝庙里举行会议，况且又立碑于庙内。
  因此，除了关帝策马与托梦的情节外，该则传说实际上是一小段可信的口传历史。
  当时，铜山人民所忠诚的明朝已经灭亡，郑氏集团给予的希望业已破灭，清廷又将他们遗弃。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本来就是保护神的关帝身上。因此，他们更愿意真正成为关帝的子孙，希望关帝不仅仅是神，而是能够真正出来保护他们的人。也因此，便有了以“关永茂”立户的想法。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兴盛且普及朝野。也许，正是铜山人民虔诚的关帝信仰感动了知县，才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无论如何，“关永茂”事件，足以表明铜山人民对关帝的信仰程度。
  铜山人民崇拜关公，有其特殊的原因。东山是海岛，生业以捕鱼为主，而海上作业风险大，渔民们很需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义气，这与关公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时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忠义思想正好相合。因此，渔民尤其信仰关帝，必置关帝神龛于船中。另一方面，东山这孤岛，历史上倭患不断，在抵御外侵、保卫家园的战争中，更需要“忠勇仁义”这种精神力量。因此，关帝信仰早就深深地扎根于铜山人民心中。
  有人认为：“铜山自古受关帝忠义思想熏陶，产生了诸多仁人义士，诸如为节义而殉节的大学士黄道周，与张献忠作战而受磔刑献身的七省军务陈瑸，与张献忠作战被剐献身的四川巡抚陈士奇，与李自成部将贺锦作战被磔献身的甘肃巡抚林日瑞等，都是东山人。又据明清泉南夏琳元斌《海纪辑要》（卷一）载：永暦暦五年春二月（1651），清巡抚张学圣会提督马得功袭厦门，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曾樱不肯受辱自杀。其门人陈泰冒险出其尸殯於金门，陈泰就是铜山人。”［21］甚至认为：“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客观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可以借助铜山关帝来保护他的军队，统一思想，激励士气。”［22］
  铜山如此久远而虔诚的关帝信仰，是一片深厚的精神沃土。这片精神沃土培育了铜山人忠义仁厚的人文性格，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公立关永茂碑记》。
  在劫后百业待兴而又人心涣散的铜山，这一通碑刻不仅具有规范行为、建立秩序的现实意义，更有团结乡众、凝聚人心、恢复尊严的现实意义。立碑后的铜山人民，便开始团结一致，重建家园，逐渐开创了新的昌盛时代。如果说，这通碑刻是铜山人民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在推动铜山人民命运转变并前行的巨大力量中，关帝信仰一定是其中之一。
  然而，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向世人公布了关帝“从神到人”的宣言。
  众所周知，中国关帝信仰经历了“从人到神”的发展过程，而这里却出现了“从神到人”的返祖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从神完全变为人，这里的关帝虽成了铜山人的“帝祖”，但同时还是神。这就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人神相近、人神混杂、人神合一的特征及其强调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最终发展并演变成西方的“文艺复兴”。这个类比未必恰当，但这种“从神到人”的返祖现象，为中国民间的英雄人物崇拜源于祖宗崇拜的理论提供了直观的力证。同时，它以具体生动的实例，说明作为民间信仰的关帝信仰，与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崇拜对象既有神的威严，又具有可亲近的人的感情。实际上这种返祖现象普遍存在于诸多民间信仰的心理活动中，多以模糊的想象或意念形态内敛于心中。而这通碑刻却明确了那种想象或意念并使之外化，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这通碑刻是中国民间关帝信仰中返祖现象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中不可多得瑰宝。它对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清初政治、军事与户籍赋役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铜山，这通碑刻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铜山关帝信仰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注释： ［1］［2］《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 ［3］［4］［7］见《公立关永茂碑记》碑文。 ［5］清·沈定均修、清·吴联薰增纂、今人陈正统整理《漳州府志》26卷，宦绩3，中华书局，2011年4月。 ［6］清《漳浦县志》（卷八赋役志），漳浦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2004年12月。 ［8］聂红琴：清代前期的户籍与赋役，《史林》2001年第1期。 ［9］《康熙大清会典》卷24（户部八，赋役一）。 ［10］清·陈振藻《铜山志·卷六·选举志》，（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11］［12］［13］清·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六。台湾，智扬出版社。 ［14］清·陈振藻《铜山志·忠匡伯张公德政碑》（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15］清·陈振藻《铜山志》（追志铜山人物序）（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16］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17］林友辉：清初铜山三次迁界史话，《东山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10月。 ［18］李猷猷明总纂《东山县志》（民国稿本）卷二·大事记。 ［19］清·陈振藻《铜山志·明铜山所志》，（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20］陈汉波：东山与台湾关帝文化缘系小考，《东山文史资料》第10辑，1993年8月。 ［21］［22］林定泗：郑成功东山史迹考，《第二届金门一澎湖一东山三岛交流论坛论文集》金门县政府编印，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