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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成功（1624-1662）是中华民族英雄，三百多年来，倍受全国人民尤其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尊敬和崇拜。明末清初，郑成功为反清复明，尤其是为收复台湾，以铜山（今东山）为筹师地之一，以金门为出师地，以澎湖为首达地，并在这些地方留下大量史迹，成为珍贵的度史文化遗产。当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开展经济、文化与旅游合作，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必将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郑成功东山史迹做一番全面考证，使之融入三岛郑成功旅游专线，以裨于三岛资源互补、优势共享的文化旅游合作。
  纵观郑成功反清复明尤其是收复台湾的各项筹备工作，铜山（今东山）可谓首屈一指。他先是选择了铜山，并四次到铜山具体谋划；再是委派亲信干将经营铜山，终于把铜山打造成最稳固的筹师基地。
  一、郑成功四次莅临铜山的经历
  早在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5月前，郑成功就第一次到铜山。据清陈振藻《铜山志·卷六·选举志》载：“弘光元年乙酉，国朝顺治二年……国姓与师莅铜。”这里的“国姓与师”，指的就是国姓爷郑成功同他的军队。我们知道，弘光帝是在这一年的5月被俘杀的，因此“国姓与师莅铜”的时间当在1645年5月之前，亦即胸怀鸿鹄之志的郑成功早在他22岁上半年的时候，就看上了铜山，并率领他的军队到此。又据（明清）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黄道周、郑芝龙等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隆武”。再又据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64页）载：郑芝龙于当年九月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寄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称国姓。”这里，隆武帝希望“朱”姓的江山能“成功”恢复并借此使郑芝龙“顾名思义”。遗憾的是郑芝龙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倒是他的儿子郑森从此义无反顾，为恢复朱姓江山而奔走驱驰。如果说，几个月前郑成功与他的军队到铜山，其鸿鹄之志尚未具体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朱成功”，反清复明的志向已经很明确了。
  郑成功第二次到铜山，为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五月。时“郑成功据同安，以丘缙、林状猷、金作裕三将守之，自领大队舟师铜山，候永历旨，以便会合恢复。”（《台湾外志》卷六第91页）郑成功此次来铜山，目的是要等候永历帝的圣旨，使自己今后的军事斗争师出有名。为什么候永历旨非得到铜山？就因为当时永历皇帝在广西桂林，永历帝的使臣将坐船由广西入福建，而铜山便是使臣入福建最近也最为安全、方便的港口。
  郑成功第三次到铜山，在清顺治五年八月（永历二年，1648）。这时，郑成功急切地等候永历帝使臣带来的圣旨，可是这道圣旨却迟迟未到。为此，郑成功一边等候，一边利用铜山这个基地，加紧“复明”的人力物力准备。据《台湾外志》（卷六，第92页）载：“八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候广西永历信到。”
  郑成功第四次到铜山，还是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八月。正当郑成功在铜山边候旨边做复明的人力物力准备的时候，“忽接叶、陈、邱、林（即同安知县叶翼云，教谕陈鼎，守将丘晋、林壮猷）告急请援文，（郑成功）即整大队舟师回救”，但由于风向不对，舟师“五日方抵金门，侦报同安已破……遂移师镇海、铜山。”（《台湾外志》卷六第92页）这是郑成功第四次到铜山。
  到铜山后，郑成功到底住了多长时间，有关史书上没说，但是我们可以从有关史书对此的表述做推测。据《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载：在郑成功于八月移师镇海、铜山后，适逢“漳浦守将王起棒谋降，事泄，弃家从旧镇入铜山，成功受降。”可见，郑成功在王起俸入铜山时，还在铜山。又据明清泉南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守将王起俸降，（郑成功）遂由云霄抵诏安。”那么，在守将王起俸投降后，郑成功是于何时到云霄？据《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载：“十月，江于灿、黄志高同太监刘玉赍（音ji。持；带；送）永历诏到，晋封成功威远侯。功拜受毕……遂兴师从云霄白塔登岸……遂率众攻城……城陷。”即是说，郑成功在铜山“候广西永历信到”后，即从铜山起兵，进攻邻近的云霄城，城陷后才往诏安。这就是说，郑成功此次在铜山逗留的时间，从顺治五年八月到十月约两个月时间。（但据《诏安县志》载：顺治六年，郑成功在铜山。时漳浦守将王起俸（时为清军副将）谋叛事涉，弃家从旧镇入铜山。成功受降，授铁骑镇，寻改正兵镇。同柯宸枢联络铜山等处，募兵措饷。《诏安县志》所载，与《台湾外志》和《海纪辑要》所载时间相差一年）郑成功终于等到了永历皇帝的诏书，就等于他今后的反清复明斗争能够被天下人视为正统而师出有名，由此也可以广召天下仁人志士，联络并联合各派反清力量，以完成复明大业。这正是反清复明军事斗争必须首先解决的先决问题。
  二、郑成功经营铜山的多方位举措
  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先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之情事。
  郑成功在铜山，是如何“整顿船只”呢？笔者以为，这里的“整顿”，除了有整治船只编队、整饬军事管理等之外，还有修造设置的意思，即修造兵船。已故厦门大学历史学教授庄为玑先生就曾考证说，郑成功的最大造船厂就在东山岛。（《石狮日报？揭开郑成功古战船秘密》2003.12.24）铜山自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铜山水寨署，配备福船、哨船、快马船、冬船等；到景泰三年（1452）铜山水寨由井尾澳移至铜山西门澳，修船造船便成为水寨的必做之事。因此可以说，铜山修造船，由悠久的历史，也必然有一支修造战船的能工巧匠；尤其是铜山的比邻地区云霄、诏安、漳浦、平和山区，有足够的造船材料，并且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的河流如漳浦的漉溪、云霄的漳江、诏安的东溪放排经过东山内海到铜山水寨的西门澳。因此说，郑成功在铜山修造战船，当是长期的事务。
  在铜山城西的水寨大山北麓，曾有郑成功军队的船坞。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位于水寨大山附近的后澳避风港，就曾从该地的淤泥深处挖出古代船只的龙骨和船板。因此说，郑成功的整顿船只，除了整治船只编队、整饬军事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修造船只，换言之，郑成功借助铜山的优越造船条件修造战船，对反清复明尤其是东进台湾，无疑会发挥重大作用。除了修造战船之外，还得购置船上武器及其它物品。《台湾外志》（卷十一）载：清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成功遣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到铜熕（铜制大炮）、鹿铳、盔甲、倭刀。东山县博物馆收藏有几十年来在东山海域打捞的相当多的日本造铜炮、铜铳、弹药。2000年1月23日，东山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山岛东南端冬古村的浅海处，发现一处古沈船遗址，并采集了其出露的丰富文物。经研究分析，该沈船属郑成功水师战船。出水的文物有兵器、瓷器、船构件、货币和其它五类。兵器主要有铁炮4门、铜铳5杆、地雷手雷各数十枚及大量弹丸火药等。瓷器主要有碗、盘、杯、碟、壶等。船构件主要是一些船板残片和两枚圆柱形船侧铸铁带缆桩。沈船船身总长估计在30米以上。货币类有两枚“永历通宝”铜钱。“永历通宝”的发现，为判断沈船年代提供重要的依据。当时“在东山岛海域驰骋的舟师，除了握有制海权的郑氏舟师外，别无他师……因此，有理由推断沈船当属郑成功战船。”（陈立群：《郑成功战船沉没遗址惊现东山岛》）从东山岛冬古村发现的这艘郑成功战船，虽然不能说明它就是铜山水寨修造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联想到当年经过整顿后的此类船只，在台湾海峡破浪东进，训练有素的士卒威武地排列在甲板上高声呐喊，以抒发收复台湾的雄心。
  那么，郑成功在铜山，又是如何“训练士卒”呢？虽然今天我们无法看到当时训练士卒的壮观场面，但是，历史留下来的诸多的物证，完全可以左证这个问题。在水寨大山北面，有一镌刻有“仙峤瑶台”的巨石，这里就是当年郑成功及其将领们训练水师的水操台。站在巨石之上，但见眼前碧波万顷，百舸争流；在靠右边地方，就是被当地百姓称之为“大宫”的妈祖庙，也是水军出师放洋祭江的地方。由于这里地处东山内海，水域广阔而且具有较高的隐蔽性，非常适合水军的训练。可以想见，当年郑成功在这里指挥战船，海上军旗林立，呼声震天的壮烈场景。在水寨大山的铜山石室内，有一块镌刻着《仙峤记言》的石碑（高170厘米，宽70厘米），饰有祥云拱日图案，碑文记载南明永历六年（1652）正月郑成功驻铜山部将洪旭、张进、黄廷、甘辉、万礼、余宽、卢若腾、黄兴等43人捐银修建观音堂之事。这么多的军事将领留名于此，完全证明当时有更多的士卒也曾驻扎在这里。在水寨大山下的后澳港边，有一块镌刻着“万军井”的巨石，石旁有一口古井，是当年为供应郑成功水师饮用而开凿的。由此可见，铜山确是郑成功训练水师的绝妙之地。
  再谈郑成功利用铜山这一军事基地“募兵措饷”的事。
  据明清泉南夏琳《海纪辑要》（卷一）载：“（永历二年，1649）八月，（清军）遂陷同安……自同安败后，赐姓往铜山募兵，”在郑成功多年的反清复明战斗中，需要大量的兵将，这些兵将的来源，大部分都是来自忠于明廷的闽南人。《台湾外记》（卷六）所讲的“联络铜山等处”募兵，即包括铜山及其周边地区的诏安、云霄、漳浦等地招募的兵员。虽然我们至今无法知道郑成功军队全部士卒的籍贯，但是从其中的诸多将官的籍贯，便可知其兵源。单永历三年（1650）五月活动于诏安、平和、云霄一带的两千多名农民起义军，就由施琅引荐投奔郑成功，其首领、平和人万礼又在以后的战斗中迅速成长，成为郑成功“五虎将”之一。原镇守铜山的军事首领南昌伯朱寿，就是铜山顶街朱姓人；湖广武进士出身的礼官陈瑞龙，原为铜山参将，官至都督，后依郑成功。被称为海澄公的黄梧，心腹属将赖玉、罗栋也都是平和人。多有才学经济的刘玉龙、蔡禄部将陈华、被郑成功高参陈永华视为“勇略可人”的江胜、武艺高超的蓝登，都是漳浦县人。总督承天府南北诸路的大将周全斌心腹将领沈吉，是诏安人。虽然这些人不一定都是通过铜山招募来的，但是通过铜山的地利，以此做为联络点，发动和招募兵员，肯定很有益处。又据《东山县志》记载，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单铜山有500余名青壮年随师赴台参战。可见，郑成功利用铜山做基地，联络周边地区的义士加入其反清复明的队伍，无疑是高招。
  再之，郑成功又怎么利用铜山“措饷”的呢？确实，在郑成功军队长期军事斗争中，筹措粮饷一直是个难题。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这一年福建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郑成功不得不与郑彩（同安县人，隆武帝时封永胜伯，鲁王监军入闽封建国公，永历元年挟鲁王退守厦门）连手，经过铜山，组织大批的船只前往广东购买粮食；同时也在铜山附近的诏安措饷。尽管铜山周边各县，都是闽南著名的产粮区，尽管该地区民众诚心拥护郑成功，但民以食为天，措饷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一疏忽，便容易产生军与民争食的问题。为此，郑成功派甘辉维持地方稳定，在很大方面就是为解决因措饷与地方发生的矛盾。（《台湾外记》卷六第92页）郑成功尽管在措饷方面做了最大努力，但是军中缺粮问题继续存在。顺治八年十二月（永历五年，1651）……郑成功因其军队“士卒繁多，地方狭窄，以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优”（《台湾外志》卷六第105页）
  郑成功措饷，得到了铜山人们的无私援助。据刘小龙先生的《海峡神缘·演武亭万福公》一文中介绍郑成功措饷中，铜山“贵人公”故事而可见一斑（此故事在东山家喻户晓）。据该文（第82页）介绍，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东向收复台湾，因战事拖延粮饷不济，急令铜山军民运送兵粮驰援。一位海商义无反顾，几次亲自督船运粮到攻台的郑成功军营中。以后官兵们每看到该海商运粮船到达，便亲切地称之为“贵人公”。不幸此海商及船员在返航途中遇难，人们打捞到他们的尸体，安葬于铜山万福公处。嗣后，军民建祠奉祀，仍称其为“贵人公”。可见，郑成功利用铜山措饷，一得益于周边丰富的粮食资源，二得益于当地百姓的踊跃支持。因此说，郑成功借助铜山地利、人和以措饷，作用巨大。
  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客观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可以借助铜山关帝来保护他的军队，统一思想，激励士气。据今立于铜山关帝庙的明正德十一年（1516）的石碑，其中《鼎建铜城关帝庙记》一文就明示：洪武二十年周德兴建铜山关帝庙，初衷就是“以护官兵”。《台湾外记》（卷十一）载：郑成功欲东向收复台湾，其手下将领们意见不一。宣毅后镇吴豪认为：“怎奈荷兰人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臂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黄廷认为：“台湾地方闻甚广润，实未曾到，不知情形。如吴豪所陈红毛炮火，果有其名。况船只又无别路可达，若必由炮台前而进，此所谓以兵与敌也。”建威伯马信认为：“不如统一旅前往探望，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相商，亦未为晚。”铜山民间传说：面对各将领的意见不一，郑成功派快马到铜山关帝庙请关帝定夺。关帝明示：郑成功匡扶社稷，其诚可嘉。关帝将庇佑其化险为夷，直至逐走荷夷收复台湾。听到关帝的明示，郑成功军营里顿时群情激愤，勇气倍增。在铜山，不管是军营还是民间，关帝被奉为最灵验的神灵而威名远扬。又据《台湾外记》（卷十一）载，当年郑成功舟师东进，留下张进、蔡禄、郭义守御铜山。蔡、郭暗通黄梧，欲投诚，未知吉凶，蔡竟也到关帝庙求签，得第十七首《石崇被难》，为下下签，诗曰：“田园价贵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台湾外记》作者江日升就此评日：“天意既如此，帝心怎奈何？一签明说破，报应岂蹉跎。”后二人结局可悲，其中蔡禄父子被清圣祖捕杀；郭义虽为“精奇尼哈番”（子爵）却在湖南兵败逃往官山，其女上吊自杀，这是后话。由此可知，郑成功选择铜山，借助关帝神灵的庇佑，促其凝聚人心，统一全军思想，收复台湾产生了重大作用。
  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促使他在铜山招募了诸多人才。铜山自古受关帝忠义思想熏陶，产生了诸多仁人义士，诸如为节义而殉节的大学士黄道周，与张献忠作战而受磔刑献身的七省军务陈瑸，与张献忠作战被剐献身的四川巡抚陈士奇，与李自成部将贺锦作战被磔献身的甘肃巡抚林日瑞等，都是东山人。又据明清泉南夏琳元斌《海纪辑要》（卷一）载：永暦五年春二月（1651），清巡抚张学圣会提督马得功袭厦门，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曾樱不肯受辱自杀。其门人陈泰冒险出其尸殡于金门。这陈泰，就是铜山人。
  在铜山为郑成功军队占据时期，有不少仁人志士到郑成功麾下任职。据《铜山志·卷十杂志》载：“郑成功……割据时，铜庠生之仕于伪朝者有林调鼎户部司务、黄见常监纪司、许应梦南日学官、游戴酢厦门通判、谢元宾诏安训导、谢若魁教谕、陈骏音监纪、武大成晋南地方、陈昌言监纪、翁求多左镇。又伪郑曾设铜山安抚司，以陈骏音充任。”
  又据《铜山志》载，知恩图报的铜山百姓，竟为有德于民的忠匡伯张进建生祠。著名明末清初明朝、南明大臣辜朝荐云：“铜为忠义文献之区，孤城抗战，我国家三百年深仁厚泽之报，仅得于铜。”（《铜山志·忠匡伯张公德政碑》）这里的“孤城抗战”，指的是明亡后铜山百姓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大业。铜山人民因为反清复明的情结，也付出巨大牺牲，全城人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才被允入正籍，期间遭受清廷的压迫和剥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铜山在许多时候，还是郑成功父子的避难地。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十月，明藩主郑经部将周全斌军溃，退守铜山。（《明季稗史》）翌年（永历十七年，1663），明藩主郑经由厦门败退铜山。有了这个坚固的堡垒，尽管“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差使到铜山招抚”，而郑经就可以“不受。”（《台湾外志》卷十二）
  概而言之，郑成功选择铜山为反清复明的筹师基地，在此候永历圣旨以号召天下，使之出师有名；利用铜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募兵措饷，广罗人才，使之兵甲粮草充足；又得益于铜山关帝庇护，助其反清复明、收复台湾之大业。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其筹师之地，证明了他的独具慧眼，也证明了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筹备基地的巨大作用。三、郑成功对守御铜山的重视和清军对铜山的进犯。
  为了长期占据铜山，郑成功总挑选亲丁干将或武艺高强者戍守；而清廷也总想利用铜山挟制郑成功。
  据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和明清夏琳《海纪辑要》（卷一）及清陈振藻《铜山志》等史书记载：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四月，郑成功令由亲丁镇张进代朱寿守铜山。尽管朱寿是铜山籍人，且忠勇可鉴，但郑成功还是不放心，非得由他手下仅有的两个亲丁镇官员之一来防守不可。所谓亲丁，指亲属中有血统关系者，用当今的话说，即嫡系部队。五年后，即清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七月，郑成功又“令黄元、郭华栋二镇领本部将士下铜山，同张进协守。”（《台湾外记》卷九第136页）期间，碰到一件大事：“八月，贝勒知成功犯福州，与李率泰相议：一面拨梅勒章京阿格商统领骁骑救援福州，一面遣提督马得功带兵由云霄八尺门渡江袭取铜山，效击魏救韩之法。”（《台湾外记》卷九，第138页）九月初六日，清军福建提督马得功领兵至八尺门，欲渡海进攻铜山。守将张进侦知，“遣黄元、郭华栋统众来敌。得功屡挥军欲渡，悉被华栋等踞险攻击，死伤甚众。得功见其有备，遂抽师周回。郭华栋报捷于成功。”（《台湾外记》卷九，第138页）
  又过了四年，到清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清军想趁郑成功军队江南之败喘息未定，欲前来攻击。为保住铜山和南澳，郑成功亲自调遣：“驰檄南澳忠勇侯陈霸，准备船只，防敌苏利、许龙。又另檄铜山忠匡伯张进出熕船于官仔前游扬，以作南澳援师；谨守八尺门炮台，以备陆路渡江。”（《台湾外记》卷十一，第161页）翌年正月，即在郑成功准备舟师台湾时，为铜山等岛屿的安全，郑成功“命世子经监守各岛”，又“拨郭义、蔡禄二镇，带本部兵土前往铜山，与张进协守，策应南来之师。”在蔡禄、郭义、二镇叛变后。郑经又令洪天佑同黄元相继守铜山。（《台湾外记》卷十一，第167～174页）
  据清·陈振藻《铜山志·卷三武备志》载：“铜山为海寇所据……几四十年”。尽管期间有短暂的被清军占据的日子，但不久又被郑军重新占领，直到康熙十九年复界，铜山基本还在郑氏集团的手中，前后共近36年。可以说，铜山做为大陆沿海反清复明的军事重镇，其存在时间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郑成功父子对铜山这个反清复明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也足见为守御它而付出的代价是多么高昂。
  综上所述，东山作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筹师地之一，保留下来的丰富史迹，足以融入三岛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倘若三岛联合构建郑成功筹师铜山——出师金门——首达澎湖——攻占赤坎的旅游专线，将为海峡旅游天地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笔者：林定泗东山二中高级教师、原东山县教育局副局长）